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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东汉后期 士人 党锢之祸
士人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汉后期的政治显示出其特殊性，如太后临朝、外戚用事、宦官专权等。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东汉的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东汉后期，指的是从殇帝刘隆开始至于献帝刘协这十代皇帝所统治的时期。且本文所探讨的士人政治，主要强调的是士人阶层的精英分子对政治的参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形态。这里主要就是指以李膺等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同宦官的政治斗争——党锢之祸。
一
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使士人进入官僚队伍，到东汉前期士大夫官僚集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官僚队伍中处于核心地位。专制皇权利用士人作为统治工具，所以到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膨胀，已经成为有相当数量和很大影响的社会政治势力，形成了与封建统一政权最高政治权威——专制皇权相颉颃的局面，二者矛盾激化。这是造成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士大夫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密切联系，使他们拥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汉代“一个高级官员的年收入相当于720亩一般土地的收成”［1］P542，即使一般官吏，也是“一岁典职，田宅兼并”［2］P545。另外东汉官吏的各种馈赠和封赐也很多，他们将一部分薪俸、馈赠、封赐等财富转化为土地资源，如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3］（《马援传》）。并采用田庄的方式经营这些土地资源，田庄经济为士大夫政治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他们政治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后盾。
（二）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士大夫本身世族化。东汉后期的经学世族，累世专攻一经，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上千。这也正是东汉后期“朋党”之风日盛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名士的士大夫化，进一步扩大了士大夫的社会基础和影响。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始通过征召等方式奖励名节之士，到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名士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是中央和地方辟主辟除的主要对象，如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士大夫的世族化、名士的士大夫化，使东汉后期士大夫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政治影响扩大。内有士大夫之间的相互推重，外有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呼应、声援和地方大族、名士等的支持，以太学为政治中心，形成了与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二
桓帝、灵帝时期“党锢之祸”的发生，宦官集团的活动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宦官集团之欲消灭士大夫集团，实为权利之争。
第一次是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其前奏是上一年河南尹李膺的属官成瑨、陈眰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南阳大滑”张凡及其宗族、宾客两百余人，并不顾朝廷大赦之令将他们全部诛杀。与此同时，太原太守陈眰也不顾赦令诛杀了肆行贪虐的宦官赵津。宦官遂大举报复，授意有关衙门逮捕了成瑨、陈眰，并上奏请将二人弃市。太尉陈蕃紧急联合司徒刘矩、司空刘茂联名上书请求宽宥二人，桓帝正为成瑨、陈眰目无朝廷而勃然大怒，三公的联名上疏求情更让他震怒，乃切责三公。慑于高压，刘茂、刘矩缄默，而陈蕃再次犯颜直谏，力陈二人确属精忠朝廷，只是除恶之心太过迫切。但因桓帝对轰轰烈烈的清议风潮已经产生了一些反感，而成瑨、陈眰又无视朝廷政令，这使他有理由怀疑清流派官僚的忠诚，最终将二人处死［3］（《陈蕃传》）。陈眰和成瑨之死无疑表明，清流派士大夫与桓帝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矛盾。而接下来宦官党羽、河内方伎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将其逮捕后，虽遇赦不赦，毅然将其处死一事，遂授宦官镇压党人以口实。于是宦官便不失时机地教唆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桓帝，“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3］（《党锢列传序》）。而这种别有用心正触到了桓帝的痛处而使其震怒，遂下诏逮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两百余人被捕下狱。后经窦武及尚书霍谞等人说情和其他力量影响，桓帝在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免党人，但将他们“禁锢终身”。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朝廷对两百余名清流派人士捕而复赦，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党人”的斗志。汝南名士范滂被赦南归，汝南、南阳数千士大夫的盛大欢迎场面，无疑是一种胜利感的宣泄。朝廷对赦免的“党人”虽实行禁锢，终身不准为官，但许多清流名士尚未到家，就有不少公府、州郡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结交并任用他们为官。显然地方州郡与朝廷的政治立场及道德评判价值体系相左，这无疑更煽起了士大夫集团的斗争激情，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反对宦官的浪潮更加高涨。各种标榜“党人”的名号便随之出现：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李膺、王畅等为“八俊”，尹勋、范滂等为“八顾”，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度尚、张邈等为“八厨”。［3］（《党锢列传序》）“党人”之具有蔑视意味的举动，为专权之宦官所仇视，宦官又一次对“党人”举起了屠刀。此次党祸的起因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东部督邮张俭数次上书劾奏宦官侯览及其母罪恶，奏书均被侯览扣留而未能达于桓帝，他一怒之下便派人毁了侯家的坟茔，并没收了侯家的财产。侯览伺机报复，乃授意张俭同乡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3］（《党锢列传序》）于是杜密、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杀，且“诸附从者，锢及五属”。此次对党人镇压之酷烈、镇压面之广，均大大超过前次。
党人失败的党锢之祸说明了党人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越出忠君国、清君侧的局限，更未能有改造封建專制政体的想法，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与皇帝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外戚和宦官作对，其结果只能是自取败亡。
三
虽然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应该对这场历史悲剧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试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二）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三）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宦官暴政，道德沦丧，士风败坏。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可嘉。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许倬云.汉代农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王充.论衡·程材篇［A］.新编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95.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关键词： 东汉后期 士人 党锢之祸
士人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汉后期的政治显示出其特殊性，如太后临朝、外戚用事、宦官专权等。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东汉的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东汉后期，指的是从殇帝刘隆开始至于献帝刘协这十代皇帝所统治的时期。且本文所探讨的士人政治，主要强调的是士人阶层的精英分子对政治的参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形态。这里主要就是指以李膺等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同宦官的政治斗争——党锢之祸。
一
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使士人进入官僚队伍，到东汉前期士大夫官僚集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官僚队伍中处于核心地位。专制皇权利用士人作为统治工具，所以到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膨胀，已经成为有相当数量和很大影响的社会政治势力，形成了与封建统一政权最高政治权威——专制皇权相颉颃的局面，二者矛盾激化。这是造成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士大夫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密切联系，使他们拥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汉代“一个高级官员的年收入相当于720亩一般土地的收成”［1］P542，即使一般官吏，也是“一岁典职，田宅兼并”［2］P545。另外东汉官吏的各种馈赠和封赐也很多，他们将一部分薪俸、馈赠、封赐等财富转化为土地资源，如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3］（《马援传》）。并采用田庄的方式经营这些土地资源，田庄经济为士大夫政治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他们政治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后盾。
（二）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士大夫本身世族化。东汉后期的经学世族，累世专攻一经，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上千。这也正是东汉后期“朋党”之风日盛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名士的士大夫化，进一步扩大了士大夫的社会基础和影响。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始通过征召等方式奖励名节之士，到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名士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是中央和地方辟主辟除的主要对象，如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士大夫的世族化、名士的士大夫化，使东汉后期士大夫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政治影响扩大。内有士大夫之间的相互推重，外有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呼应、声援和地方大族、名士等的支持，以太学为政治中心，形成了与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二
桓帝、灵帝时期“党锢之祸”的发生，宦官集团的活动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宦官集团之欲消灭士大夫集团，实为权利之争。
第一次是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其前奏是上一年河南尹李膺的属官成瑨、陈眰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南阳大滑”张凡及其宗族、宾客两百余人，并不顾朝廷大赦之令将他们全部诛杀。与此同时，太原太守陈眰也不顾赦令诛杀了肆行贪虐的宦官赵津。宦官遂大举报复，授意有关衙门逮捕了成瑨、陈眰，并上奏请将二人弃市。太尉陈蕃紧急联合司徒刘矩、司空刘茂联名上书请求宽宥二人，桓帝正为成瑨、陈眰目无朝廷而勃然大怒，三公的联名上疏求情更让他震怒，乃切责三公。慑于高压，刘茂、刘矩缄默，而陈蕃再次犯颜直谏，力陈二人确属精忠朝廷，只是除恶之心太过迫切。但因桓帝对轰轰烈烈的清议风潮已经产生了一些反感，而成瑨、陈眰又无视朝廷政令，这使他有理由怀疑清流派官僚的忠诚，最终将二人处死［3］（《陈蕃传》）。陈眰和成瑨之死无疑表明，清流派士大夫与桓帝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矛盾。而接下来宦官党羽、河内方伎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将其逮捕后，虽遇赦不赦，毅然将其处死一事，遂授宦官镇压党人以口实。于是宦官便不失时机地教唆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桓帝，“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3］（《党锢列传序》）。而这种别有用心正触到了桓帝的痛处而使其震怒，遂下诏逮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两百余人被捕下狱。后经窦武及尚书霍谞等人说情和其他力量影响，桓帝在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免党人，但将他们“禁锢终身”。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朝廷对两百余名清流派人士捕而复赦，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党人”的斗志。汝南名士范滂被赦南归，汝南、南阳数千士大夫的盛大欢迎场面，无疑是一种胜利感的宣泄。朝廷对赦免的“党人”虽实行禁锢，终身不准为官，但许多清流名士尚未到家，就有不少公府、州郡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结交并任用他们为官。显然地方州郡与朝廷的政治立场及道德评判价值体系相左，这无疑更煽起了士大夫集团的斗争激情，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反对宦官的浪潮更加高涨。各种标榜“党人”的名号便随之出现：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李膺、王畅等为“八俊”，尹勋、范滂等为“八顾”，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度尚、张邈等为“八厨”。［3］（《党锢列传序》）“党人”之具有蔑视意味的举动，为专权之宦官所仇视，宦官又一次对“党人”举起了屠刀。此次党祸的起因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东部督邮张俭数次上书劾奏宦官侯览及其母罪恶，奏书均被侯览扣留而未能达于桓帝，他一怒之下便派人毁了侯家的坟茔，并没收了侯家的财产。侯览伺机报复，乃授意张俭同乡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3］（《党锢列传序》）于是杜密、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杀，且“诸附从者，锢及五属”。此次对党人镇压之酷烈、镇压面之广，均大大超过前次。
党人失败的党锢之祸说明了党人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越出忠君国、清君侧的局限，更未能有改造封建專制政体的想法，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与皇帝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外戚和宦官作对，其结果只能是自取败亡。
三
虽然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应该对这场历史悲剧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试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二）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三）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宦官暴政，道德沦丧，士风败坏。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可嘉。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许倬云.汉代农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王充.论衡·程材篇［A］.新编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95.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