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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母亲”是众多文豪笔下热情歌颂的对象,无论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多大,在这一点上似乎都达成了共识,但女儿和母亲的相处却不只是这么简单和纯粹。本文试图从自传体小说《情人》和《小团圆》中探求杜拉斯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的形象。
关键词: 杜拉斯 张爱玲 《情人》 《小团圆》 母亲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戏剧家和电影编导,她从十几岁开始写作,直到70岁写成自传体小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后名噪一时。1991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后,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张爱玲(1920—1995)比杜拉斯出生约晚6年,同样从事小说、戏剧、电影的写作或改编,但17岁就写成了《霸王别姬》,她践行了“出名要趁早”的宣言,并在夏志清先生的推崇下,成为文学领域永恒的话题。《小团圆》的问世,让无数的张迷疯狂。
这两部小说无论从主题(初恋史、成长史)、题材(流浪、都市)还是风格(放任纵欲、克已冷漠)上看,都有很大的差别,但相同的是都塑造了“母亲”这一形象,且是与传统母亲形象相悖,她们与母亲之间的一切爱恨情仇都不那么简单,既复杂又微妙。
一、对母性传统形象的颠覆
杜拉斯笔下的母亲——玛丽·多纳迪厄,脾气暴躁、容易绝望、并因爱子而偏执疯魔。
杜拉斯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她的母亲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怒气——自守寡以来无来由的怒气,反映在任何事情上都很极端,甚至近于变态。文中说:我的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搧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
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勉力维持儿女的生计。而她为孩子们所作出的超人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导致了她更加绝望。
大哥是一个不学无术、五毒俱全的浪荡公子,专横跋扈,在家里制造恐怖,并且既嫖又赌。可是“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杜拉斯“太痛苦了。我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尤其是码头上那短暂而可怕的一幕:母亲和大哥哭着相拥,因分离而悲痛欲绝。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分开,甚至死后他们也合葬在一起。杜拉斯甚至用赤裸裸地仇恨的口吻说:“我真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孀居的女人在与生存斗争的孤独境地中下意识地以长子填补了先夫的角色。与此同时,杜拉斯和小哥哥就共同拥有了被忽视、被抛弃的命运,因而也就有了两个人之间的不伦之爱。
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蕊秋,是庸俗、滥交、并且冷漠自私的。
虽然说蕊秋经常出国在外,并受到一定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积习。“蕊秋笑她侄女们择偶的标准,动不动要拣人家‘高大’。这要是从前的女孩子家,像什么话?”听她的口气‘高大’也秽亵”。
并且蕊秋与九莉二叔(亲生父亲)分开后,经常出国,并且与很多男人交往:毕先生、劳以德、菲力、汤孤骛、简炜……但每一段恋情都是有始无终,以悲剧结局。甚至与三姑(楚娣)之间也隐隐约约发生同性爱。
蕊秋对九莉是由表及里的嫌恶,嫌弃她长得不好看,让她多学学爱慕的人的姿势;嗤笑九莉的袜子,嘲笑她的刘海;上街过马路,要“一咬牙”才抓住九莉的手,一到人行道上就“立刻放了手”;九莉在学校里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而她却住在香港最贵的旅馆——浅水湾。文中提到有一次九莉生病了:
她正为了榻边搁一只呕吐用的小脸盆觉得抱歉,恨不得有个山洞可以爬进去,免得沾脏了这像童话里的巧格力小屋一样的地方。蕊秋忽然盛气走来说道:“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九莉听着像诅咒,没作声。
一个母亲对成长发育中正生病的女儿说出这样绝情的话,让人对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产生了怀疑,甚至是绝望: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凭借这种敌视和冷漠,用她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亲情温暖憧憬的彻底绝灭和断裂。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发现,杜拉斯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不再是温柔、慈爱、坚强、宽容、伟大的传统形象,而是丑陋、龌龊、行动缓慢,难于相信的怪物。其实,张爱玲既然能说出“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这样的话,那我们又期待她笔下能出现怎样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罢了。
这一现象源于母爱的缺失。文学活动的根源可能要在母亲的偏爱中去寻找,[1]也就是说,母爱的缺失是杜拉斯进行文学创作的源头。杜拉斯在对母亲绝望的精神处境,大哥罪恶耻辱的种种行径,以及“我”在孤独怨恨中寻找点点慰藉的叙述中,表现了自己所经历的不幸。杜拉斯对母亲的热爱,因爱的无助而变成爱恨交加,母亲都无动于衷。这是她生命中最痛切的印记。同样,也正是因为母爱的缺失,张爱玲才塑造出了“蕊秋”这样的形象。“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作家创造心理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母亲”在这两位作家的心里永远是一个遥远而浪漫的幻想。
二、女主人公对“母亲”的相异态度
在这两部小说中,“我”和“九莉”对母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情人》中的“我”对母亲是爱恨交加、既哀伤又自怜。
杜拉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母亲的爱:“我们三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关系,我们对她都有着一颗儿女之心。”杜拉斯在她母亲和哥哥们去世之后才写出来,因为“我的情人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哪怕是鼎鼎大名的富翁——作为她自己女儿的情人,她也会觉得……名声扫地。”这一句话也点出了杜拉斯仍然是深爱着她的母亲的。
杜拉斯的恨不只在于得不到母亲的爱,更在乎的是母亲的不公,严重的绝对的不公。在那个冰窟般的家,亲人间缄默不语且互相仇视。大哥放荡骄纵,母亲却偏袒着他,即使女儿比他优秀得多。“我一直在等待,无望地等待,等待母亲如春风的手抚摩着她的秀发,但母亲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只有大哥,永远的大哥。”大哥与母亲结成一种复杂的联盟,只有在他们之间,他们是知己,互相了解。而杜拉斯是永远被驱逐在外的。她对她的母亲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她这样正面描写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她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她的鞋,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真叫我难为情……真该把她关起来,狠狠地揍,杀掉。
而“九莉”却是平淡冷漠,淡淡的悲伤。
母亲一次次的离去,让九莉感受不到母亲的存在。以至后来的相处,生出许多的尴尬与怨恨。她从一开始就试图淡化甚至是抹去自己与生母之间的亲缘关系。生母被她称为“二婶”,这种错位的亲情关系是“她因为伯父没有女儿,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房”的缘故。然而实际上,在弟弟面前,“她又跟着他称伯父母为大爷大妈,不叫爸爸妈妈”。称亲生父母为“二叔二婶”,反叫她“从小觉得潇洒大方”。由此可见,血脉的固有联系在盛九莉那里是压根无效的。
母亲去学校看她、跟她散步,这也会让她深感意外,“跟她母亲并着,非常异样。”“每每露出厌烦的表情”,连牵她的手都不自在,感觉像“横七竖八一把细竹管子”。这是一种不得不亲近却又彼此隔阂的母女关系。
她认为金钱是她与母亲之间亲情的唯一联系。母亲的存在令她意识到的永远是一种痛苦的亏欠,只有偿还了这种亏欠,她才能彻底获得心理上的安宁,而这所谓的安宁其实就是可以做到将母亲平静遗忘。九莉不止一次地说“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这种偿还同感激之心绝无任何关系。
盛九莉的冷漠内心的惊人之处就在于,她好像从一开始就能独立于母亲对于自己的好恶,丝毫不期待一位母亲该为幼女所担当的一切。
三、爱或不能爱,恨或无需恨
虽然这两位作家都是对母亲形象的颠覆,但张爱玲对母亲的刻画更客观、更颠覆。她处于旁观者的角度,对她母亲所有的言行加以如实描述,很难感受到她对母亲的强烈的爱或强烈的恨,就相当于一个不相干的人。很明显,两位母亲都偏心:杜拉斯的母亲偏爱大哥哥,蕊秋偏爱九林,但前者的反应大大强烈于后者,杜拉斯甚至想杀掉大哥哥。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无论在小说中作者对母亲怎样颠覆,怎样异化,母亲对女儿仍然是关爱着的。比如在去学校之前,杜拉斯的母亲把她送上车,并把她托付给司机,以免路上发生什么事故;而蕊秋则在九莉上学之前,把学校研究了个透,并且买了一只台灯,冒着被打碎的危险。在对待女儿的梦想问题上,两位母亲都有自己的想法。杜拉斯的母亲同意她写作,但前提是要通过数学考试,以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蕊秋则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上,更是格外在意。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母亲在女儿的终生大事上总是慎之又慎的。杜拉斯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黄种人,即使是富商的儿子也不行;而蕊秋也是很关心地问九莉有关邵之庸、南山的事情。
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略显刻薄了。小说中有两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九莉终于微笑道:“我一直非常难受,为了我带累二婶,知道我将来怎样?二婶这样的人,倒白葬送了这些年,多可惜。”
蕊秋顿了顿,方道,“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我不喜欢你,’句点,”九莉仿佛隐隐的听见说。
你看最后一句话,张爱玲疑心多么强,多么自作聪明!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也说“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
再比如:
“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
“我不要,”蕊秋坚决的说。
“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说完就坐着拭泪。蕊秋以为她还钱是要跟她断绝关系。
蕊秋是多么害怕九莉和她断绝关系啊,九莉一直说要还钱,和母亲之间除了钱似乎就没有其它的东西连接,让人心寒。当然,得承认蕊秋的出国给九莉带来心理上的疼痛,但她临终在欧洲写信来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的时候,九莉于情于理都是应当去见最后一面的。
母女之间的矛盾根本在于:女儿对母亲的不理解。杜拉斯在《情人》里有直接指出来: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人,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间接说到相同的意思:有一次蕊秋看完蕊秋看了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饭店女侍,为了子女奋斗,自己开了饭馆,结果女儿不孝,还抢她母亲的情人。“我看了哭得不得了。”我想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同感的。这就显得张爱玲更加“圆滑”了,她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明明一切都心知肚明,而笔下却一点都不慷慨。
其实,母女之间的矛盾在两位作家心里是已经解决了的,只是杜拉斯明晰地表现出来,而张爱玲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挫伤。杜拉斯是“怀念早已消失,哀怨也不复存在,一切都成为往事”的宽容,而张爱玲依然锱铢必较,无论是在亲情上还是在爱情上。只是世上最后只剩下你孤单一个人的时候,那些苍凉、华贵的手势还有谁看?
参考文献:
[1]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
关键词: 杜拉斯 张爱玲 《情人》 《小团圆》 母亲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戏剧家和电影编导,她从十几岁开始写作,直到70岁写成自传体小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后名噪一时。1991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后,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张爱玲(1920—1995)比杜拉斯出生约晚6年,同样从事小说、戏剧、电影的写作或改编,但17岁就写成了《霸王别姬》,她践行了“出名要趁早”的宣言,并在夏志清先生的推崇下,成为文学领域永恒的话题。《小团圆》的问世,让无数的张迷疯狂。
这两部小说无论从主题(初恋史、成长史)、题材(流浪、都市)还是风格(放任纵欲、克已冷漠)上看,都有很大的差别,但相同的是都塑造了“母亲”这一形象,且是与传统母亲形象相悖,她们与母亲之间的一切爱恨情仇都不那么简单,既复杂又微妙。
一、对母性传统形象的颠覆
杜拉斯笔下的母亲——玛丽·多纳迪厄,脾气暴躁、容易绝望、并因爱子而偏执疯魔。
杜拉斯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她的母亲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怒气——自守寡以来无来由的怒气,反映在任何事情上都很极端,甚至近于变态。文中说:我的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搧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
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勉力维持儿女的生计。而她为孩子们所作出的超人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导致了她更加绝望。
大哥是一个不学无术、五毒俱全的浪荡公子,专横跋扈,在家里制造恐怖,并且既嫖又赌。可是“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杜拉斯“太痛苦了。我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尤其是码头上那短暂而可怕的一幕:母亲和大哥哭着相拥,因分离而悲痛欲绝。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分开,甚至死后他们也合葬在一起。杜拉斯甚至用赤裸裸地仇恨的口吻说:“我真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孀居的女人在与生存斗争的孤独境地中下意识地以长子填补了先夫的角色。与此同时,杜拉斯和小哥哥就共同拥有了被忽视、被抛弃的命运,因而也就有了两个人之间的不伦之爱。
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蕊秋,是庸俗、滥交、并且冷漠自私的。
虽然说蕊秋经常出国在外,并受到一定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积习。“蕊秋笑她侄女们择偶的标准,动不动要拣人家‘高大’。这要是从前的女孩子家,像什么话?”听她的口气‘高大’也秽亵”。
并且蕊秋与九莉二叔(亲生父亲)分开后,经常出国,并且与很多男人交往:毕先生、劳以德、菲力、汤孤骛、简炜……但每一段恋情都是有始无终,以悲剧结局。甚至与三姑(楚娣)之间也隐隐约约发生同性爱。
蕊秋对九莉是由表及里的嫌恶,嫌弃她长得不好看,让她多学学爱慕的人的姿势;嗤笑九莉的袜子,嘲笑她的刘海;上街过马路,要“一咬牙”才抓住九莉的手,一到人行道上就“立刻放了手”;九莉在学校里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而她却住在香港最贵的旅馆——浅水湾。文中提到有一次九莉生病了:
她正为了榻边搁一只呕吐用的小脸盆觉得抱歉,恨不得有个山洞可以爬进去,免得沾脏了这像童话里的巧格力小屋一样的地方。蕊秋忽然盛气走来说道:“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九莉听着像诅咒,没作声。
一个母亲对成长发育中正生病的女儿说出这样绝情的话,让人对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产生了怀疑,甚至是绝望: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凭借这种敌视和冷漠,用她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亲情温暖憧憬的彻底绝灭和断裂。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发现,杜拉斯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不再是温柔、慈爱、坚强、宽容、伟大的传统形象,而是丑陋、龌龊、行动缓慢,难于相信的怪物。其实,张爱玲既然能说出“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这样的话,那我们又期待她笔下能出现怎样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罢了。
这一现象源于母爱的缺失。文学活动的根源可能要在母亲的偏爱中去寻找,[1]也就是说,母爱的缺失是杜拉斯进行文学创作的源头。杜拉斯在对母亲绝望的精神处境,大哥罪恶耻辱的种种行径,以及“我”在孤独怨恨中寻找点点慰藉的叙述中,表现了自己所经历的不幸。杜拉斯对母亲的热爱,因爱的无助而变成爱恨交加,母亲都无动于衷。这是她生命中最痛切的印记。同样,也正是因为母爱的缺失,张爱玲才塑造出了“蕊秋”这样的形象。“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作家创造心理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母亲”在这两位作家的心里永远是一个遥远而浪漫的幻想。
二、女主人公对“母亲”的相异态度
在这两部小说中,“我”和“九莉”对母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情人》中的“我”对母亲是爱恨交加、既哀伤又自怜。
杜拉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母亲的爱:“我们三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关系,我们对她都有着一颗儿女之心。”杜拉斯在她母亲和哥哥们去世之后才写出来,因为“我的情人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哪怕是鼎鼎大名的富翁——作为她自己女儿的情人,她也会觉得……名声扫地。”这一句话也点出了杜拉斯仍然是深爱着她的母亲的。
杜拉斯的恨不只在于得不到母亲的爱,更在乎的是母亲的不公,严重的绝对的不公。在那个冰窟般的家,亲人间缄默不语且互相仇视。大哥放荡骄纵,母亲却偏袒着他,即使女儿比他优秀得多。“我一直在等待,无望地等待,等待母亲如春风的手抚摩着她的秀发,但母亲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只有大哥,永远的大哥。”大哥与母亲结成一种复杂的联盟,只有在他们之间,他们是知己,互相了解。而杜拉斯是永远被驱逐在外的。她对她的母亲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她这样正面描写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她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她的鞋,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真叫我难为情……真该把她关起来,狠狠地揍,杀掉。
而“九莉”却是平淡冷漠,淡淡的悲伤。
母亲一次次的离去,让九莉感受不到母亲的存在。以至后来的相处,生出许多的尴尬与怨恨。她从一开始就试图淡化甚至是抹去自己与生母之间的亲缘关系。生母被她称为“二婶”,这种错位的亲情关系是“她因为伯父没有女儿,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房”的缘故。然而实际上,在弟弟面前,“她又跟着他称伯父母为大爷大妈,不叫爸爸妈妈”。称亲生父母为“二叔二婶”,反叫她“从小觉得潇洒大方”。由此可见,血脉的固有联系在盛九莉那里是压根无效的。
母亲去学校看她、跟她散步,这也会让她深感意外,“跟她母亲并着,非常异样。”“每每露出厌烦的表情”,连牵她的手都不自在,感觉像“横七竖八一把细竹管子”。这是一种不得不亲近却又彼此隔阂的母女关系。
她认为金钱是她与母亲之间亲情的唯一联系。母亲的存在令她意识到的永远是一种痛苦的亏欠,只有偿还了这种亏欠,她才能彻底获得心理上的安宁,而这所谓的安宁其实就是可以做到将母亲平静遗忘。九莉不止一次地说“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这种偿还同感激之心绝无任何关系。
盛九莉的冷漠内心的惊人之处就在于,她好像从一开始就能独立于母亲对于自己的好恶,丝毫不期待一位母亲该为幼女所担当的一切。
三、爱或不能爱,恨或无需恨
虽然这两位作家都是对母亲形象的颠覆,但张爱玲对母亲的刻画更客观、更颠覆。她处于旁观者的角度,对她母亲所有的言行加以如实描述,很难感受到她对母亲的强烈的爱或强烈的恨,就相当于一个不相干的人。很明显,两位母亲都偏心:杜拉斯的母亲偏爱大哥哥,蕊秋偏爱九林,但前者的反应大大强烈于后者,杜拉斯甚至想杀掉大哥哥。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无论在小说中作者对母亲怎样颠覆,怎样异化,母亲对女儿仍然是关爱着的。比如在去学校之前,杜拉斯的母亲把她送上车,并把她托付给司机,以免路上发生什么事故;而蕊秋则在九莉上学之前,把学校研究了个透,并且买了一只台灯,冒着被打碎的危险。在对待女儿的梦想问题上,两位母亲都有自己的想法。杜拉斯的母亲同意她写作,但前提是要通过数学考试,以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蕊秋则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上,更是格外在意。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母亲在女儿的终生大事上总是慎之又慎的。杜拉斯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黄种人,即使是富商的儿子也不行;而蕊秋也是很关心地问九莉有关邵之庸、南山的事情。
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略显刻薄了。小说中有两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九莉终于微笑道:“我一直非常难受,为了我带累二婶,知道我将来怎样?二婶这样的人,倒白葬送了这些年,多可惜。”
蕊秋顿了顿,方道,“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我不喜欢你,’句点,”九莉仿佛隐隐的听见说。
你看最后一句话,张爱玲疑心多么强,多么自作聪明!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也说“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
再比如:
“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
“我不要,”蕊秋坚决的说。
“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说完就坐着拭泪。蕊秋以为她还钱是要跟她断绝关系。
蕊秋是多么害怕九莉和她断绝关系啊,九莉一直说要还钱,和母亲之间除了钱似乎就没有其它的东西连接,让人心寒。当然,得承认蕊秋的出国给九莉带来心理上的疼痛,但她临终在欧洲写信来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的时候,九莉于情于理都是应当去见最后一面的。
母女之间的矛盾根本在于:女儿对母亲的不理解。杜拉斯在《情人》里有直接指出来:我所不明白的是妈妈所遭受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打击人,使得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间接说到相同的意思:有一次蕊秋看完蕊秋看了一部电影,里面的一个饭店女侍,为了子女奋斗,自己开了饭馆,结果女儿不孝,还抢她母亲的情人。“我看了哭得不得了。”我想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同感的。这就显得张爱玲更加“圆滑”了,她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明明一切都心知肚明,而笔下却一点都不慷慨。
其实,母女之间的矛盾在两位作家心里是已经解决了的,只是杜拉斯明晰地表现出来,而张爱玲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挫伤。杜拉斯是“怀念早已消失,哀怨也不复存在,一切都成为往事”的宽容,而张爱玲依然锱铢必较,无论是在亲情上还是在爱情上。只是世上最后只剩下你孤单一个人的时候,那些苍凉、华贵的手势还有谁看?
参考文献:
[1]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