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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士人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但从中国传统文人的参政实践来看，其政治理想从未得到真正实现。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以伍次友、邬思道为代表的布衣名士，使中国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实现。伍次友、邬思道这两个识穷古今、胸怀天下苍生而又不畏强权的书生，既是二月河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也是他对天下治乱的终极关怀，在他们身上集体体现了古代理想读书人的特点。
关键词：二月河 士人形象 政治理想 伍次友 邬思道
中国传统士人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源于儒家传统中致君尧舜、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他们在实践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是以此为精神动力和理论来源的。中国传统士人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其参政实践来看，其政治理想只能说得到了部分实现，从未得到真正实现。
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作者用浓墨重彩塑造了以伍次友、邬思道为代表的布衣名士，使中国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彻底实现。二月河先生在《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中塑造的伍次友、邬思道这两个识穷古今、胸怀天下苍生而又不畏强权的书生，既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也代表了他对天下治乱的终极关怀。下面我们从作品中具体分析二者的形象。
一、终极理想的完美化身：一代帝师伍次友
伍次友在《康熙大帝》一开始的楔子部分就已出场，奠定了他在书中的主人翁地位。他一出场就做了件“胜造七级浮屠”之事，那就是救活了被当成饿殍要送化人场的明珠。这不但显示了伍次友关心民瘼、心怀苍生的胸怀，也展示了其与众不同的见识，预示了他以后高屋建瓴的识见、雄才大略的眼光。书中交代，伍次友是扬州举人，诗书传家，祖上曾任明朝高官，七代出过四个状元，三十位进士，可谓书香世家，累代宦族，其父为前明遗老，立誓不食清粟，在家专注《道德经》。伍次友本人则是侯方域的学生，大清定鼎中原之后即从了天意，考秀才，中举人，进而于顺治十七年入京参加会试，谁料到赶上了顺治帝驾崩、康熙帝即位的关键时期，此时伍次友正在“三十而立”的年龄。他有对功名的渴望，希望能一展抱负，同时也信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①“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②的原则。紧接着在大街上为穆里玛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之事仗义执言，则表明了伍次友不畏权贵、相信“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的个性，也为他后来科场策论写《论圈地乱国》埋下了伏笔。
伍次友第一次打动康熙帝是在悦朋店，当时何桂柱为伍次友将入科场壮行色而备了酒席，伍次友在此畅谈功名富贵，说到功名富贵有意思到顶点、没意思到极处的话题，点出了当官要为民操心办事，反驳了百官是皇帝奴才的说法，强调了《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也强调了民心向背决定江山社稷长短，对科举能选拔真才实学的定国安邦人才持否定态度。康熙听后也认为如果这样，科举选拔超凡人才确实难度不小。最后又提到了鳌拜圈地乱政之事，伍次友已是微有醉意，更是点名鳌拜乃当今最大国贼，圈地乃当今第一乱政，大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③之慨。这第一次见面伍次友即给康熙皇帝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康熙觉得伍次友学问不错，为人耿直敢言，狂而不媚，打心底里喜欢。这为以后二人的相交及师生之谊奠定了基础。康熙亲政之后，顾命大臣中的元老索尼病逝，鳌拜越来越飞扬跋扈，康熙的帝位岌岌可危，此时是康熙六年，又赶上会试，伍次友此前两次皆名落孙山，加上此时鳌拜圈地乱政，民不聊生，京城到处挤满了被圈去土地而无家可归的游民，出于对百姓生存状态的同情及对时政的愤激，伍次友不知不觉中在会试的策论中写出了《论圈地乱国》。幸好此时的主考是和鳌拜分庭抗礼的苏克萨哈，在康熙和魏东亭的努力之下，他将伍次友的这份能危及性命的答卷拿了出来。当康熙读到伍次友的这篇策论时，不禁为伍次友的胆识、文笔倾倒，同时也为其击中时政之弊的金石之言慨叹不已。时值鳌拜欲为康熙安插老师的当口，康熙萌生了请见识胆色出众的饱学之士伍次友来给自己当老师的念头。
伍次友之所以能被康熙皇帝亲自选为帝师，关键之处即在于其学问、胆识，他时时以天下苍生为虑，学通古今，而又不拘泥呆板，遇事敢言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康熙。最为关键的是，他的很多看法对康熙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康熙聘请伍次友为师后，伍次友曾讲到《后汉书》，其中讲到质帝八岁即位，康熙非常感兴趣，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如何对付梁冀的问题，伍次友对此都做了解答。他的解答无疑是给康熙如何剪除鳌拜起到了出谋定策的作用。他点出质帝虽仅八岁，但天资聪颖，若能长成必成一代令主，可惜锋芒太露，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跋扈，最后被毒饼毒死。康熙不禁为自己刚刚在毓庆宫和鳌拜为苏克萨哈之事剑拔弩张而暗自心惊不已，同时咨询质帝如何能除去梁冀，伍次友的回答是审时度势，待梁冀四面树敌、人心尽失之时，皇帝应韬晦待时，结纳英贤，扶植正义力量，伺机锄奸，听得康熙不禁颔首赞赏，也为康熙下一步和鳌拜周旋及制定铲除鳌拜势力的计划定下了基调，鳌拜的铲除正是伍次友这种策略的现实应用，康熙一面让熊赐履、索额图、魏东亭商量，一面拉拢中立、徘徊势力，如吴三桂、吴六一等，然后让魏东亭备武事，最后成功擒获鳌拜，为康熙帝位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在伍次友的悉心教导之下，康熙逐渐懂得了如何处理纷乱如麻的棘手朝政，也越来越深沉练达。由于康熙的提问，伍次友还特别点出过春秋时期周天子何以日渐没落，即政令不出天子、诸侯不尊周室是其根本原因，这为康熙逐渐亲政、调整施政策略、培育心腹势力对抗权臣鳌拜都起到了关键的借鉴作用。收服鳌拜之前，伍次友对如何处理鳌拜的想法也通过魏东亭传达给了康熙，而且正是按照伍次友设想的宽容众心的方式，既达到了去除权臣的目的，又实现了笼络人心、稳定朝局的想法。
伍次友书生意气，豪爽耿直，胸怀坦荡，如光风霁月，敢作敢当，同时关心民瘼，时时以民生疾苦为念，他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从历史上得来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了康熙。伍次友先心腹后四肢、由内及外的分轻重缓急的施政方针也得到了康熙的认可和贯彻，除鳌拜、平三藩、靖台湾都是伍次友为康熙制定的整体战略，而且伍次友还又推荐了周培公和李光地，他们二人在后来的平三藩、收台湾时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伍次友完成了教授康熙的任务后就归隐江湖了，有些人可能为此惋惜不已，比如魏东亭等，其实伍次友自己的话正是对此事的注解：伍次友的战略构想已经完成，而且得到了康熙的认可，以后的平三藩、收台湾都不必伍次友做，只要康熙抱着“以百姓心为心”的施政方针，伍次友的志愿已经达到，正是成功不必我做的思想。如果滞留朝廷担任官职，伍次友不擅长官场钩心斗角，后边一旦有闪失反而不好收场，从此以帝师身份讴歌圣朝于江湖，既符合伍次友的性格和追求，又免除了其他人的妒忌坑害，这正是两全其美的收场。正如书中伍次友所言：“我本湖海人，还向湖海去，何憾之有。”④又临别对熊赐履说：“佐圣君治国安民，奠我华夏万世之基业。此乃我等读书人希冀于君者。”⑤这些正体现了伍次友光风霁月的性格，“致君尧舜上”确实是他的理想，但此事不必一定由自己来完成，其他人完成亦可。他对功名富贵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又“无可无不可”，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体现。伍次友的讴歌江湖，不是李白那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归隐，而是政治理想已经实现的归隐，是一种心满意足的归隐。他虽然有点感情上的挫折，但正如熊赐履所言，如果伍次友连这点事都不能释怀，便“入了下流”。
当然，在历史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正如伍次友所言，久在官场则利欲熏心，很难全身而退，像伍次友这样全身、全名、全节的超然身退者，历史上能有几人？由此而论，这正是二月河先生熟读典籍之后，在小说中创造的一个代表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的完美化身。可以说，伍次友代表了古来读书人的理想形象：忧国忧民，才思敏捷，不畏强权，敢作敢当，洒脱超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有孔孟入世的人文关怀，又有老庄出世的洒脱思想。
二、功成身退的旷世奇才：无双国士邬思道
同伍次友一样，邬思道也是二月河先生塑造的一位博通古今、识穷天下、可为帝王之师的奇才。一个是康熙皇帝的老师，对康熙早年的施政战略构思精准，一个是雍正皇帝的密友，为胤在夺嫡之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二人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帝者师，一者为帝者友。正是对士人的不同态度，折射了两代帝王的不同抱负和才具，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功业成就的高下。
如果说伍次友代表了康熙的施政方针，那么邬思道就代表了雍正的风格。二月河在塑造邬思道方面也是用心良苦，把这样一个历史上虽然真实存在但并无多大作为的人物塑造成洞悉朝局、深通帝王心术的无双国士。与伍次友一样，邬思道一出场即奠定风范，出手不凡，以赠诗一首“扬州太守歌酒酣”击垮了那个意图羞辱自己的得志小人扬州郡守车铭，不显山不露水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具和智慧，虽然不是大快人心，也令旁观者拍案叫绝。
邬思道出身江南世家，自小寒窗苦读，才能出众，本想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出身，然后上能光宗耀祖，下可造福一方百姓，谁知当时吏制败坏，贪腐盛行，他虽然才思敏捷，做得花团锦簇好文章，但因未向主考官行贿而致名落孙山。他心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同时对皇帝尚寄予希望，率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后被通缉，隐匿苦读，期望一朝东山再起，岂料逃亡途中路遇劫匪，虽得以保命却双足残废，至此功名无望，悲愤交加之余，辗转投亲，才发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念之人已琵琶别抱。邬思道至此万念俱灰，欲回乡仿陶朱公为一代富商，略展平生怀抱。怎奈命运弄人，他又被感到强烈压抑和不安的表姐夫和姑父设计陷害，之后被四阿哥安排获救，从此改变了邬思道的想法和命运。
邬思道有此坎坷经历，再加上学穷古今，见识高远，虑事细密，性格深沉，他也逐渐对四阿哥和朝局进行了关注和分析。邬思道知道，当朝那么多阿哥，只有胤和自己的想法比较一致。邬思道对当前形势的最大判断就是：朝局看似平稳，内中极大隐忧。从他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吏治腐败，社会黑暗，连最可靠的亲情都成了权力的牺牲品。他有心想改变这局面，可是自己确身体残疾，失去了机会，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在他心灰意懒的时候，他碰到了四阿哥胤。胤虽然表面刻薄寡恩、冷面冷心，可是对老百姓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而且他是当朝阿哥。这点燃了邬思道隐藏在内心的雄心，即便不能“致君尧舜”，至少可以辅佐这个办差阿哥铲除些社会不平。所以他就以西席之名义留在了四阿哥府。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量的扩展，邬思道对朝局和时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和解读，为目前表现平平、在康熙眼里有“喜怒不定”考语的四阿哥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长远计划。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邬思道细密的推理、对朝局的把握，以及对康熙心态的正确解读。在他的步步引导之下，四阿哥逐渐树立了争储的念想和信心，接受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的理念和力争储君之位的策略。
随着形势的发展，邬思道对四阿哥的战略部署一步一步逐渐实现，不但改变了康熙对四阿哥的看法，也提高了四阿哥的地位，树立了四阿哥在皇帝心中既能干实事，又能有大局观的印象，真正意义上奠定了四阿哥在争夺皇位中的分量。
在四阿哥看不清形势之时，邬思道果断点醒，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剖析抽丝剥茧逐渐展开，丝丝入扣，分毫不爽。几乎每每在紧要时刻或危急关头，都有邬先生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力为四爷拨冗政治，分诊时局，更是将康熙的帝王心术看得入木三分，借此或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或蛰伏韬晦守时待势，又或剑走偏锋不争胜争，四阿哥基本都能保持在变幻莫测的政局纷扰中把握主动或从中受益。在康熙口诏传位四阿哥后和“八爷党”双方“明牌”的最紧要关头，局面可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邬思道居中调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终使得四爷雍正帝顺利即位。
与伍次友相比，邬思道少了洒脱和坦荡，二人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奇人。伍次友胸怀坦荡，可谓阳谋；邬思道暗中观察分析，可谓阴谋，二人一阴一阳，都是穷古今的读书士人的代表。与伍次友归隐江湖一样，邬思道也深通韬晦之术，懂得功成身退。虽然他面对的是深刻猜忌的雍正皇帝，但他凭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成功归隐，虽然还时时受到雍正的监视，但却也全身而退了。
三、结语
伍次友和邬思道虽然都是二月河塑造的两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他们在关心天下百姓疾苦这方面是相同的，都有读书人的责任感，希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二人还是有很多不同。
伍次友是战略型的读书人，对很多问题的分析是站在战略角度出发，而邬思道兼有战略和战术的特点。这与二人的经历有关。伍次友出身豪富，祖上累世功名，自己又没有经历什么磨难，所以对人情世故没有多少切身认识，对很多东西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想法，对功名富贵不是很热衷，他的战略分析更多是阅读古今书籍得来的治国的正道，也即以百姓为务，持正治国。邬思道则历经磨难，对人情世故多有感悟。从这个方面来说，伍次友胸怀更加纯真正直，他以天下苍生为念，而邬思道则从自身出发，也得出了需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结论。所以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伍次友和邬思道是二月河塑造的自己心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他们也是古代理想读书人形象的代表，他们关心民瘼，以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希望能致君尧舜。同时他们又能淡化富贵功名对自己的熏染，在利益面前能够选择超然身退，也体现了他们身上古代理想读书人的特点，即天下大治，但治理的人不必一定是自己，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② 二月河：《康熙大帝》（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7页。
④⑤ 二月河：《康熙大帝》（一），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第408页。
参考文献：
[1] 二月河.康熙大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2] 二月河.雍正皇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余英时.论士衡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关键词：二月河 士人形象 政治理想 伍次友 邬思道
中国传统士人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源于儒家传统中致君尧舜、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他们在实践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是以此为精神动力和理论来源的。中国传统士人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其参政实践来看，其政治理想只能说得到了部分实现，从未得到真正实现。
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作者用浓墨重彩塑造了以伍次友、邬思道为代表的布衣名士，使中国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彻底实现。二月河先生在《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中塑造的伍次友、邬思道这两个识穷古今、胸怀天下苍生而又不畏强权的书生，既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也代表了他对天下治乱的终极关怀。下面我们从作品中具体分析二者的形象。
一、终极理想的完美化身：一代帝师伍次友
伍次友在《康熙大帝》一开始的楔子部分就已出场，奠定了他在书中的主人翁地位。他一出场就做了件“胜造七级浮屠”之事，那就是救活了被当成饿殍要送化人场的明珠。这不但显示了伍次友关心民瘼、心怀苍生的胸怀，也展示了其与众不同的见识，预示了他以后高屋建瓴的识见、雄才大略的眼光。书中交代，伍次友是扬州举人，诗书传家，祖上曾任明朝高官，七代出过四个状元，三十位进士，可谓书香世家，累代宦族，其父为前明遗老，立誓不食清粟，在家专注《道德经》。伍次友本人则是侯方域的学生，大清定鼎中原之后即从了天意，考秀才，中举人，进而于顺治十七年入京参加会试，谁料到赶上了顺治帝驾崩、康熙帝即位的关键时期，此时伍次友正在“三十而立”的年龄。他有对功名的渴望，希望能一展抱负，同时也信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①“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②的原则。紧接着在大街上为穆里玛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之事仗义执言，则表明了伍次友不畏权贵、相信“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的个性，也为他后来科场策论写《论圈地乱国》埋下了伏笔。
伍次友第一次打动康熙帝是在悦朋店，当时何桂柱为伍次友将入科场壮行色而备了酒席，伍次友在此畅谈功名富贵，说到功名富贵有意思到顶点、没意思到极处的话题，点出了当官要为民操心办事，反驳了百官是皇帝奴才的说法，强调了《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也强调了民心向背决定江山社稷长短，对科举能选拔真才实学的定国安邦人才持否定态度。康熙听后也认为如果这样，科举选拔超凡人才确实难度不小。最后又提到了鳌拜圈地乱政之事，伍次友已是微有醉意，更是点名鳌拜乃当今最大国贼，圈地乃当今第一乱政，大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③之慨。这第一次见面伍次友即给康熙皇帝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康熙觉得伍次友学问不错，为人耿直敢言，狂而不媚，打心底里喜欢。这为以后二人的相交及师生之谊奠定了基础。康熙亲政之后，顾命大臣中的元老索尼病逝，鳌拜越来越飞扬跋扈，康熙的帝位岌岌可危，此时是康熙六年，又赶上会试，伍次友此前两次皆名落孙山，加上此时鳌拜圈地乱政，民不聊生，京城到处挤满了被圈去土地而无家可归的游民，出于对百姓生存状态的同情及对时政的愤激，伍次友不知不觉中在会试的策论中写出了《论圈地乱国》。幸好此时的主考是和鳌拜分庭抗礼的苏克萨哈，在康熙和魏东亭的努力之下，他将伍次友的这份能危及性命的答卷拿了出来。当康熙读到伍次友的这篇策论时，不禁为伍次友的胆识、文笔倾倒，同时也为其击中时政之弊的金石之言慨叹不已。时值鳌拜欲为康熙安插老师的当口，康熙萌生了请见识胆色出众的饱学之士伍次友来给自己当老师的念头。
伍次友之所以能被康熙皇帝亲自选为帝师，关键之处即在于其学问、胆识，他时时以天下苍生为虑，学通古今，而又不拘泥呆板，遇事敢言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康熙。最为关键的是，他的很多看法对康熙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康熙聘请伍次友为师后，伍次友曾讲到《后汉书》，其中讲到质帝八岁即位，康熙非常感兴趣，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如何对付梁冀的问题，伍次友对此都做了解答。他的解答无疑是给康熙如何剪除鳌拜起到了出谋定策的作用。他点出质帝虽仅八岁，但天资聪颖，若能长成必成一代令主，可惜锋芒太露，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跋扈，最后被毒饼毒死。康熙不禁为自己刚刚在毓庆宫和鳌拜为苏克萨哈之事剑拔弩张而暗自心惊不已，同时咨询质帝如何能除去梁冀，伍次友的回答是审时度势，待梁冀四面树敌、人心尽失之时，皇帝应韬晦待时，结纳英贤，扶植正义力量，伺机锄奸，听得康熙不禁颔首赞赏，也为康熙下一步和鳌拜周旋及制定铲除鳌拜势力的计划定下了基调，鳌拜的铲除正是伍次友这种策略的现实应用，康熙一面让熊赐履、索额图、魏东亭商量，一面拉拢中立、徘徊势力，如吴三桂、吴六一等，然后让魏东亭备武事，最后成功擒获鳌拜，为康熙帝位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在伍次友的悉心教导之下，康熙逐渐懂得了如何处理纷乱如麻的棘手朝政，也越来越深沉练达。由于康熙的提问，伍次友还特别点出过春秋时期周天子何以日渐没落，即政令不出天子、诸侯不尊周室是其根本原因，这为康熙逐渐亲政、调整施政策略、培育心腹势力对抗权臣鳌拜都起到了关键的借鉴作用。收服鳌拜之前，伍次友对如何处理鳌拜的想法也通过魏东亭传达给了康熙，而且正是按照伍次友设想的宽容众心的方式，既达到了去除权臣的目的，又实现了笼络人心、稳定朝局的想法。
伍次友书生意气，豪爽耿直，胸怀坦荡，如光风霁月，敢作敢当，同时关心民瘼，时时以民生疾苦为念，他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从历史上得来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了康熙。伍次友先心腹后四肢、由内及外的分轻重缓急的施政方针也得到了康熙的认可和贯彻，除鳌拜、平三藩、靖台湾都是伍次友为康熙制定的整体战略，而且伍次友还又推荐了周培公和李光地，他们二人在后来的平三藩、收台湾时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伍次友完成了教授康熙的任务后就归隐江湖了，有些人可能为此惋惜不已，比如魏东亭等，其实伍次友自己的话正是对此事的注解：伍次友的战略构想已经完成，而且得到了康熙的认可，以后的平三藩、收台湾都不必伍次友做，只要康熙抱着“以百姓心为心”的施政方针，伍次友的志愿已经达到，正是成功不必我做的思想。如果滞留朝廷担任官职，伍次友不擅长官场钩心斗角，后边一旦有闪失反而不好收场，从此以帝师身份讴歌圣朝于江湖，既符合伍次友的性格和追求，又免除了其他人的妒忌坑害，这正是两全其美的收场。正如书中伍次友所言：“我本湖海人，还向湖海去，何憾之有。”④又临别对熊赐履说：“佐圣君治国安民，奠我华夏万世之基业。此乃我等读书人希冀于君者。”⑤这些正体现了伍次友光风霁月的性格，“致君尧舜上”确实是他的理想，但此事不必一定由自己来完成，其他人完成亦可。他对功名富贵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又“无可无不可”，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体现。伍次友的讴歌江湖，不是李白那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归隐，而是政治理想已经实现的归隐，是一种心满意足的归隐。他虽然有点感情上的挫折，但正如熊赐履所言，如果伍次友连这点事都不能释怀，便“入了下流”。
当然，在历史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正如伍次友所言，久在官场则利欲熏心，很难全身而退，像伍次友这样全身、全名、全节的超然身退者，历史上能有几人？由此而论，这正是二月河先生熟读典籍之后，在小说中创造的一个代表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的完美化身。可以说，伍次友代表了古来读书人的理想形象：忧国忧民，才思敏捷，不畏强权，敢作敢当，洒脱超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有孔孟入世的人文关怀，又有老庄出世的洒脱思想。
二、功成身退的旷世奇才：无双国士邬思道
同伍次友一样，邬思道也是二月河先生塑造的一位博通古今、识穷天下、可为帝王之师的奇才。一个是康熙皇帝的老师，对康熙早年的施政战略构思精准，一个是雍正皇帝的密友，为胤在夺嫡之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二人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帝者师，一者为帝者友。正是对士人的不同态度，折射了两代帝王的不同抱负和才具，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功业成就的高下。
如果说伍次友代表了康熙的施政方针，那么邬思道就代表了雍正的风格。二月河在塑造邬思道方面也是用心良苦，把这样一个历史上虽然真实存在但并无多大作为的人物塑造成洞悉朝局、深通帝王心术的无双国士。与伍次友一样，邬思道一出场即奠定风范，出手不凡，以赠诗一首“扬州太守歌酒酣”击垮了那个意图羞辱自己的得志小人扬州郡守车铭，不显山不露水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具和智慧，虽然不是大快人心，也令旁观者拍案叫绝。
邬思道出身江南世家，自小寒窗苦读，才能出众，本想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出身，然后上能光宗耀祖，下可造福一方百姓，谁知当时吏制败坏，贪腐盛行，他虽然才思敏捷，做得花团锦簇好文章，但因未向主考官行贿而致名落孙山。他心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同时对皇帝尚寄予希望，率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后被通缉，隐匿苦读，期望一朝东山再起，岂料逃亡途中路遇劫匪，虽得以保命却双足残废，至此功名无望，悲愤交加之余，辗转投亲，才发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念之人已琵琶别抱。邬思道至此万念俱灰，欲回乡仿陶朱公为一代富商，略展平生怀抱。怎奈命运弄人，他又被感到强烈压抑和不安的表姐夫和姑父设计陷害，之后被四阿哥安排获救，从此改变了邬思道的想法和命运。
邬思道有此坎坷经历，再加上学穷古今，见识高远，虑事细密，性格深沉，他也逐渐对四阿哥和朝局进行了关注和分析。邬思道知道，当朝那么多阿哥，只有胤和自己的想法比较一致。邬思道对当前形势的最大判断就是：朝局看似平稳，内中极大隐忧。从他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吏治腐败，社会黑暗，连最可靠的亲情都成了权力的牺牲品。他有心想改变这局面，可是自己确身体残疾，失去了机会，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在他心灰意懒的时候，他碰到了四阿哥胤。胤虽然表面刻薄寡恩、冷面冷心，可是对老百姓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而且他是当朝阿哥。这点燃了邬思道隐藏在内心的雄心，即便不能“致君尧舜”，至少可以辅佐这个办差阿哥铲除些社会不平。所以他就以西席之名义留在了四阿哥府。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量的扩展，邬思道对朝局和时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和解读，为目前表现平平、在康熙眼里有“喜怒不定”考语的四阿哥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长远计划。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邬思道细密的推理、对朝局的把握，以及对康熙心态的正确解读。在他的步步引导之下，四阿哥逐渐树立了争储的念想和信心，接受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的理念和力争储君之位的策略。
随着形势的发展，邬思道对四阿哥的战略部署一步一步逐渐实现，不但改变了康熙对四阿哥的看法，也提高了四阿哥的地位，树立了四阿哥在皇帝心中既能干实事，又能有大局观的印象，真正意义上奠定了四阿哥在争夺皇位中的分量。
在四阿哥看不清形势之时，邬思道果断点醒，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剖析抽丝剥茧逐渐展开，丝丝入扣，分毫不爽。几乎每每在紧要时刻或危急关头，都有邬先生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力为四爷拨冗政治，分诊时局，更是将康熙的帝王心术看得入木三分，借此或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或蛰伏韬晦守时待势，又或剑走偏锋不争胜争，四阿哥基本都能保持在变幻莫测的政局纷扰中把握主动或从中受益。在康熙口诏传位四阿哥后和“八爷党”双方“明牌”的最紧要关头，局面可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邬思道居中调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终使得四爷雍正帝顺利即位。
与伍次友相比，邬思道少了洒脱和坦荡，二人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奇人。伍次友胸怀坦荡，可谓阳谋；邬思道暗中观察分析，可谓阴谋，二人一阴一阳，都是穷古今的读书士人的代表。与伍次友归隐江湖一样，邬思道也深通韬晦之术，懂得功成身退。虽然他面对的是深刻猜忌的雍正皇帝，但他凭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成功归隐，虽然还时时受到雍正的监视，但却也全身而退了。
三、结语
伍次友和邬思道虽然都是二月河塑造的两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他们在关心天下百姓疾苦这方面是相同的，都有读书人的责任感，希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二人还是有很多不同。
伍次友是战略型的读书人，对很多问题的分析是站在战略角度出发，而邬思道兼有战略和战术的特点。这与二人的经历有关。伍次友出身豪富，祖上累世功名，自己又没有经历什么磨难，所以对人情世故没有多少切身认识，对很多东西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想法，对功名富贵不是很热衷，他的战略分析更多是阅读古今书籍得来的治国的正道，也即以百姓为务，持正治国。邬思道则历经磨难，对人情世故多有感悟。从这个方面来说，伍次友胸怀更加纯真正直，他以天下苍生为念，而邬思道则从自身出发，也得出了需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结论。所以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伍次友和邬思道是二月河塑造的自己心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他们也是古代理想读书人形象的代表，他们关心民瘼，以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希望能致君尧舜。同时他们又能淡化富贵功名对自己的熏染，在利益面前能够选择超然身退，也体现了他们身上古代理想读书人的特点，即天下大治，但治理的人不必一定是自己，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② 二月河：《康熙大帝》（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7页。
④⑤ 二月河：《康熙大帝》（一），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第408页。
参考文献：
[1] 二月河.康熙大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2] 二月河.雍正皇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余英时.论士衡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