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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开展，是跟文献取舍共始终的。从文献的鉴定、征引，到成说的可否斟酌、到立说的依违述作，到探论的择精语详，在在面对选择与取舍。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面对很多文献，只要够认真，够努力，想要多少数据，都可以从网络上找得到。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怎样做取舍，哪些要？哪些不要？趋避取舍之际，大抵是以问题意识为依归。取舍，攸关眼界识见，更关乎学养和裁断。
一、 方法论的三大任务
无论治学或写作，都必须讲究方法论。方法正确，可以爱日省力，效率昭著。假如方法偏差，甚或昧于方法，将会事倍功半，陷于迷思。劳思光提示治学的方法论有三大任务，写作亦然：
确定语词之义界，考察命题之真伪，达成推理之明确，为方法论之三大任务。（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第二、第三讲）
台湾大学文学院前院长侯健，翻译《柏拉图理想国》，《译者序》谈到“苏格拉底的坚持”：发言者所用的一般名词，一定要“先加严格的界说”，犹如孔子的正名。西方治学的特色，就是从这里起源的。他说：
柏拉图理想国（Plato and Politeia Republics）中，采对话体，行辩證法，苏格拉底坚持：发言者一定要把所用的一般名词（general terms），也就是抽象观念如是非、善恶、专制、民主一类的字眼，先加严格的界说，或者说是如孔子所要求的正名，俾能对这类名词，在事先获致共同的理解，以免各说各话，葫芦丝瓜，缠绕不休。他是绝不肯接受诐辞遁辞的。这种抽丝剥茧，着眼大，而下手小的辩法，正是西方治学的特色。（侯健译《柏拉图理想国·译者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发言，行文涉及抽象观念，像是非、善恶、专制、民主等等；专业术语，如风格、创意、传播、接受等等，都得“先加严格的界说”，事先获得共识，就可以避免自由解读，各说各话。东方谈思想，谈哲学，深受西方影响；而西方哲学之源头活水，则是对话录理想国。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大谈方法论，首提“确定语词的义界”，不仅言之有据，而且理所当然。严羽《沧浪诗话》开宗明义称“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很有启示性。
讨论问题，通常会牵涉到学术术语，譬如谈到文学，会提到风格，就要对“风格”两个字做一个界定。风格是什么？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诗有诗的风格，词有词的风格，古文有古文的风格，小说有小说的风格，就算同样是诗歌，绝句、律诗、古诗，彼此风格也不一样。另外，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就算同一个作者，青年、壮年、晚年的风格也不一样。还有学派，不同学派有不同学派的风格，不同地方有不同风格，譬如浙东、浙西、桐城、扬州。可见风格的指涉，包括文体、作者、学派、地理等等内涵。可以单指其一，也可能指涉多元。所以，到底所谓的风格指什么？要先作一个界定，才不会引发认知争议。确定语词的义界，中文学界向来很忽略，研讨会中经常被提出来检讨。讨论学术，态度如此含糊，的确要不得！假如想研究某某人的文学风格，如果连“风格”语词的义界，作者都搞不清楚，那举例说明会精确吗？举例面向会没有遗漏吗？举例说明有所遗漏，那章节安排会完备无缺吗？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首先要对涉及的语词，作一个界定。譬如研究《春秋》书法，“属辞比事”既是诠释解读的一大利器，就要对什么是“属辞”，什么是“比事”，加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要弄个一清二楚。因为这是小问题，大关键。不弄清楚，底下的举例、论证、推拓都会有问题。所以，方法论的第一大任务，就是确定语词的义界。很多在研讨会产生的争议，就是你我的想法不一致，譬如谈到唐诗的特色，你和我认知的不一样，拿你的尺度看我的论文，就会不对。诚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讨论问题之前，为语词，尤其是专业术语下一个定义，将是当务之急。
第二，考察命题的真伪。设定的命题，不可以是个假议题，事实上不存在，不能成立，那论述将如浮沙建塔，徒劳无功。譬如深信《左传》为东汉刘歆所伪作，那么，印证到很多文献，就会左支右绌，不能圆融通达。如《左传》所载天文学文献，如日食、彗星、流星雨、地震之精确，若非身经目历，无由推想。战国出土文献无数，作为二重证据，多以《左传》为上古史可资征信之“信史”，可以知之。征存文献，当先确定真伪；若作者为伪，时代为伪，内容为伪，则当扬弃不用，以免影响推论的合理，命题的真确。论著引用的文献，到底可靠不可靠？有所谓的古书真伪的考辨，这在清朝乾嘉以来到近代学者，都做了不少的研究功夫。哪些书确定是伪书，哪些书确定是后人所编造的，必须要了解清楚，否则将影响成果的信度。譬如研究汉代的学术，却拿六朝唐代以后才编纂而成的书，要来证明汉代的学术问题，这就缺乏说服力，而且弄错了。所以，引用文献本身，要确定真实可靠。考辨功夫，不必为了某个研究课题，就要投入，大可发挥“借用与连结”的功能。譬如研究《史记》，哪些是褚少孙补的篇章，哪些是司马迁、司马谈写的，难道要为了研究《史记》，再去研究一遍吗？不必，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老早有很多人写了，一本一本的论文成果已出版，有的在网路上找得到，有的图书馆查得到，只要你认真，多花时间，可以借镜别人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写出来，后面加上注释，引用的文献真伪，就解决了。也许别人论点未必可靠，但有了注释，注释写明是谁说的，哪本书说的，由他负责，只要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第三，要达成推理的明确。台湾的教育，大概二十年来，通识课程里面，并没有很多老师去教导逻辑学，或者是逻辑的推演，怎么让我们的论辩比较正确，而不会错误。既然学校没开这个课，只好自力救济，自己去读一些逻辑学、理则学的书，可以有助于推理方面比较明白、正确。完成一部专著，一本博士论文，通常旷日废时，前后时间拖得很长，少则三四年，多则八九年。首尾间隔如此辽阔，断断续续写作，很有可能衍生前后论点纷歧、观点不一的问题。达成推理的明确，是一种温馨的提示。写一篇论文，一般的同学大概花一个月左右，写一本硕士学位论文，可能要花一年两年甚至于更多到五年、六年。文科的博士论文，因为兼职关系，往往长达八九年。这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从开始写到完工，日升月恒，旷日废时，因为时间拉得很长，所以对问题的看法可能相左，认知成熟度也会不同。研究伊始，会比较生疏，论点可能有问题；渐渐地，对这个问题投入很多时间、心力，这个问题的疑惑就解开了。于是形成前后论点不一致，甚至于自相矛盾。这怎么办呢？好办，当一篇论文写完以后，在脑筋最清楚的时候（通常是一大早睡醒之后），把写好的论文，从头到尾看上一遍、两遍、三遍，就会发现前后不一的地方，到底哪个比较对呢？通常后面推论的可能比较正确。最近才完成的篇章，因为已经投入很多心力，接触很多问题，掌握很多文献，写出来的论点应该比较成熟可靠。既然是同样一本书、一篇文章，在完成以后，得做后续的处理，把写出来的论点，自己化身为第三者，从严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漏洞，有没有缺陷，有没有矛盾。这样的话，论文呈现出来，就比较可以达成推理的明白跟正确。 二、 材料取舍和文献筛选
（一） 材料之取舍与征引，当鉴定真伪、分别主从，权衡重轻、斟酌生熟、厘析精粗、考察得失，而以有利于议题之佐证与发明为依归
有关材料真伪的鉴定，已见上述，不赘。接下来第二步，要判断所用材料是主要还是次要。如果是主要的，最好做个记号。现在材料琳琅满目，更要做这功夫。读后认为重要的材料，特别编A的编号，A1、A2、A3。觉得还不错，有参考价值，就编成B，这样就很容易分出主次。重要的文本和佐证，必须重点强调，深入剖析，详尽讨论。至于次要的，聊备一说的，添枝加叶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不妨轻描淡写，简略交代就行。每个资料并非一样重要，没必要等量齐观。有些资料抄袭别人，没有独到创见，如果都看成一样，那代表缺乏识见。所以要分别主从、权衡重轻，这个涉及到学术眼光。
只要博观厚积，就可以评断哪个有创见，哪个论说精辟完整。看得多，想得多，比较得多，自然养就判断力。至于斟酌生熟，对于材料取舍，尤其重要。生，就是陌生；熟，就是熟悉，眼熟、耳熟，就是人云亦云，欠缺新创。可贵的是陌生罕见，稀奇独特、有新鲜感的材料，这是必须要去掌握的。材料耳熟能详，表示论点未超越认知范围之外，犹如孙悟空的本领，未能跳脱如来佛的手掌心。材料眼熟、似曾相识，不是同行写过，就是自己读过，或者是学界发表过。材料未经人用过则新，立意未经人说过则新；唯有新颖独特，才具备参考价值，借镜意义。
厘清精粗，更是筛选材料、决定征引与否的试金石。材料是精致还是粗糙，只要经过比较，就能够见出真章。有的精致细腻，鞭辟入里；有的粗枝大叶、空洞无物。考察每篇论文的优劣得失，鉴别论文的精粗高下，是征引文献的首发工程。很少有论文是十全十美的，除非是大师的著作。论文既然刊载在学报期刊，原则上都通过严审严评，都应有其心得和发明。研读过程，贵在集思广益，荟萃众长，视取法他人的优长为手段，为阶梯，而以能迸发创见，洗剥出心得、增益其所不能作目标，则为学日益。换言之，以参考文献作为发想的起始，研究的垫脚石，则学术开拓的空间极大；不以学界成果作为研究之终点，致力于重要、陌生问题之发掘；尽心于粗处、失处症结之改善，则容易生发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有独到创新的论著。
这些真伪、主宾、重轻、生熟、精粗、得失，是我们看到材料时，要还是不要，要得多还是要得少的一种判断。由于文本的类别不一，论题的属性殊异，研究者的期待值不同，终极追求的层次亦判然有别。故征引材料的取舍斟酌，亦不一律。不过，异中求同，自有共识：材料质量要经过筛选，论文水平要经过鉴别。汰滓存精，择优借镜，这应该是共通的原则。千万不可随机取样，更不宜师心自用，轻率地将材料等量齐观，将所见数据通通采用。到头来精粗不分，鱼目混珠。这表示欠缺权衡与斟酌之能力。在还没有着手撰写论文之前，对于材料，就必须要下这些功夫。如此，才有利于论题的佐证和发明。
（二） 前后、详略、晦明与取舍删改
长江之水，后浪推着前浪；学术传承，后进追随前贤。就学术论著言，但见作品优劣，不在乎先贤后生。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来者不如今。两汉经学家讲究家法、师法，盲目遵从信奉。两宋经学家则創意诠释，新奇解读。其于“先儒之说”之依违取舍，颇有识见，值得参考。如程端学治《春秋本义》之自白：
先儒之说，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其或大段甚当，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卷首《春秋本义通论》）
程端学为元朝的《春秋》学家，著有《春秋本义》一书。其《春秋本义通论》论《春秋》学材料之去取删改，对论文写作有启示作用。首提：“先儒之说，不敢妄加去取。”什么叫做“先儒之说”？写报告、写论文时，同行、老师、前辈比我们早一个月、或早几年发表论著，都可以视同“先儒之说”。研读“先儒之说”，不可随便任意去取。一定弄清楚这篇论著的核心主轴，重要归向，去取才会精准恰当。我们撷取优点、长处，扬弃缺失短处。严格说来，每一部著作都有缺失，不要只看到缺失，而要发掘优点、长处，所谓“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对于前说后说近似者，程端学提出取舍的原则是“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这个提示很重要。两家说法很相似，究竟哪一篇是原创？大抵应考察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时间的先后。论文著作发表在前，就是所谓的前说，较有可能是孤明先发的“原创”。论著发表在后的，有可能是“随人说短长”的因袭；当然也有可能是踵事增华、后来居上的杰作。就算后来居上，“前说”的披荆斩棘，自我作古，开创之功也不容抹煞。学术探讨讲究“接着讲”，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所以具备创意的“前说”，自是后说立论的基准，踵事增华的座标。所以，有时“后说”也有可取处，程端学指出：“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如果早先出版的书或者论文，论述阐说比较简略；之后发表的、出版的写得比较详尽清楚，择优取详，就可参取后面的说法，这叫做后出转精。如果先前发表的论文著作写得隐晦不明，含糊其词，后来论著比较清楚明朗，当然就选取后者。
至于大段落可取，局部字句可议，程端学亦提出删改商榷之道：“其或大段甚当，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就害理而言，犹大醇与小疵，或删或改，可以两全其美。引用一段文章作讨论，可能一百个字以上，我们不能未加剪裁，一次就引一大段。有一两句说得没道理，无助于自圆其说，不该把它删除，而是用删节号回避掉。因为任何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毫无瑕疵。也许讲了十个观点，有七八个讲得非常好，就选取讲得好的观点，其他不好的或搁置，或删略。至于“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所谓改，不止文字修饰而已，更重要的，应该是观点调整，提出异议。如果先贤论说“害理”，你提出补正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妥贴，此之谓匡谬补阙。端正视听，贡献不小，可以视同笔补造化。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一、 方法论的三大任务
无论治学或写作，都必须讲究方法论。方法正确，可以爱日省力，效率昭著。假如方法偏差，甚或昧于方法，将会事倍功半，陷于迷思。劳思光提示治学的方法论有三大任务，写作亦然：
确定语词之义界，考察命题之真伪，达成推理之明确，为方法论之三大任务。（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第二、第三讲）
台湾大学文学院前院长侯健，翻译《柏拉图理想国》，《译者序》谈到“苏格拉底的坚持”：发言者所用的一般名词，一定要“先加严格的界说”，犹如孔子的正名。西方治学的特色，就是从这里起源的。他说：
柏拉图理想国（Plato and Politeia Republics）中，采对话体，行辩證法，苏格拉底坚持：发言者一定要把所用的一般名词（general terms），也就是抽象观念如是非、善恶、专制、民主一类的字眼，先加严格的界说，或者说是如孔子所要求的正名，俾能对这类名词，在事先获致共同的理解，以免各说各话，葫芦丝瓜，缠绕不休。他是绝不肯接受诐辞遁辞的。这种抽丝剥茧，着眼大，而下手小的辩法，正是西方治学的特色。（侯健译《柏拉图理想国·译者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发言，行文涉及抽象观念，像是非、善恶、专制、民主等等；专业术语，如风格、创意、传播、接受等等，都得“先加严格的界说”，事先获得共识，就可以避免自由解读，各说各话。东方谈思想，谈哲学，深受西方影响；而西方哲学之源头活水，则是对话录理想国。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大谈方法论，首提“确定语词的义界”，不仅言之有据，而且理所当然。严羽《沧浪诗话》开宗明义称“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很有启示性。
讨论问题，通常会牵涉到学术术语，譬如谈到文学，会提到风格，就要对“风格”两个字做一个界定。风格是什么？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诗有诗的风格，词有词的风格，古文有古文的风格，小说有小说的风格，就算同样是诗歌，绝句、律诗、古诗，彼此风格也不一样。另外，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就算同一个作者，青年、壮年、晚年的风格也不一样。还有学派，不同学派有不同学派的风格，不同地方有不同风格，譬如浙东、浙西、桐城、扬州。可见风格的指涉，包括文体、作者、学派、地理等等内涵。可以单指其一，也可能指涉多元。所以，到底所谓的风格指什么？要先作一个界定，才不会引发认知争议。确定语词的义界，中文学界向来很忽略，研讨会中经常被提出来检讨。讨论学术，态度如此含糊，的确要不得！假如想研究某某人的文学风格，如果连“风格”语词的义界，作者都搞不清楚，那举例说明会精确吗？举例面向会没有遗漏吗？举例说明有所遗漏，那章节安排会完备无缺吗？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首先要对涉及的语词，作一个界定。譬如研究《春秋》书法，“属辞比事”既是诠释解读的一大利器，就要对什么是“属辞”，什么是“比事”，加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要弄个一清二楚。因为这是小问题，大关键。不弄清楚，底下的举例、论证、推拓都会有问题。所以，方法论的第一大任务，就是确定语词的义界。很多在研讨会产生的争议，就是你我的想法不一致，譬如谈到唐诗的特色，你和我认知的不一样，拿你的尺度看我的论文，就会不对。诚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讨论问题之前，为语词，尤其是专业术语下一个定义，将是当务之急。
第二，考察命题的真伪。设定的命题，不可以是个假议题，事实上不存在，不能成立，那论述将如浮沙建塔，徒劳无功。譬如深信《左传》为东汉刘歆所伪作，那么，印证到很多文献，就会左支右绌，不能圆融通达。如《左传》所载天文学文献，如日食、彗星、流星雨、地震之精确，若非身经目历，无由推想。战国出土文献无数，作为二重证据，多以《左传》为上古史可资征信之“信史”，可以知之。征存文献，当先确定真伪；若作者为伪，时代为伪，内容为伪，则当扬弃不用，以免影响推论的合理，命题的真确。论著引用的文献，到底可靠不可靠？有所谓的古书真伪的考辨，这在清朝乾嘉以来到近代学者，都做了不少的研究功夫。哪些书确定是伪书，哪些书确定是后人所编造的，必须要了解清楚，否则将影响成果的信度。譬如研究汉代的学术，却拿六朝唐代以后才编纂而成的书，要来证明汉代的学术问题，这就缺乏说服力，而且弄错了。所以，引用文献本身，要确定真实可靠。考辨功夫，不必为了某个研究课题，就要投入，大可发挥“借用与连结”的功能。譬如研究《史记》，哪些是褚少孙补的篇章，哪些是司马迁、司马谈写的，难道要为了研究《史记》，再去研究一遍吗？不必，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老早有很多人写了，一本一本的论文成果已出版，有的在网路上找得到，有的图书馆查得到，只要你认真，多花时间，可以借镜别人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写出来，后面加上注释，引用的文献真伪，就解决了。也许别人论点未必可靠，但有了注释，注释写明是谁说的，哪本书说的，由他负责，只要交代清楚就可以了。
第三，要达成推理的明确。台湾的教育，大概二十年来，通识课程里面，并没有很多老师去教导逻辑学，或者是逻辑的推演，怎么让我们的论辩比较正确，而不会错误。既然学校没开这个课，只好自力救济，自己去读一些逻辑学、理则学的书，可以有助于推理方面比较明白、正确。完成一部专著，一本博士论文，通常旷日废时，前后时间拖得很长，少则三四年，多则八九年。首尾间隔如此辽阔，断断续续写作，很有可能衍生前后论点纷歧、观点不一的问题。达成推理的明确，是一种温馨的提示。写一篇论文，一般的同学大概花一个月左右，写一本硕士学位论文，可能要花一年两年甚至于更多到五年、六年。文科的博士论文，因为兼职关系，往往长达八九年。这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从开始写到完工，日升月恒，旷日废时，因为时间拉得很长，所以对问题的看法可能相左，认知成熟度也会不同。研究伊始，会比较生疏，论点可能有问题；渐渐地，对这个问题投入很多时间、心力，这个问题的疑惑就解开了。于是形成前后论点不一致，甚至于自相矛盾。这怎么办呢？好办，当一篇论文写完以后，在脑筋最清楚的时候（通常是一大早睡醒之后），把写好的论文，从头到尾看上一遍、两遍、三遍，就会发现前后不一的地方，到底哪个比较对呢？通常后面推论的可能比较正确。最近才完成的篇章，因为已经投入很多心力，接触很多问题，掌握很多文献，写出来的论点应该比较成熟可靠。既然是同样一本书、一篇文章，在完成以后，得做后续的处理，把写出来的论点，自己化身为第三者，从严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漏洞，有没有缺陷，有没有矛盾。这样的话，论文呈现出来，就比较可以达成推理的明白跟正确。 二、 材料取舍和文献筛选
（一） 材料之取舍与征引，当鉴定真伪、分别主从，权衡重轻、斟酌生熟、厘析精粗、考察得失，而以有利于议题之佐证与发明为依归
有关材料真伪的鉴定，已见上述，不赘。接下来第二步，要判断所用材料是主要还是次要。如果是主要的，最好做个记号。现在材料琳琅满目，更要做这功夫。读后认为重要的材料，特别编A的编号，A1、A2、A3。觉得还不错，有参考价值，就编成B，这样就很容易分出主次。重要的文本和佐证，必须重点强调，深入剖析，详尽讨论。至于次要的，聊备一说的，添枝加叶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不妨轻描淡写，简略交代就行。每个资料并非一样重要，没必要等量齐观。有些资料抄袭别人，没有独到创见，如果都看成一样，那代表缺乏识见。所以要分别主从、权衡重轻，这个涉及到学术眼光。
只要博观厚积，就可以评断哪个有创见，哪个论说精辟完整。看得多，想得多，比较得多，自然养就判断力。至于斟酌生熟，对于材料取舍，尤其重要。生，就是陌生；熟，就是熟悉，眼熟、耳熟，就是人云亦云，欠缺新创。可贵的是陌生罕见，稀奇独特、有新鲜感的材料，这是必须要去掌握的。材料耳熟能详，表示论点未超越认知范围之外，犹如孙悟空的本领，未能跳脱如来佛的手掌心。材料眼熟、似曾相识，不是同行写过，就是自己读过，或者是学界发表过。材料未经人用过则新，立意未经人说过则新；唯有新颖独特，才具备参考价值，借镜意义。
厘清精粗，更是筛选材料、决定征引与否的试金石。材料是精致还是粗糙，只要经过比较，就能够见出真章。有的精致细腻，鞭辟入里；有的粗枝大叶、空洞无物。考察每篇论文的优劣得失，鉴别论文的精粗高下，是征引文献的首发工程。很少有论文是十全十美的，除非是大师的著作。论文既然刊载在学报期刊，原则上都通过严审严评，都应有其心得和发明。研读过程，贵在集思广益，荟萃众长，视取法他人的优长为手段，为阶梯，而以能迸发创见，洗剥出心得、增益其所不能作目标，则为学日益。换言之，以参考文献作为发想的起始，研究的垫脚石，则学术开拓的空间极大；不以学界成果作为研究之终点，致力于重要、陌生问题之发掘；尽心于粗处、失处症结之改善，则容易生发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有独到创新的论著。
这些真伪、主宾、重轻、生熟、精粗、得失，是我们看到材料时，要还是不要，要得多还是要得少的一种判断。由于文本的类别不一，论题的属性殊异，研究者的期待值不同，终极追求的层次亦判然有别。故征引材料的取舍斟酌，亦不一律。不过，异中求同，自有共识：材料质量要经过筛选，论文水平要经过鉴别。汰滓存精，择优借镜，这应该是共通的原则。千万不可随机取样，更不宜师心自用，轻率地将材料等量齐观，将所见数据通通采用。到头来精粗不分，鱼目混珠。这表示欠缺权衡与斟酌之能力。在还没有着手撰写论文之前，对于材料，就必须要下这些功夫。如此，才有利于论题的佐证和发明。
（二） 前后、详略、晦明与取舍删改
长江之水，后浪推着前浪；学术传承，后进追随前贤。就学术论著言，但见作品优劣，不在乎先贤后生。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来者不如今。两汉经学家讲究家法、师法，盲目遵从信奉。两宋经学家则創意诠释，新奇解读。其于“先儒之说”之依违取舍，颇有识见，值得参考。如程端学治《春秋本义》之自白：
先儒之说，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其或大段甚当，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卷首《春秋本义通论》）
程端学为元朝的《春秋》学家，著有《春秋本义》一书。其《春秋本义通论》论《春秋》学材料之去取删改，对论文写作有启示作用。首提：“先儒之说，不敢妄加去取。”什么叫做“先儒之说”？写报告、写论文时，同行、老师、前辈比我们早一个月、或早几年发表论著，都可以视同“先儒之说”。研读“先儒之说”，不可随便任意去取。一定弄清楚这篇论著的核心主轴，重要归向，去取才会精准恰当。我们撷取优点、长处，扬弃缺失短处。严格说来，每一部著作都有缺失，不要只看到缺失，而要发掘优点、长处，所谓“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对于前说后说近似者，程端学提出取舍的原则是“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这个提示很重要。两家说法很相似，究竟哪一篇是原创？大抵应考察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时间的先后。论文著作发表在前，就是所谓的前说，较有可能是孤明先发的“原创”。论著发表在后的，有可能是“随人说短长”的因袭；当然也有可能是踵事增华、后来居上的杰作。就算后来居上，“前说”的披荆斩棘，自我作古，开创之功也不容抹煞。学术探讨讲究“接着讲”，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所以具备创意的“前说”，自是后说立论的基准，踵事增华的座标。所以，有时“后说”也有可取处，程端学指出：“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如果早先出版的书或者论文，论述阐说比较简略；之后发表的、出版的写得比较详尽清楚，择优取详，就可参取后面的说法，这叫做后出转精。如果先前发表的论文著作写得隐晦不明，含糊其词，后来论著比较清楚明朗，当然就选取后者。
至于大段落可取，局部字句可议，程端学亦提出删改商榷之道：“其或大段甚当，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就害理而言，犹大醇与小疵，或删或改，可以两全其美。引用一段文章作讨论，可能一百个字以上，我们不能未加剪裁，一次就引一大段。有一两句说得没道理，无助于自圆其说，不该把它删除，而是用删节号回避掉。因为任何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毫无瑕疵。也许讲了十个观点，有七八个讲得非常好，就选取讲得好的观点，其他不好的或搁置，或删略。至于“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所谓改，不止文字修饰而已，更重要的，应该是观点调整，提出异议。如果先贤论说“害理”，你提出补正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妥贴，此之谓匡谬补阙。端正视听，贡献不小，可以视同笔补造化。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