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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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常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等特征,这些属于"对道德的判断"而非道德判断,前者是基于生产力运动的科学规律做出的,后者依据的则是评价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唯物史观能够容纳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价值尺度根植于人类实践之中:一方面特定社会的生产和需要状况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人类走向自由王国是持续的进程。马克思的一系列"对道德的判断"既不代表拒斥道德,也并没有将道德判断导向相对主义。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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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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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ZX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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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常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等特征,这些属于"对道德的判断"而非道德判断,前者是基于生产力运动的科学规律做出的,后者依据的则是评价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唯物史观能够容纳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价值尺度根植于人类实践之中:一方面特定社会的生产和需要状况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人类走向自由王国是持续的进程。马克思的一系列"对道德的判断"既不代表拒斥道德,也并没有将道德判断导向相对主义。
其他文献
在一些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支持者眼中,康德伦理学侧重于对道德义务的追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狂热主义”,即将道德理想作为人生的目的与行为的指导,并试图以此获得内心的愉悦与满足。与这种一般性印象相反,康德实际上极其反对“道德狂热主义”。在他看来,道德主体不应该通过履行义务而追求某种愉悦感。但这也将带来另一个问题:康德是否又在提倡一种道德苦行主义?情况也并非如此,因为康德又明确地强调了德行应该伴随着内心的自愿与快乐。康德的道德心理学确实比较复杂,准确地说,它提出的基本道德情感,即“敬重”,既不关乎愉悦,也不
公共政策的本质应该彰显公平正义原则,能够达成公共目标、解决公共问题与实现公共利益等。然而,人们向往政策的“公共性”却常常落入“非公共性”的枷锁中。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中,常常遭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专家政治”与大众参与的冲突、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僵局、信息垄断与“数字鸿沟”的失衡等伦理困境。公共政策陷入伦理困境有以下因素:“功利主义”的影响、“内输入”政策议程的主导、监督和制约机制乏力等。应对公共政策伦理困境,需要在重铸政绩正义、重置政策议程、重构决策问责、重申信息公开等方面下大功夫。
好人可能具有坏的问题,所指向的是一个从整体上可称之为有美德的人在其总体道德人格中亦可能具有一定坏品质的问题。因此,“好人能有多坏”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所探讨的是美德与不同坏品质之间在同一道德人格中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通过美德与恶品质、美德与不自制品质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谓的好人可能会在个别领域具有程度较轻的不自制,也不能排除可能会在个别领域具有程度较为严重的不自制,但好人却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恶或者是总体性的不自制,因此虽然好人可能会具有坏的问题,但所可能具有的坏亦有其特定的限度。
斯洛特提出道德对称性以解决美德伦理学与其他类型的伦理学相竞争的问题,从而确立美德伦理学在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儒家伦理学中也含有道德对称性问题,而孔子“父子相隐”、孟子“窃负而逃”的伦理叙事体现了儒家在涉己和涉他的道德选择中持一种中道观点,即在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最恰当的行为方式来处理特定的道德情境中出现的道德难题,儒家并不偏爱私己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也没有只考虑他人利益而完全牺牲自我的利益,从而在伦理学上表现出典型的道德对称性特征。而从西方美德伦理学在现代的复兴历程及类型演变来看
在将德性论延伸扩展到环境伦理时,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提供了一条与理性主义不同的进路。斯洛特在讨论对环境、自然的关爱的动机如何产生这一关键问题时,没有使用感同身受和接受这两个核心概念,而是从马斯洛那里借来了归属感这一概念。在归属感的作用下,人们能够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合一感。一旦与人们一体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会在人们内心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引发人们反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使用归属感而不是使用感同身受这一概念,使得斯洛特在解释对环境的关爱的动机与对人的关爱的动机如何产生时存在着不一致。
孟子名言“不孝有三,无後为大”带有事例式定义,“不告而娶为无後也”,即,不禀告家长而娶妻是“无後”的做法。东汉以来学者们释“後”为“子”或“後人”,并对舜例的“无後”增加否定词“惧”,反向式改变原文以读通句意。这破坏了原文和孟子的解释,颠覆了儒家三孝观的取向,曾子和孟子都视三级孝序的首位为对家长的尊敬问题。其实,周代“後”“后”可通假,周朝礼制里“後子”在诸子里地位独尊,一般是嫡长子;夏商国王称后,而周朝礼制称王为天子,尊称其妃为后,这会导致避讳。古“后”字是司之反写,基本语义是主、君,扩指尊者,它和君字
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即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或"模型"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可以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即以康德规范伦理学的普遍原则为纲,而以儒家的"良知"和"四端"学说为补充。但前提是,首先对儒家伦理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剔除那些具体的缺乏普遍性的伪规范,还原到其中的人类共同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具体批判来达到抽象继承。这就是我所设想的中国今天的道德建设路线图。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发展中形成的独创性有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创实践演绎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学术篇章。
在马克思一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存在前后相继的两种维度,即青年马克思以道德批判为主导,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向以科学批判为主导。如何看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学界围绕此论题存在着争论。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从道德批判转向科学批判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以科学批判为标志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亦并未抛弃道德批判的维度,这两种批判维度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之中,单纯强调一种批判维度而贬低甚至否定另一种,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