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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事儿办得不赖吧?我自己觉着起码能得90分。”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站在“战斗”了23天的鱼堡餐厅门口，得意地向记者挤了挤眼睛。
不远处是新奥物业派来看守的人，探头看看不是别人，又是那个陆大任，于是往车后座一躺又接着睡。
在老陆的帮助下，剩下的三家钉子户里，鱼堡餐厅女老板秦荣最早拿到了补偿。2009年12月29日，秦荣告诉记者纠纷已经达成和解，老陆也顺利拿到了2％的补偿款提成。最终拿了多少钱，老陆回避这个问题，只是嘿嘿笑。
“湖南米粉”店的老板刘正见老陆出现，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要聘请他，一边从老陆那里打听一些钉子策略。老陆没怎么说话，又是一阵闷笑。
老陆的出名起源于秦荣在网上贴出的《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
在那上面，秦荣描绘了一个“职业钉子户”的模样：有相关拆迁经验，知道如何跟恶势力抗衡和周旋，大专以上学历；责任感强，坚韧，勇敢，身体健壮；能吃苦，在面临停水停电黑社会势力时不厢不挠。
隔天，真的有一个叫“杨帅”的天津大学生拉着行李找秦荣应聘：“社会上不平的事太多了。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好一点”。大学生没有经验，秦荣思索再三不敢答应。
后来老陆就出现了。
壮实的身板，一身绿色军大衣，一顶暗红色的帽子，脸上还蒙个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神神秘秘的。米粉店的刘正说，一看老陆那个样子，就知道是经历过沧桑的人。
老陆其实不老，只有，45岁，不过却长了一头花白头发，脸上到处是皱纹，他自己解释，这是早年当拆迁队长的时候风吹日晒出来的。
老陆见秦荣的第一句话就让她感到惊讶：“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好像被招聘来当钉子户的是秦荣似的。老陆当过拆迁队长，这个从对立阵营过来的人十分清楚。他说：“拆迁是一场心理战，就是恶心人，让你没信心，最后就灰头土脸地拿点钱走人”。
秦荣最后聘请了他。12月7日，老陆上岗了。
“这是小儿科”
陆大任说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别人都不大相信。他早年喜欢写诗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全民下海浪潮中，陆大任也坐不住了。就到一个亲戚开的公司里当起拆迁队长。
干拆迁就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我自以为读过两年书，是个读书人，到那个场合，该骂街骂街，该吆喝吆喝，该拿钱拿钱，跟他们在一起就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
在江湖里练过的老陆一开始就怪招迭出。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写着“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每天更新，在另外的一张白纸上，他写着自创的口号：“严防死守，和谐共处”，“死”字总是忌讳的，他在这字的中间画了一张卡哇伊的笑脸。他说，你越乐观对方越着急。还有一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号线逛去了，围观的人一大堆，他在旗上写着中文“钉子户”和英文“Nail”，“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这几招果然吸引来了大批媒体的目光，后来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赶过来围观他了。
和记者聊起来，老陆主动承认自己当拆迁队长的时候，给钉子户家里泼过大便，说完他又嘿嘿地乐，似乎对这套手法的驾轻就熟感到些许惭愧。他很清楚对方可能用什么招，自己可以用什么招反击。“不这样不行啊，你抓的是一手烂牌，不明白利害关系、实力对比，跟人家怎么玩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史上最牛招聘”勾起了媒体的兴致，秦荣的“鱼堡餐厅”在本年度无数惊心动魄的拆迁纠纷中实在是普通之极。
这次拆迁中的房东是北京新奥集团，该公司受北京市政府委托，负责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以及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建设。纠纷发生地点属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区”，也是原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所在地。这一块地从2003年开始拆迁，到了2007年底，奥林匹克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全部结束，所有居民全部搬走。但是靠马路边上的这幢三层小楼并没有被拆除。
新奥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宇解释说：“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会有施工工程人员需要一个暂时的住所，就先保留了下来。”于是最终楼上被改成新奥物业的办公室，楼下的门脸房整租给了东方凯晟，再由东方凯晟分割租给招来的商户。
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2008年，秦荣、刘正等人与“二房东”东方凯晟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约，租金为每3个月一付。2009年12月3日，中建国际和北京保利兴两家地产公司以48亿元的价格拍得奥林匹克南区的3块地。
拆迁问题就此产生。一些商户很快就搬走了，像楼中间的一家餐饮几个月前就拿了8万块钱赔偿离开，最后剩下鱼堡、湖南米粉店和菊花居三家餐馆。米粉店老板刘正解释说，这三家面积都比较大，尤其米粉店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装修费用投入很多，因此赔偿款一直谈不拢。
后来才加入这场纠纷的老陆似乎看得更深一些。他很陕抓住了他认为的症结所在：“东方凯晟说白了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注册资本写的是50万元。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账上有没有5万块钱。指望老周还钱，还鬼吧!”老周指的东方凯晟的总经理周建国。在老陆的说法中处处透露出对对手“不够成熟”的鄙夷。
2009年12月23日，老周到店里谈赔偿款的事，冲着记者们举了一面比老陆还大的旗，上书“欠债还债”。老陆乐了：“这是小儿科。”他站在门口，对着媒体的相机和摄像头，作出破釜沉舟，几近悲壮的表情，从兜里掏出一根事先就准备好的白布捆在头上，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起鱼堡的“血泪史”。
陆大任反守为攻，对方和秦荣谈判，他就坐在一边听着，最后数出来对方“你们先交钱”一句话讲了七十几遍，于是就羞他：“你一大老爷们儿，岁数比我还大，一句话能说八十遍!”老陆认为这次谈话进一步支持了他的判断，“说来说去就是没钱，新奥物业一定会接手，谈判对手应该是大房东。”
在现场嬉笑怒骂一番之后，老陆私下帮秦荣进行了冷静深入的分析。“你现在最大的筹码是房子，一旦旁边开始拆了，你这房子生意也做不下去，筹码也就贬值了，你以后拿什么跟人家去谈?另外这个房子是租的，是租赁关系，不是你的产权，就得懂得适可而止，拿钱走人。”
“每个事情都有个高潮，就像媒体关注一样，在高潮上把问题解决了，早了就亏了过了也就迟了。”许多天以后，回顾这场漂亮仗，老陆不乏得意地对记者总结。
反围剿
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力了“内退”，据媒体报道，老陆之前搞拆迁，赚到500多万后，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他被拒签没去成。
在北京，老陆住在回龙观朋友家里。有一天晚上，电视新闻里讲起了最近的拆迁纠纷，在介绍完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也讲了“史上最强招聘”的事隋。出于前拆迁队长的“职业敏感”，他让朋友上网查找秦荣发的帖子，看完后决定应聘。
上岗后，老陆发现现场环境的恶劣还是 超过他的想象，“我一开始以为还能看看电视，(到了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鱼堡当时已经停电停水，在深冬的北京冻若冰窟。
以前搞拆迁的时候，老陆跟工人一起睡工棚，几十号人在一起喝酒打牌不会无聊，而这回他只能一个人驻守，有两回他在屋里偷偷生火取暖，很快就被赶过来的保安和警察喝止，“我不怪他们，他们怕我煤气中毒死亡”。
最难熬的时间是深夜0点到5点，老陆冷得只能到外面走路，“别人看着以为我巡夜呢，其实完全是冷得不行。走到地铁口再回来，走到身体发热脚发热为止。”
二十几天住下来，老陆对奥体东门的黑夜了解得清清楚楚：“11：30—0：00的时候，公交车开始收线了，还有个207慢悠悠地不时晃过来。1：30左右，环卫车，从北向南，哒哒哒开过去，过一个小时，又哒哒哒回来。到了凌晨3点了，小偷们就开始活动了。经常还是妇女，过来捡捡这个捡捡那个。然后等早班车207出现在马路上时，基本上就5点了，我大出一口气，这一天终于过去了。”
京城的夜晚除了寒冷并不会出现别的状况，冲突通常发生在白天。12月22日中午，数十个“黑衣人”光临鱼堡和米粉店，强行封店。“他们见我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就几个人一块儿拉这门，结果连门带框都拉下来了。”陆大任回忆自己当时是神情镇定地被五六个壮汉抬出屋外。
而不远处米粉店的员工则多人受伤。不过“黑衣人”的车也被他们砸了几辆，后来有人大喊警察来了。一帮人就作鸟兽散。
那天夜里，老陆又出去走路取暖，经过米粉店的时候，他看到店里的伙计抱个煤气罐睡觉，禁不住哈哈大笑。以他的经验判断，对方不可能再来闹了，“要搞强硬的，你对手下的人要有绝对的责任感，要有足够的胆量，不然去闹事，车子都被砸了，丢死人呦，以后谁还给你卖命?”老陆在记者而前滔滔讲起这事，仿佛“对方的人”就站在面前听他一通训诫。
回顾这23个夜晚，老陆充满自豪，他说：“这是陆大任同志最光荣的二十几天。”
但只要一聊到他的过往，陆大任就又开始闪烁其辞，“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面对镜头他都是用口罩遮住脸，他解释自己有鼻炎，一冷一热就会猛打几十个喷嚏。这次再见到他时，口罩已经不戴了。他说父母还在，不想让他们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这事儿。
从拆迁队长到钉户
陆大任经历了钉子户从无到有的那几年。
上个世纪90年代拆迁的时候，拆的大部分是毛坯房，老百姓获得的赔偿相对较充分，到了1998年，随着城市建设项目增多，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拆迁赔偿越来越高，阻力也越来越大，开始出现被陆大任称为“难缠户”的人，不过这类人通过街道办事处做工作，或者说情送礼也好解决。
到了2000年以后，“难缠户”开始升级为“钉子户”。尤其是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在网上热传之后，“钉子户”正式作为一个常用现代汉语进入人们的生活辞典。
2003年，在邯郸拆迁时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深深地触动了陆大任。几个住户起初拒绝搬迁，最终双方谈好了30多万元补偿。签好字后，本来场面渐趋和缓，机器都开动了，突然一个女人边跑边喊，一头就撞倒在推土机的挡板上。“那挡板每天在地里磨，明晃晃的，血‘啪’一下就喷出来了，这死在我眼前。”这个意外刺激下。到了2005年，陆大任就退出了这一行。
从拆迁户到钉子户，强弱易势令老陆感受很深。曾经他就是用各种手段拔除“钉子”的高手，“简单粗暴的话，就是找一些闲杂人员，聚在一起先喝一通酒，酒席上每个人发300块钱，吃喝完了就出去砸一通。玩阴的话，也是一天一个新花样，就能搞你个鸡犬不宁!”
陆大任像一个金盆洗手多年的武林高手，又把当年的十八般武艺一项项摆出来。
首先是断水断电，让对方营业不了，生活不了，接下来是外围破坏，比如扔石头，扔燃烧瓶，正好落在人家的院子里中间炸开。
再有一招就是挖地沟把钉子户圈起来，让钉子户没路走。到下雨，雨水全往家里灌，“要不然就去泼一大桶屎，臭死你”。还有就是制造一些机械事故，把树挖倒了正好砸人家墙上去，回头赔给人家一千两千，但是对方房子肯定是住不成了，有时候老陆他们也搞一些恶意爆破，掌握好距离，放一个爆破将对方房子震裂。“对方一点把柄也没有，房子也没用了，原来得赔30万，现在20万到顶了。”
所有手段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房子价值下跌，一旦对方手上没了筹码，一切就好力、了。老陆说，钉子户一般比较弱势，精神压力也大，连儿女都时不时会被骚扰惊吓，“最后搞到你吃不好、睡不着，头发都白了。”
有一回，队里一个年轻人开铲车掉头时没有控制好，撞到人家墙上，铲了个窟窿。那小伙子吓坏了，当场就逃走了。“这是无意中的好事儿，那家人吓呆了，我们可乐坏了，立马就去劝他们把合同签了。”
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老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有些惭愧。他一丝不苟地把头发梳成一个小发髻放在脑后，时而眯起眼睛扮出无奈的鬼脸。他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做拆迁的时候他是强有力的角色，做钉子户的时候，秦荣、刘正、连新奥物业的保安都洲也是最“称职”的。
“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隔壁湖南米粉店的刘正至今依然每天在寒风里守着他的店，鱼堡家拿到的赔偿令他羡慕。刘正找过北京大学法学院上书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的五名学者，他们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也纳闷，“怎么一个老陆比几个教授还管用。”
老陆也时常看新闻，对五个专家，他怀着一种实践者对理论家常见的“轻视”。“我看过那个修改条例建议书了，五个专家掰乎得不痛不痒。”“拆迁这事儿是体制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规矩的东西，国家又推高房价，大家都摸石头过河，最后摸出事情来了。”
当记者问陆大任体制的问题什么意思时，他又是嘿嘿一笑，避而不谈。
陆大任更愿意聊的是现实拆迁纠纷中的实战技巧。他觉得刘正没有抓住时机，死守到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拆迁了，还没有动机器，只是手工。一旦动机器，对方也不是吃素的。我很担心他们落到一个尴尬的地步。打仗要抓住战机，如果打完了，大喊我们胜利了，但死的只剩俩人，那叫什么打仗?”
对两边都了解的老陆总是对局势有自己的判断。
他不时厌拆迁方。因为他以前也干过这一行。“对于拆迁队来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照本拿钱。有钱我就干，没钱我就不干。地方政策允许，有资金开动就行了。”
对钉子户，他怀揣着同情，聊到唐福珍自焚这个事儿，他脸上的皱纹全拧到了一起。
“你见过强拆的场面吗?”老陆突然悲愤起来：“开发商啊、居委会啊、城管啊、警察啊，人山人海，都围着那座房子上，世上的悲喜全在那个方寸之地，冲突戏剧化了，人完全情绪化了，唐福珍想捍卫自己权利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最后，情绪到那个份上，她也只能把自己点燃了。社会把她给逼死了!”
虽然不时有记者跟陆大任聊起可以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给人当钉子户，陆大任却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他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再也不会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社会就不再会有钉子户，国家不能总出丑吧?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出了名的钉子户陆大任说。
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又到鱼堡餐厅走了一遍，合同刚签完两天，那里门窗已经拆个精光，碎玻璃散了一地，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反射出星星点点无力的光芒。他鼓励了一番米粉店的小伙子们，就走了。身着军大衣、戴个小红帽子的老陆推门的动作迟缓凝重，像一个战士起身离开了战壕。
不远处是新奥物业派来看守的人，探头看看不是别人，又是那个陆大任，于是往车后座一躺又接着睡。
在老陆的帮助下，剩下的三家钉子户里，鱼堡餐厅女老板秦荣最早拿到了补偿。2009年12月29日，秦荣告诉记者纠纷已经达成和解，老陆也顺利拿到了2％的补偿款提成。最终拿了多少钱，老陆回避这个问题，只是嘿嘿笑。
“湖南米粉”店的老板刘正见老陆出现，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要聘请他，一边从老陆那里打听一些钉子策略。老陆没怎么说话，又是一阵闷笑。
老陆的出名起源于秦荣在网上贴出的《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
在那上面，秦荣描绘了一个“职业钉子户”的模样：有相关拆迁经验，知道如何跟恶势力抗衡和周旋，大专以上学历；责任感强，坚韧，勇敢，身体健壮；能吃苦，在面临停水停电黑社会势力时不厢不挠。
隔天，真的有一个叫“杨帅”的天津大学生拉着行李找秦荣应聘：“社会上不平的事太多了。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好一点”。大学生没有经验，秦荣思索再三不敢答应。
后来老陆就出现了。
壮实的身板，一身绿色军大衣，一顶暗红色的帽子，脸上还蒙个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神神秘秘的。米粉店的刘正说，一看老陆那个样子，就知道是经历过沧桑的人。
老陆其实不老，只有，45岁，不过却长了一头花白头发，脸上到处是皱纹，他自己解释，这是早年当拆迁队长的时候风吹日晒出来的。
老陆见秦荣的第一句话就让她感到惊讶：“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好像被招聘来当钉子户的是秦荣似的。老陆当过拆迁队长，这个从对立阵营过来的人十分清楚。他说：“拆迁是一场心理战，就是恶心人，让你没信心，最后就灰头土脸地拿点钱走人”。
秦荣最后聘请了他。12月7日，老陆上岗了。
“这是小儿科”
陆大任说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别人都不大相信。他早年喜欢写诗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全民下海浪潮中，陆大任也坐不住了。就到一个亲戚开的公司里当起拆迁队长。
干拆迁就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我自以为读过两年书，是个读书人，到那个场合，该骂街骂街，该吆喝吆喝，该拿钱拿钱，跟他们在一起就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
在江湖里练过的老陆一开始就怪招迭出。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写着“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每天更新，在另外的一张白纸上，他写着自创的口号：“严防死守，和谐共处”，“死”字总是忌讳的，他在这字的中间画了一张卡哇伊的笑脸。他说，你越乐观对方越着急。还有一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号线逛去了，围观的人一大堆，他在旗上写着中文“钉子户”和英文“Nail”，“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这几招果然吸引来了大批媒体的目光，后来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赶过来围观他了。
和记者聊起来，老陆主动承认自己当拆迁队长的时候，给钉子户家里泼过大便，说完他又嘿嘿地乐，似乎对这套手法的驾轻就熟感到些许惭愧。他很清楚对方可能用什么招，自己可以用什么招反击。“不这样不行啊，你抓的是一手烂牌，不明白利害关系、实力对比，跟人家怎么玩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史上最牛招聘”勾起了媒体的兴致，秦荣的“鱼堡餐厅”在本年度无数惊心动魄的拆迁纠纷中实在是普通之极。
这次拆迁中的房东是北京新奥集团，该公司受北京市政府委托，负责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以及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建设。纠纷发生地点属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区”，也是原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所在地。这一块地从2003年开始拆迁，到了2007年底，奥林匹克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全部结束，所有居民全部搬走。但是靠马路边上的这幢三层小楼并没有被拆除。
新奥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宇解释说：“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会有施工工程人员需要一个暂时的住所，就先保留了下来。”于是最终楼上被改成新奥物业的办公室，楼下的门脸房整租给了东方凯晟，再由东方凯晟分割租给招来的商户。
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2008年，秦荣、刘正等人与“二房东”东方凯晟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约，租金为每3个月一付。2009年12月3日，中建国际和北京保利兴两家地产公司以48亿元的价格拍得奥林匹克南区的3块地。
拆迁问题就此产生。一些商户很快就搬走了，像楼中间的一家餐饮几个月前就拿了8万块钱赔偿离开，最后剩下鱼堡、湖南米粉店和菊花居三家餐馆。米粉店老板刘正解释说，这三家面积都比较大，尤其米粉店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装修费用投入很多，因此赔偿款一直谈不拢。
后来才加入这场纠纷的老陆似乎看得更深一些。他很陕抓住了他认为的症结所在：“东方凯晟说白了就是一家皮包公司，注册资本写的是50万元。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账上有没有5万块钱。指望老周还钱，还鬼吧!”老周指的东方凯晟的总经理周建国。在老陆的说法中处处透露出对对手“不够成熟”的鄙夷。
2009年12月23日，老周到店里谈赔偿款的事，冲着记者们举了一面比老陆还大的旗，上书“欠债还债”。老陆乐了：“这是小儿科。”他站在门口，对着媒体的相机和摄像头，作出破釜沉舟，几近悲壮的表情，从兜里掏出一根事先就准备好的白布捆在头上，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起鱼堡的“血泪史”。
陆大任反守为攻，对方和秦荣谈判，他就坐在一边听着，最后数出来对方“你们先交钱”一句话讲了七十几遍，于是就羞他：“你一大老爷们儿，岁数比我还大，一句话能说八十遍!”老陆认为这次谈话进一步支持了他的判断，“说来说去就是没钱，新奥物业一定会接手，谈判对手应该是大房东。”
在现场嬉笑怒骂一番之后，老陆私下帮秦荣进行了冷静深入的分析。“你现在最大的筹码是房子，一旦旁边开始拆了，你这房子生意也做不下去，筹码也就贬值了，你以后拿什么跟人家去谈?另外这个房子是租的，是租赁关系，不是你的产权，就得懂得适可而止，拿钱走人。”
“每个事情都有个高潮，就像媒体关注一样，在高潮上把问题解决了，早了就亏了过了也就迟了。”许多天以后，回顾这场漂亮仗，老陆不乏得意地对记者总结。
反围剿
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力了“内退”，据媒体报道，老陆之前搞拆迁，赚到500多万后，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他被拒签没去成。
在北京，老陆住在回龙观朋友家里。有一天晚上，电视新闻里讲起了最近的拆迁纠纷，在介绍完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也讲了“史上最强招聘”的事隋。出于前拆迁队长的“职业敏感”，他让朋友上网查找秦荣发的帖子，看完后决定应聘。
上岗后，老陆发现现场环境的恶劣还是 超过他的想象，“我一开始以为还能看看电视，(到了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鱼堡当时已经停电停水，在深冬的北京冻若冰窟。
以前搞拆迁的时候，老陆跟工人一起睡工棚，几十号人在一起喝酒打牌不会无聊，而这回他只能一个人驻守，有两回他在屋里偷偷生火取暖，很快就被赶过来的保安和警察喝止，“我不怪他们，他们怕我煤气中毒死亡”。
最难熬的时间是深夜0点到5点，老陆冷得只能到外面走路，“别人看着以为我巡夜呢，其实完全是冷得不行。走到地铁口再回来，走到身体发热脚发热为止。”
二十几天住下来，老陆对奥体东门的黑夜了解得清清楚楚：“11：30—0：00的时候，公交车开始收线了，还有个207慢悠悠地不时晃过来。1：30左右，环卫车，从北向南，哒哒哒开过去，过一个小时，又哒哒哒回来。到了凌晨3点了，小偷们就开始活动了。经常还是妇女，过来捡捡这个捡捡那个。然后等早班车207出现在马路上时，基本上就5点了，我大出一口气，这一天终于过去了。”
京城的夜晚除了寒冷并不会出现别的状况，冲突通常发生在白天。12月22日中午，数十个“黑衣人”光临鱼堡和米粉店，强行封店。“他们见我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就几个人一块儿拉这门，结果连门带框都拉下来了。”陆大任回忆自己当时是神情镇定地被五六个壮汉抬出屋外。
而不远处米粉店的员工则多人受伤。不过“黑衣人”的车也被他们砸了几辆，后来有人大喊警察来了。一帮人就作鸟兽散。
那天夜里，老陆又出去走路取暖，经过米粉店的时候，他看到店里的伙计抱个煤气罐睡觉，禁不住哈哈大笑。以他的经验判断，对方不可能再来闹了，“要搞强硬的，你对手下的人要有绝对的责任感，要有足够的胆量，不然去闹事，车子都被砸了，丢死人呦，以后谁还给你卖命?”老陆在记者而前滔滔讲起这事，仿佛“对方的人”就站在面前听他一通训诫。
回顾这23个夜晚，老陆充满自豪，他说：“这是陆大任同志最光荣的二十几天。”
但只要一聊到他的过往，陆大任就又开始闪烁其辞，“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面对镜头他都是用口罩遮住脸，他解释自己有鼻炎，一冷一热就会猛打几十个喷嚏。这次再见到他时，口罩已经不戴了。他说父母还在，不想让他们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这事儿。
从拆迁队长到钉户
陆大任经历了钉子户从无到有的那几年。
上个世纪90年代拆迁的时候，拆的大部分是毛坯房，老百姓获得的赔偿相对较充分，到了1998年，随着城市建设项目增多，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拆迁赔偿越来越高，阻力也越来越大，开始出现被陆大任称为“难缠户”的人，不过这类人通过街道办事处做工作，或者说情送礼也好解决。
到了2000年以后，“难缠户”开始升级为“钉子户”。尤其是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在网上热传之后，“钉子户”正式作为一个常用现代汉语进入人们的生活辞典。
2003年，在邯郸拆迁时遇到的一次意外事件深深地触动了陆大任。几个住户起初拒绝搬迁，最终双方谈好了30多万元补偿。签好字后，本来场面渐趋和缓，机器都开动了，突然一个女人边跑边喊，一头就撞倒在推土机的挡板上。“那挡板每天在地里磨，明晃晃的，血‘啪’一下就喷出来了，这死在我眼前。”这个意外刺激下。到了2005年，陆大任就退出了这一行。
从拆迁户到钉子户，强弱易势令老陆感受很深。曾经他就是用各种手段拔除“钉子”的高手，“简单粗暴的话，就是找一些闲杂人员，聚在一起先喝一通酒，酒席上每个人发300块钱，吃喝完了就出去砸一通。玩阴的话，也是一天一个新花样，就能搞你个鸡犬不宁!”
陆大任像一个金盆洗手多年的武林高手，又把当年的十八般武艺一项项摆出来。
首先是断水断电，让对方营业不了，生活不了，接下来是外围破坏，比如扔石头，扔燃烧瓶，正好落在人家的院子里中间炸开。
再有一招就是挖地沟把钉子户圈起来，让钉子户没路走。到下雨，雨水全往家里灌，“要不然就去泼一大桶屎，臭死你”。还有就是制造一些机械事故，把树挖倒了正好砸人家墙上去，回头赔给人家一千两千，但是对方房子肯定是住不成了，有时候老陆他们也搞一些恶意爆破，掌握好距离，放一个爆破将对方房子震裂。“对方一点把柄也没有，房子也没用了，原来得赔30万，现在20万到顶了。”
所有手段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房子价值下跌，一旦对方手上没了筹码，一切就好力、了。老陆说，钉子户一般比较弱势，精神压力也大，连儿女都时不时会被骚扰惊吓，“最后搞到你吃不好、睡不着，头发都白了。”
有一回，队里一个年轻人开铲车掉头时没有控制好，撞到人家墙上，铲了个窟窿。那小伙子吓坏了，当场就逃走了。“这是无意中的好事儿，那家人吓呆了，我们可乐坏了，立马就去劝他们把合同签了。”
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老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又有些惭愧。他一丝不苟地把头发梳成一个小发髻放在脑后，时而眯起眼睛扮出无奈的鬼脸。他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做拆迁的时候他是强有力的角色，做钉子户的时候，秦荣、刘正、连新奥物业的保安都洲也是最“称职”的。
“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隔壁湖南米粉店的刘正至今依然每天在寒风里守着他的店，鱼堡家拿到的赔偿令他羡慕。刘正找过北京大学法学院上书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的五名学者，他们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也纳闷，“怎么一个老陆比几个教授还管用。”
老陆也时常看新闻，对五个专家，他怀着一种实践者对理论家常见的“轻视”。“我看过那个修改条例建议书了，五个专家掰乎得不痛不痒。”“拆迁这事儿是体制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规矩的东西，国家又推高房价，大家都摸石头过河，最后摸出事情来了。”
当记者问陆大任体制的问题什么意思时，他又是嘿嘿一笑，避而不谈。
陆大任更愿意聊的是现实拆迁纠纷中的实战技巧。他觉得刘正没有抓住时机，死守到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拆迁了，还没有动机器，只是手工。一旦动机器，对方也不是吃素的。我很担心他们落到一个尴尬的地步。打仗要抓住战机，如果打完了，大喊我们胜利了，但死的只剩俩人，那叫什么打仗?”
对两边都了解的老陆总是对局势有自己的判断。
他不时厌拆迁方。因为他以前也干过这一行。“对于拆迁队来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照本拿钱。有钱我就干，没钱我就不干。地方政策允许，有资金开动就行了。”
对钉子户，他怀揣着同情，聊到唐福珍自焚这个事儿，他脸上的皱纹全拧到了一起。
“你见过强拆的场面吗?”老陆突然悲愤起来：“开发商啊、居委会啊、城管啊、警察啊，人山人海，都围着那座房子上，世上的悲喜全在那个方寸之地，冲突戏剧化了，人完全情绪化了，唐福珍想捍卫自己权利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最后，情绪到那个份上，她也只能把自己点燃了。社会把她给逼死了!”
虽然不时有记者跟陆大任聊起可以建立一个机构，专门给人当钉子户，陆大任却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他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再也不会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社会就不再会有钉子户，国家不能总出丑吧?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出了名的钉子户陆大任说。
2009年的最后一天，陆大任又到鱼堡餐厅走了一遍，合同刚签完两天，那里门窗已经拆个精光，碎玻璃散了一地，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反射出星星点点无力的光芒。他鼓励了一番米粉店的小伙子们，就走了。身着军大衣、戴个小红帽子的老陆推门的动作迟缓凝重，像一个战士起身离开了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