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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个年头来虽然实现了经济飞速增长，但面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在未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怎样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进行改革是当前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该文就这问题进行浅析。
摘要：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创新活力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1
一、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个年头，回顾30多年走过的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惠及面最广的一次高速经济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经济繁荣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文化、卫生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的改革
正如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在早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通常体现为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一观点的理论概括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这个领域，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鲍莫尔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一个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规则所决定的报酬结构。
鲍莫尔教授在其新书《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里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他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哪个经济体属于某一种纯粹形态。在鲍莫尔教授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鲍莫尔教授提出了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实现领先性增长的四个条件：(1)易于创设和发展生意；(2)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可以得到良好回报；(3)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4)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如何释放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才能，作者也提出了中肯的看法。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欠发达国家要么采用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在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对此，鲍莫尔教授认为，要摆脱国家主导，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改革：(1)减少创办生意的障碍，如简化企业注册程序；(2)使法律体系正规化；(3)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4)扩大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对于摆脱寡头型体制，鲍莫尔教授似乎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类欠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迂回前进，首先转变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主导体制，然后再转向更加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体制。
按照鲍莫尔教授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作出如下解释：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本质上是鲍莫尔教授等人所界定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也混合了其他三类体制的部分元素。
所以，毫不奇怪，鲍莫尔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对腐败和寻租需要警惕的国家。其次，由于贪腐问题，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总之，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三、改革是释放企业家创新活力的结论
在存在以上问题的同时，加上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中国面临着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到依靠创新、依靠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换言之，应该设法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显然，这需要我们从既有的经济体制转向鲍莫尔教授所说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鲍莫尔教授的论述中获益良多。一方面，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
摘要：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创新活力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1
一、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个年头，回顾30多年走过的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惠及面最广的一次高速经济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经济繁荣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文化、卫生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的改革
正如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经济不增长反而是容易出现的现象。在早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通常体现为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一观点的理论概括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这个领域，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当属熊彼特，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
在研究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方面，鲍莫尔教授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许多著作中强调，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的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面，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这类活动有时是破坏性的)上面。鲍莫尔特别指出，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取决于一个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以及由该规则所决定的报酬结构。
鲍莫尔教授在其新书《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里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他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哪个经济体属于某一种纯粹形态。在鲍莫尔教授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
鲍莫尔教授提出了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实现领先性增长的四个条件：(1)易于创设和发展生意；(2)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可以得到良好回报；(3)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4)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如何释放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才能，作者也提出了中肯的看法。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欠发达国家要么采用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在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对此，鲍莫尔教授认为，要摆脱国家主导，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改革：(1)减少创办生意的障碍，如简化企业注册程序；(2)使法律体系正规化；(3)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4)扩大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对于摆脱寡头型体制，鲍莫尔教授似乎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类欠发达国家可能需要迂回前进，首先转变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主导体制，然后再转向更加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体制。
按照鲍莫尔教授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作出如下解释：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本质上是鲍莫尔教授等人所界定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也混合了其他三类体制的部分元素。
所以，毫不奇怪，鲍莫尔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对腐败和寻租需要警惕的国家。其次，由于贪腐问题，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总之，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三、改革是释放企业家创新活力的结论
在存在以上问题的同时，加上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中国面临着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到依靠创新、依靠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换言之，应该设法使企业家才能进一步释放到生产性活动上来。显然，这需要我们从既有的经济体制转向鲍莫尔教授所说的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鲍莫尔教授的论述中获益良多。一方面，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