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和无知是孪生子，愚昧往往是由无知而产生的。相反，智慧则和知识联系在一起。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人认识、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遨游太空，潜入海底，登上月球，使自然臣服于人，为人所利用；人自身的进化，从野蛮的动物式的生活，进入人的生活，讲礼貌，讲文明，讲道德，物质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和完善，决定的是人的生产实践，但都和知识的积累密切联系在一起。知识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没有知识的武装。马克思主义是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先进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也是继承人类先进文化遗产的知识的宝库。没有起码的知识，就难以领会、理解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掌握、运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我们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也要看到它是由知识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创立的，在我国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因而，理解、领会这一学说，需要有必需的知识的准备。
　　人类的生产世代相续，从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也世代相传，知识造就物质和精神的文明，给人以智慧和聪明，是人类永恒的伴侣。没有知识的积累、传授、利用，就不会有今天人类的文明，不会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并非人人都热爱知识，追求知识；历史上既有诅咒知识、摒弃知识的知识虚无主义者，更有摧残、剿灭知识的刽子手。
　　摧残、剿灭知识的刽子手，要数中世纪的神学。当时，神学君临一切，哲学成了神学的侍女，一切科学都成了神学的分支。科学被捆绑，真理被禁锢，敢于坚持真理的科学家被投入火刑场。神学要摧残、剿灭知识，是因为知识的传播意味着理性的抬头，独立思考能力的活跃，这是神学的致命伤。霍尔巴赫说：“不可理解的东西，是任何宗教的基础”，“不谬性，是神赐给教会的唯一特权。”唯其如此，一切受中世纪神学毒化、腐蚀的人，只应该向神顶礼膜拜，到神那里去讨教知识，接受启示。不但“不应该信赖自己的感官，……只应该信任僧侣的感官，因为僧侣的感官比凡人的感官细致得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没有大脑，不然就是有个发育不良的大脑。”这就是说不能有自己的思维和思想，一切都只能接受神的支配。只有摒弃理性，放逐知识，扼杀智慧，神学才能施展淫威，攫取权力，征服人心。在漫长的欧洲的中世纪，不但知识遭蹂躏，科学被侮辱，人本身生存的价值也被否定。但是，只要人存在着，理性、知识就不能被剿灭，这也就决定科学必定要战胜神学。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二十世纪，欧洲的中世纪已作为历史的陈迹远远地抛在我们的身后。二十世纪的最近几十年，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以后，两三百年来，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我国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却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急起直追，学习科学，学习知识，学习技术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谁也不会想到，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竟会在我国出现一场象欧洲中世纪那样摧残文化、知识的浩劫，制造这场浩劫的刽子手就是林彪、“四人帮”。林彪、“四人帮”以科学为寇仇，斥知识为罪恶，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愚蠢”，他们焚书坑儒，封闭学校，解散科研机构，残害知识分子。偌大的中国，在十年时间中，书林 凋蔽，学园荒芜，文坛冷落，文化领域成了一片沙漠，人们陷于极度的精神饥渴之中。十年动乱，我国的国民经济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的损失；而摧残文化，摧残知识在精神上所造成的损失，同样也是难以估量的。且不说历史上一切革命的阶级都热爱、追求知识，凡是对社会、对人生采取积极态度的人，也都切望拥有丰富的知识，林彪、“四人帮”如此仇视知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动面目。
　　粉碎“四人帮”，情况完全不同了，知识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里。在学校里，我们又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书店里各种书籍琳琅满目，人头攒攒，文艺舞台百花竞放，新秀辈出，在理论问题上，互相探讨、切磋、问难，新说纷呈。人对曾经失去的东西往往是特别珍惜的，正是经历了长期知识的饥荒，许多人格外感到知识的可贵，表现了如饥如渴的求知的热情。但是，要使热爱知识追求知识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风气，还需要大家努力。这里我只想说一件事情，即对知识分子的观感。我觉得热爱知识是应该和尊重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一百多年前的费尔巴哈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倘若我不先爱我自己，崇拜我自己，我怎样能去爱和崇拜那些于我有用并给我福利的东西？倘若我不爱我的健康，我怎样能去爱医生？倘若我不愿意满足我的求知欲，我怎样去爱老师？”漠视健康的人，不会爱医生，逃避学习的人，不会爱老师，同样，如果轻视知识，也就不会尊重传播知识、用知识为人民造福的知识分子。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轻视，他们政治地位低，头上的帽子不少。许多人不是因为出身不好，就是因为求学于旧社会，有所谓历史问题而受人非议。有的人又因不满现状，经常发点愤世疾俗的言论，因而运动来了往往首先挨整。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地位开始改变，低着的头慢慢抬起来了，被压制的积极性逐渐发挥出来了，有人就为此而惴惴不安，唯恐知识分子“翘尾巴”，更怕他们有职有权。为什么会这样呢？恐怕就和轻视知识有关。当然，和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知识分子也是有缺点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缺点并非来源于他们的知识，知识和他们的缺点并无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认为知识是一种违禁品，总是怀疑其中有没有夹带进私货，致使一个人的知识增长了，毛病也就多起来了，因而对知识分子有点苛求，对他们的缺点不是热情地帮助改正，而是求全责备。我想，如果我们大家确是热爱知识，改变了对知识的态度，爱屋及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大概也是会随着改变的。
　　知识是要“求”的，叫做“求知”。许多同志解放以前没有条件上学，被剥夺了求知的权利，这是旧社会的罪恶。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没有时间学习，这也有客观的原因，今天却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学习了。过去造成了知识的空白，今天一定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爱尔维修说，无知会“产生懦弱和懈怠。”无知不但会给建设造成困难，而且会带来心理上的弱点和缺陷，如因循守旧，缺乏创造精神，没有主见，等等。热爱知识，追求知识，用丰富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才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工作才有创造，四化才有前途。
　　
　　卢纯田
　　奇怪的署名法
　　
　　
　　如果有人对你说：“他是他爸爸的儿子”，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废话或笑话。然而这种可笑的天真却出现在我们许多出版物的扉页中。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新英汉词典》的扉页上写着“《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英汉医学词汇》上标着“《英汉医学》词汇编纂组编”。即属这类可笑的称呼。现在类似情况不在少数。我以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便在出版物上署译者的名字，可用笔名，也可不署名。署集体的名必须是有意义的(如“××出版社编辑部编”、“本社编”)。现在这种署名方法是“史无前例”的产儿。这个“空前”的创举，应成为“绝后”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