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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域，有深厚的中共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境内部分区域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粤北、粤东北成为中央苏区南边的重要屏障，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广东成为万里征途的首选方向，亦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第一站。中央红军征战粤北，历时近二十天。中共和红军创造性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借道”广东，红军先后通过国民党军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顺利打开了继续西进的通道;沿途坚持思想建党和政治宣传，播下革命火种，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援和帮助，推动了广东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的持续发展。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红军以粤赣边区的油山为中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广东境内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成为全国抗战后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关键词】红军长征;广东;中央苏区;封锁线;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05-09
广东是一块富有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中共党组织发展迅猛，列全国前列;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由广东走向全国。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率先举起反击国民党右派背叛行径的武装斗争旗帜，举行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先后创建了海陆丰、东江、琼崖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梅州全境以及韶关、河源、潮州部分区域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粤北、粤东北成为中央苏区南边的重要屏障，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广东是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赣南闽西）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从1934年10月26日到11月13日，中央红军征战粤北，历时近二十天。一方面，中共创造性地运用统战策略，通过与粤军进行“借道”广东的谈判，先期达成停战协议，为红军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广大红军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打开了继续西进的通道。过去党史界和学术界对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较少关注，直至2016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万里长征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①一书做了基本概述。本文拟对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史实进行梳理阐述，兼谈广东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支持和贡献。
“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占领福建，屯兵闽西南，使得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如芒刺在背。为避免被中央军吞并，时任国民党南路“剿匪军”总司令的陈济棠对“围剿”红军并不积极，反而视赣南粤北红军为隔断中央与广东、防止蒋介石中央军吞并地方力量的有利屏障。
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各路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分庭抗礼。“追剿”红军，为蒋介石“一石数鸟”战略（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提供了机遇，也为红军“借道”广东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迫于局势的压力和对先前“福建事变”失误教训的总结，从长征前夕一直到长征中后期至结束，中共中央均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包括针对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杨森、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开展统战的第一人，而且成效显著，比较成功。
陈济棠是粤系军阀的代表，从1929年到1936年，连续主政广东8年，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有“南天王”之称。就陈济棠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关系来说，他具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坚定反共。在国民党内，陈济棠向来以坚决反共著称。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明确反对孙中山主导的国共合作计划;中共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亲率大军堵截由叶挺、贺龙带领的南下潮汕、梅州一带的起义部队，给起义军造成重大损失;他长期对广东境内的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东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南路根据地等先后遭其破坏并丧失;他长期残酷镇压广东境内的革命者，中共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两广军委书记李硕勋等著名领导人，先后遭其杀害，广东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革命斗争长期处于低潮;陈济棠被任命为闽、粤、赣、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和南路军总司令，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其间还积极参与镇压“福建事变”。
二是能征善战。陈济棠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连国民党中央军都惧怕三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誉为“铁军”，由桂军组成的第七军便自称“钢军”。但这支“钢军”先后在1929—1930年的蒋桂战争、粤桂战争、中原大战中三次败于陈济棠之手。
中央红军在与粤军的战斗中也曾有重大伤亡。南雄水口战役，是一场著名的恶仗，1932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与陈济棠部主力等国民党军在南雄水口等地激战三天两夜，双方投入兵力达3万人，红军歼灭粤军近两千人，粤军遭此打击，全部退出了赣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南翼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稳定和安宁。但粤军机动灵活顽强作战，给红军也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來是很少意义的。”①
在战略转移的酝酿时期，毛泽东即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②并向周恩来提出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如前所述，陈济棠也深知蒋介石”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用心，他并不想消耗实力。1934年9月，陈济棠主动示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秘密送到瑞金：“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徐参谋前来商定谈判地点、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③随后，朱德致信陈济棠，对陈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阐明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经筠门岭迅速运输等五项建议，还提出“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的提议。”①陈济棠于9月27日复电：“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10月初，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周恩来、朱德派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到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1934年10月9日至11日，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②上述协议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线的战略局势，为稍后的红军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红军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又被称为“借道”谈判。正如周恩来所言：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③ 此后，中央红军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借道”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同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履行协议，让路给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④
（一）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为阻止中央红军向粤赣边境发展，粤军在江西信丰、安远至赣县王母渡和赣州、南康一线，构筑了一条以桃江（信丰河）为天堑的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
21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红三军团第四师由赣县向信丰推进。同日，红一军团向信丰新田圩迫近。担任左前锋的红一师三团取得信丰新田战斗胜利，担任攻击任务的红二师三团也从信丰罗峰头向金鸡出击，取得金鸡战斗胜利。22日，紅三团进至大桥头遭敌阻击，将敌击溃后向信丰石背追击，部分残敌退入信丰古陂。占领新田之红二师直往石背拦截，毙敌300余，缴获一批辎重和军用物资。23日凌晨，红十团配合红十一团击溃古陂顽敌，占领粤军师部驻地古陂圩，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在红一、三军团主力突破粤军在安远、信丰边界防线后，粤军大部溃退至信丰安息集结。红一、三军团除各派少数兵力牵制安息和信丰县城守敌，主力全部绕经信丰坪石地区，从安息至信丰县城间隙穿过。25日，红军在信丰铁石口、大塘埠、石寨圩等地西渡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2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突破粤界;27日，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桃江，完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南雄境内。
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的牺牲是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最大损失，虽然此时“借道谈判”已经结束，但由于保密需要，陈济棠的指令还没有传达到驻守赣南的粤军，担任右路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在古陂侦察地形时，遭敌袭击牺牲，年仅25岁，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二）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断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是战略转移，立即重新调整部署和紧急调动部队。他命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加强第二道封锁线，堵截红军，妄图把红军堵截在广东仁化城口至湖南汝城、桂东一线第二道封锁线之内。
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11月1日进至汝城、城口等地，并通过敌设在粤境城口至湘境汝城、桂东的第二道封锁线。红军从时间上、路线上、军事上取得先机之利，主动歼击镇守在封锁线上的守敌。
10月31日，左翼红一军团第二师前锋别动队为前卫（右翼、中翼进军路线都在湘境汝城县内），第六团、第四团为后卫，由江西崇义县的聂都经五洞进入仁化长江的冷饭坑、犁壁岭、佛坳一线。为了争取时间，完成军团部预定的进军计划，红二师决定避敌正规军的堵截，折向群山高耸、森林茂密的佛坳、恙子坳、垒岭、矮墙背、甘溪岭、石桥头、陈奢一线的羊肠小道开进。11月2日，红二师第四团经汝城八丘田，集结于三江口地域，截断湘军主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与粤军间的联系，从北面遏制城口。红二师第六团进入城口区东坑分道：一部从坳背折向牛皮洞，经响塘、塘源、上奢、大石下、土洞、寒婆坳、水东，过城口河，进入恩村、厚坑地域，从外线执行截击城口敌人退路和阻击仁化追敌的任务;一部经老屋、半山、塘湾、半奢水，插到水东桥头侦察敌情，警戒城口镇方向，并与进入三江口地域之红军部队，形成对城口镇的钳形包围之势。
城口镇位于湘粤边境的仁化境内，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湘、粤边境古道交通的咽喉。蒋介石决心把城口建成“围剿”红军第二道封锁线南端的中心据点。红二师第六团认为，城口守敌人数不多，但设防坚固，有精良武器和充足弹药;若正面进攻，虽有取胜的把握，但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甚至会耽误时间，影响军团部战略部署的完成。为此，他们决定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夺取城口。11月2日夜，红军进入城口镇内，割断电话线，包围了敌军连部、公安分局、保安队部、民团部，向敌军展开政治攻势。敌军自知插翼难逃，纷纷投降。据守在山上碉堡、碉楼、哨所的敌军，慑于红军的强大威力，弃堡弃岗仓皇逃窜。
这次战斗，共俘敌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几百支、子弹1万多发，对此，中革军委通电全军：红一军团前锋于11月2日，占领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上重镇城口，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①
（三）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接连被摧毁后，国民党军加紧调遣兵力，固守第三道封锁线。当时广东韶关、乐昌和湖南郴州一线的铁路虽然没有全线通车，但是有些地方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频繁，敌人调兵非常方便。国民党在粤汉铁路沿线部署20万兵力把守。
11月5日，红军分头向西挺进。右路红三军团绕过汝城县城，向宜章进军;左路红军第一、第五、第九军团由仁化城口沿九峰山脉前进。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正在突围， 粤军赶赴乐昌。他们利用公路、铁路之便，企图抢先占领九峰山，堵截红军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从九峰打过去，要在敌人到达之前，抢占九峰山制高点，将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麓，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安全通
过。②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冒雨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了阵地，监视九峰墟的敌人，随后派出部队击溃了固守在乐昌茶料的粤军一个团。11月6日，红二师第五团、红一师到达九峰，在张姑岭与敌展开战斗，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使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汝城延寿。
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机关、军委纵队等于11月5日、6日分四路进入广东乐昌五山境内。一路从仁化城口清水江进入五山山寨歧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另一路从仁化城口新田进入五山中山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再一路从湖南汝城小亘枫树坳进入五山石下、大王山西进;还有一路从湖南汝城井陂界头进入五山青龙头经石下、大王山西进。 大王山地处五岭山脉，位于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是红军进入粤北遇到的第一座高峰，中央红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难行军，胜利翻越大王山，进入山区小道，蒋介石急令陈济棠部尾追前堵红军。粤军李汉魂、余汉谋部从乐昌向九峰延寿赶来堵截;中央军薛岳、吴奇伟两个兵团衔尾紧追，粤军邓龙光一个团从乐昌开往九峰。敌人从三面围堵，而红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条路上，情况十分危急。
红一军团命令红十师派一个团作为先头部队，在11月11日前抢占宜章县白石渡，掩护全军和中央纵队从乐昌以北通过粤汉铁路。由于红一军团派出得力部队在乐昌九峰茶料与文洞之间的鸦鹊岭阻击国民党军队，监视了九峰墟的敌人，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特别是占领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点白石渡，再加上右翼的红三军团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在南北两面很好地掩护中革军委等后续部队，从而全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与粤军陈济棠部发生战斗，突破国民党军设置于江西安远和信丰之间的第一道封锁线，2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随后连续突破敌军设置在湖南桂东、汝城和广东仁化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粤汉铁路、湘粤边境湖南郴县、良田、宜章和广东乐昌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先后取得新田之战、城口之战、铜鼓岭阻击战、茶料阻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翻越大王山等多座高山，征服逶迤连绵的五岭山脉，打开了继续西进的通道。中央红军征战粤北，前后历时近二十天。
经中央确认，广东省现有11个原中央苏区县，分别为梅州市的大埔县、平远县、兴宁市、梅县、梅江区、蕉岭县、丰顺县、五华县，韶关市的南雄市，潮州市的饶平，河源市的龙川县。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本来就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对中央苏区腹地和核心区域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支持和帮助上。
东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较早、范围较大、坚持时间较长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从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创建，1930年5月正式形成，到1935年夏丧失，经历了长达8年多的极为艰辛、曲折复杂的英勇斗争。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它领导着拥有正规军约3000人的红十一军和约200万的苏区人口，根据地范围遍及粤东地区20多个县市，并发展到福建和江西南部。①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支持和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江革命根据地因此成为支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基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东江革命根据地发挥南方屏障作用，有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和北部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部彼此相连。东江苏区的革命斗争，打击和牵制了地方军阀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几次反“围剿”斗争期间，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牵制了广东国民党军队几个师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1932年7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东江特委向东江军民发出战斗的号召：“东江的红军与一切工农武装，必须与中央和闽西苏区红军作互相呼应的作战，袭击敌人的后方，扩大我们的区域……给广东军阀进攻中央苏区以最大的牵制”。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济棠为保住东江地盘，以免“后院起火”，并提防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得逞，遂将其主要兵力驻扎在东江地区，开赴江西参加“围剿”的只是一部分兵力，并与中央红军秘密谈判，双方达到就地停战、互相借道等项协议，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能比较顺利地突破陈济棠军队防区，减少了损失。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及其对国民党军队的牵制，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二）协助和配合中共中央建立由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沟通了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
东江革命根据地所在的东江地区，是驻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的主要通道。为了沟通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930年秋，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中共广东省委（驻香港）和东江特委的协助和配合下，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中央苏区的红色秘密交通线。这条秘密交通线所经的东江苏区，在汕头、大埔设立交通中站，由中共东江特委负责。东江特委为此选派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交通工作，使这条交通线畅通无阻，安全可靠，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东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这一重要使命，除了圆满完成日常大量的来往文件传递外，还安全护送了包括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维汉、叶剑英、瞿秋白、杨尚昆、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等在内共200多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白区进入中央根据地;通过这条交通线给中央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及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为上海党中央和中央根据地传递了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央根据地的斗争。
（三）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
东江革命根据地在长达8年多的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重要岗位上任职。1930年11月，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后改称为福建省委）成立，其领导成员主要从东江苏区调任。特委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李明光、秘书长肖向荣、妇委书记李坚真、工委书记方方等4人均来自东江苏区，此后，他们一直生活和战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外，据统计，从广东调入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共有10余人，其中主要有：原红十一军参谋长梁锡祜1931年调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军大学高级参谋培训班主任;原籍寻乌，在东江地区投身革命并长期战斗在东江地区，曾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的古柏，于1930年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职;原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与妻子、原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张瑾瑜，于1931年春调入中央苏区，罗屏汉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粤赣边区游击队司令员等职，张瑾瑜则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委書记、粤赣省委委员、粤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原红十一军四十八团政委温仰春于1932年调入中央苏区后，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省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他们为保卫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提供了兵源方面的有力支持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相连的饶和埔诏苏区、五兴龙苏区、蕉平寻苏区的党组织除了指挥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作战外，并根据需要选派其中骨干编入红军主力，还发动当地青年响应号召，积极参加红军。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寻乌等地，五兴龙游击队的部分骨干在配合红军作战后被编入红二十一军纵队。1930年12月，饶和埔诏苏区的红十一军四十八团随闽西红十二军行动，转战永定、上杭，后被编入红十二军三十四师等。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提供兵源方面的支持，为发展和壮大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做出了贡献。
（五）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了大批食盐和紧缺物资
1930年冬，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的食盐困难，南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依靠当地群众开辟了一条直达中央苏区的食盐运输线，由肩挑小贩从乌迳墟起，经孔江沧浪、铜锣湾、赵岭、井石过江西信丰、赣县等地前往于都。南雄县苏维埃政府还在本县境内的运输线路旁设立临时旅店、客栈和茶摊，为挑盐的群众提供食宿方便;还派出武装人员维持治安，使这条食盐运输线畅通无阻。据统计，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为中央苏区腹地收集和运送了大量的急需军用物资、医药、食盐及生活用品。特别是龙川的贝岭，几乎每天有百十担食盐分四路从细坳、和平等处，避开粤军关卡严查运往赣南，为中央苏区运送食盐达数千吨，一度呈现“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动人景况。①
（六）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开辟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在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的领导下，中央红军独立24师和地方武装共一万六千余人，②开辟了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油山坐落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的边界上，横跨江西、广东两省。赣粤边游击战士，依托山峰的险要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在这里进行着长期艰难的斗争。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直到全国解放，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经过几次历史大变动，这里的革命火种一直不灭，斗争一直不停，红旗一直不倒。
1935年4月初，项英、陈毅到达油山，与先行到达这里的蔡会文、李乐天等会合。三支留守部队合在一起，加上当地的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4月上旬，项英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三支部队和赣粤边特委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二月指示精神。会议制定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依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将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大队和若干个小队，分散活动。③为了粉碎粤军将领余汉谋部队的“清剿”，红军游击队露宿于山林，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结合”。④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红军游击队员组成“武装工作组”，以做手艺为名，深入各地进行革命串连活动。他们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的原则，采取避强击弱、昼伏夜出、突然袭击等游击战术，巧妙地打击敌人。即使是这样，红军游击队仍然伤亡很大，由原来的1400余人减少到300余人。⑤5月2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在郴县率部叛变投敌，被余汉谋封为“剿共游击司令”，破坏赣粤边游击队北山指挥中心，制造了“北山事件”。项英、陈毅等脱险后，开展了反叛徒斗争，并对红军游击队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11月，粤军又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搜山和经济封锁。由于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得到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红军游击队终于战胜了经济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粤军撤走。红军游击队先后出击大余县的青龙、池江、新城、长江、幽地，南雄县的里栋、水口、乌迁、邓坑、北山、新镇，信丰县的九渡、大小窝等敌军驻地，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游击区得到扩大。7月31日，国民党第46师奉蒋介石之命进驻赣粤边，先后对红军游击队发动了三次全面“清剿”。叛徒龚楚又制造了“梅岭事件”，企图再次谋害项英、陈毅等领导人。湘赣红军游击队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第46师的“清剿”，使红军游击队得到较大的发展。
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九死一生，正如陈毅所言：“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①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有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阮啸仙、刘伯坚、贺昌、古柏等。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留守红军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策应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二是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组建了新四军;三是保持了抗日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必须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为我所用。统一战线作为中共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留下的启示之一：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借道”广东成功的根本前提，就是利用了陈济棠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紧紧抓住陈济棠最为关注的“保存实力、独霸广东、维持广东的半独立局面”这一问题。正如陈济棠所言：“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②应当说，陈济棠总体上还是执行了“借道”协议，主要表现为：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把大部队只是集结在城市特别是广州附近，只派出较少部队袭击骚扰，而非死命狙击;在广东梅县和江西贛州等地建有机场，拥有包括战斗机在内的飞机七十多架，而当时红军的突围转移又是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速度很慢。陈济棠若派战斗机狂轰滥炸，红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一直按“机”不动。 对此，蒋介石的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曾说：“追堵部队……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③在1934年11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就认为：湘军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则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企图。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④也正是鉴于此，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蒋介石“交账”，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同时令部属尾追红军入湘。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中共历史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共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必须坚持思想建党。思想建党是中共的传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途径。这是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论断。坚持思想建党，特别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观念，是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留下的第二条启示。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非常紧迫和仓促，通过广东时间较短，相对损失较少，这当然与陈济棠的“借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但包括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在内，红军可以说是无政权、无后方、无固定粮食来源、无经费、无固定鞋袜衣服供给，群众给予的支持基本上是无组织、零散的、自发的。从根本上讲，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广东，留守红军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努力杀敌的结果。
比如，洪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是“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余部被敌人狙击在湘军东岸后曾重返广东连县开展游击战）师长陈树湘在腹部中弹受伤、弹尽粮绝被俘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陈毅在给游击战士开展革命气节教育时说得更清楚：“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①他的不朽诗篇《梅岭三章》中的“旌旗十万斩阎罗”“捷报飞来当纸钱”“人间遍种自由花”，可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理想信念的真实写照。
大量资料表明，在红军经过广东和三年游击战争中，粤北人民群众给予了红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提供情报;在物质上积极支援红军，包括粮食、生盐、布匹、草鞋等;为红军提供住所，冒险安置、护理伤病员，收容失散红军。就连陈毅的腿伤，也是靠周篮大嫂用草药治好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曾把群众比作“重生亲父母”，就是说，情报靠群众传送;隐蔽靠群众掩护;转移靠群众协助;伤员靠群众安置;伤病靠群众救治;脱险靠群众帮助。在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红军能够胜利进军、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就中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来说，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之所以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于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到这一段历史来说，长征中的红军尽管十分疲倦，生活异常艰苦，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放被关押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因此，强化宗旨观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万里长征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 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②参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30页。
③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期。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9页。
②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8～130页。
③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31页。
④黄继祥：《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历史的丰碑》，第191页。
①《仁化县志》，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
②《聂荣臻传》，當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第60页。
①《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②《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东江特委文件 1932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201页。
①蓝智慧、王雁峰编：《中央苏区县龙川》，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②徐平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通览1927—1937》，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③岳思平：《永远的丰碑》，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⑤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①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
②程继隆：《国民党高官的最后岁月》，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卷》（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④《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卷》（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第171页。
【关键词】红军长征;广东;中央苏区;封锁线;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05-09
广东是一块富有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中共党组织发展迅猛，列全国前列;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由广东走向全国。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率先举起反击国民党右派背叛行径的武装斗争旗帜，举行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先后创建了海陆丰、东江、琼崖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梅州全境以及韶关、河源、潮州部分区域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粤北、粤东北成为中央苏区南边的重要屏障，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广东是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赣南闽西）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从1934年10月26日到11月13日，中央红军征战粤北，历时近二十天。一方面，中共创造性地运用统战策略，通过与粤军进行“借道”广东的谈判，先期达成停战协议，为红军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广大红军指战员经过英勇奋战，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在粤赣、湘粤边境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打开了继续西进的通道。过去党史界和学术界对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较少关注，直至2016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万里长征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①一书做了基本概述。本文拟对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史实进行梳理阐述，兼谈广东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支持和贡献。
一、长征前夕的“借道”谈判
“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占领福建，屯兵闽西南，使得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如芒刺在背。为避免被中央军吞并，时任国民党南路“剿匪军”总司令的陈济棠对“围剿”红军并不积极，反而视赣南粤北红军为隔断中央与广东、防止蒋介石中央军吞并地方力量的有利屏障。
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各路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分庭抗礼。“追剿”红军，为蒋介石“一石数鸟”战略（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军阀）提供了机遇，也为红军“借道”广东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迫于局势的压力和对先前“福建事变”失误教训的总结，从长征前夕一直到长征中后期至结束，中共中央均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包括针对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杨森、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开展统战的第一人，而且成效显著，比较成功。
陈济棠是粤系军阀的代表，从1929年到1936年，连续主政广东8年，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广东省党政军大权，有“南天王”之称。就陈济棠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关系来说，他具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坚定反共。在国民党内，陈济棠向来以坚决反共著称。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明确反对孙中山主导的国共合作计划;中共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亲率大军堵截由叶挺、贺龙带领的南下潮汕、梅州一带的起义部队，给起义军造成重大损失;他长期对广东境内的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东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南路根据地等先后遭其破坏并丧失;他长期残酷镇压广东境内的革命者，中共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两广军委书记李硕勋等著名领导人，先后遭其杀害，广东党组织遭受重大挫折，革命斗争长期处于低潮;陈济棠被任命为闽、粤、赣、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和南路军总司令，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围剿”，其间还积极参与镇压“福建事变”。
二是能征善战。陈济棠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连国民党中央军都惧怕三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誉为“铁军”，由桂军组成的第七军便自称“钢军”。但这支“钢军”先后在1929—1930年的蒋桂战争、粤桂战争、中原大战中三次败于陈济棠之手。
中央红军在与粤军的战斗中也曾有重大伤亡。南雄水口战役，是一场著名的恶仗，1932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与陈济棠部主力等国民党军在南雄水口等地激战三天两夜，双方投入兵力达3万人，红军歼灭粤军近两千人，粤军遭此打击，全部退出了赣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南翼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稳定和安宁。但粤军机动灵活顽强作战，给红军也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來是很少意义的。”①
在战略转移的酝酿时期，毛泽东即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②并向周恩来提出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如前所述，陈济棠也深知蒋介石”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用心，他并不想消耗实力。1934年9月，陈济棠主动示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秘密送到瑞金：“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徐参谋前来商定谈判地点、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③随后，朱德致信陈济棠，对陈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阐明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经筠门岭迅速运输等五项建议，还提出“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的提议。”①陈济棠于9月27日复电：“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10月初，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周恩来、朱德派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到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1934年10月9日至11日，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②上述协议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线的战略局势，为稍后的红军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红军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又被称为“借道”谈判。正如周恩来所言：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③ 此后，中央红军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借道”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同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履行协议，让路给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④
二、突破前三道军事封锁线
（一）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为阻止中央红军向粤赣边境发展，粤军在江西信丰、安远至赣县王母渡和赣州、南康一线，构筑了一条以桃江（信丰河）为天堑的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
21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红三军团第四师由赣县向信丰推进。同日，红一军团向信丰新田圩迫近。担任左前锋的红一师三团取得信丰新田战斗胜利，担任攻击任务的红二师三团也从信丰罗峰头向金鸡出击，取得金鸡战斗胜利。22日，紅三团进至大桥头遭敌阻击，将敌击溃后向信丰石背追击，部分残敌退入信丰古陂。占领新田之红二师直往石背拦截，毙敌300余，缴获一批辎重和军用物资。23日凌晨，红十团配合红十一团击溃古陂顽敌，占领粤军师部驻地古陂圩，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在红一、三军团主力突破粤军在安远、信丰边界防线后，粤军大部溃退至信丰安息集结。红一、三军团除各派少数兵力牵制安息和信丰县城守敌，主力全部绕经信丰坪石地区，从安息至信丰县城间隙穿过。25日，红军在信丰铁石口、大塘埠、石寨圩等地西渡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2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突破粤界;27日，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桃江，完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南雄境内。
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的牺牲是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最大损失，虽然此时“借道谈判”已经结束，但由于保密需要，陈济棠的指令还没有传达到驻守赣南的粤军，担任右路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在古陂侦察地形时，遭敌袭击牺牲，年仅25岁，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二）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断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是战略转移，立即重新调整部署和紧急调动部队。他命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加强第二道封锁线，堵截红军，妄图把红军堵截在广东仁化城口至湖南汝城、桂东一线第二道封锁线之内。
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11月1日进至汝城、城口等地，并通过敌设在粤境城口至湘境汝城、桂东的第二道封锁线。红军从时间上、路线上、军事上取得先机之利，主动歼击镇守在封锁线上的守敌。
10月31日，左翼红一军团第二师前锋别动队为前卫（右翼、中翼进军路线都在湘境汝城县内），第六团、第四团为后卫，由江西崇义县的聂都经五洞进入仁化长江的冷饭坑、犁壁岭、佛坳一线。为了争取时间，完成军团部预定的进军计划，红二师决定避敌正规军的堵截，折向群山高耸、森林茂密的佛坳、恙子坳、垒岭、矮墙背、甘溪岭、石桥头、陈奢一线的羊肠小道开进。11月2日，红二师第四团经汝城八丘田，集结于三江口地域，截断湘军主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与粤军间的联系，从北面遏制城口。红二师第六团进入城口区东坑分道：一部从坳背折向牛皮洞，经响塘、塘源、上奢、大石下、土洞、寒婆坳、水东，过城口河，进入恩村、厚坑地域，从外线执行截击城口敌人退路和阻击仁化追敌的任务;一部经老屋、半山、塘湾、半奢水，插到水东桥头侦察敌情，警戒城口镇方向，并与进入三江口地域之红军部队，形成对城口镇的钳形包围之势。
城口镇位于湘粤边境的仁化境内，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湘、粤边境古道交通的咽喉。蒋介石决心把城口建成“围剿”红军第二道封锁线南端的中心据点。红二师第六团认为，城口守敌人数不多，但设防坚固，有精良武器和充足弹药;若正面进攻，虽有取胜的把握，但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甚至会耽误时间，影响军团部战略部署的完成。为此，他们决定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夺取城口。11月2日夜，红军进入城口镇内，割断电话线，包围了敌军连部、公安分局、保安队部、民团部，向敌军展开政治攻势。敌军自知插翼难逃，纷纷投降。据守在山上碉堡、碉楼、哨所的敌军，慑于红军的强大威力，弃堡弃岗仓皇逃窜。
这次战斗，共俘敌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几百支、子弹1万多发，对此，中革军委通电全军：红一军团前锋于11月2日，占领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上重镇城口，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①
（三）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接连被摧毁后，国民党军加紧调遣兵力，固守第三道封锁线。当时广东韶关、乐昌和湖南郴州一线的铁路虽然没有全线通车，但是有些地方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频繁，敌人调兵非常方便。国民党在粤汉铁路沿线部署20万兵力把守。
11月5日，红军分头向西挺进。右路红三军团绕过汝城县城，向宜章进军;左路红军第一、第五、第九军团由仁化城口沿九峰山脉前进。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正在突围， 粤军赶赴乐昌。他们利用公路、铁路之便，企图抢先占领九峰山，堵截红军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从九峰打过去，要在敌人到达之前，抢占九峰山制高点，将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麓，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安全通
过。②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冒雨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了阵地，监视九峰墟的敌人，随后派出部队击溃了固守在乐昌茶料的粤军一个团。11月6日，红二师第五团、红一师到达九峰，在张姑岭与敌展开战斗，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使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汝城延寿。
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机关、军委纵队等于11月5日、6日分四路进入广东乐昌五山境内。一路从仁化城口清水江进入五山山寨歧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另一路从仁化城口新田进入五山中山经沙坪、长老坑西进;再一路从湖南汝城小亘枫树坳进入五山石下、大王山西进;还有一路从湖南汝城井陂界头进入五山青龙头经石下、大王山西进。 大王山地处五岭山脉，位于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是红军进入粤北遇到的第一座高峰，中央红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难行军，胜利翻越大王山，进入山区小道，蒋介石急令陈济棠部尾追前堵红军。粤军李汉魂、余汉谋部从乐昌向九峰延寿赶来堵截;中央军薛岳、吴奇伟两个兵团衔尾紧追，粤军邓龙光一个团从乐昌开往九峰。敌人从三面围堵，而红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条路上，情况十分危急。
红一军团命令红十师派一个团作为先头部队，在11月11日前抢占宜章县白石渡，掩护全军和中央纵队从乐昌以北通过粤汉铁路。由于红一军团派出得力部队在乐昌九峰茶料与文洞之间的鸦鹊岭阻击国民党军队，监视了九峰墟的敌人，保证了左翼部队的安全，特别是占领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点白石渡，再加上右翼的红三军团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在南北两面很好地掩护中革军委等后续部队，从而全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与粤军陈济棠部发生战斗，突破国民党军设置于江西安远和信丰之间的第一道封锁线，2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随后连续突破敌军设置在湖南桂东、汝城和广东仁化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粤汉铁路、湘粤边境湖南郴县、良田、宜章和广东乐昌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先后取得新田之战、城口之战、铜鼓岭阻击战、茶料阻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翻越大王山等多座高山，征服逶迤连绵的五岭山脉，打开了继续西进的通道。中央红军征战粤北，前后历时近二十天。
三、广东对中央苏区的支持与贡献
经中央确认，广东省现有11个原中央苏区县，分别为梅州市的大埔县、平远县、兴宁市、梅县、梅江区、蕉岭县、丰顺县、五华县，韶关市的南雄市，潮州市的饶平，河源市的龙川县。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本来就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对中央苏区腹地和核心区域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支持和帮助上。
东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较早、范围较大、坚持时间较长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从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创建，1930年5月正式形成，到1935年夏丧失，经历了长达8年多的极为艰辛、曲折复杂的英勇斗争。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它领导着拥有正规军约3000人的红十一军和约200万的苏区人口，根据地范围遍及粤东地区20多个县市，并发展到福建和江西南部。①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支持和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东江革命根据地因此成为支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基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东江革命根据地发挥南方屏障作用，有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和北部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部彼此相连。东江苏区的革命斗争，打击和牵制了地方军阀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红军进行的几次反“围剿”斗争期间，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牵制了广东国民党军队几个师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1932年7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东江特委向东江军民发出战斗的号召：“东江的红军与一切工农武装，必须与中央和闽西苏区红军作互相呼应的作战，袭击敌人的后方，扩大我们的区域……给广东军阀进攻中央苏区以最大的牵制”。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济棠为保住东江地盘，以免“后院起火”，并提防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得逞，遂将其主要兵力驻扎在东江地区，开赴江西参加“围剿”的只是一部分兵力，并与中央红军秘密谈判，双方达到就地停战、互相借道等项协议，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能比较顺利地突破陈济棠军队防区，减少了损失。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及其对国民党军队的牵制，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二）协助和配合中共中央建立由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沟通了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
东江革命根据地所在的东江地区，是驻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的主要通道。为了沟通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930年秋，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中共广东省委（驻香港）和东江特委的协助和配合下，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中央苏区的红色秘密交通线。这条秘密交通线所经的东江苏区，在汕头、大埔设立交通中站，由中共东江特委负责。东江特委为此选派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交通工作，使这条交通线畅通无阻，安全可靠，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东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这一重要使命，除了圆满完成日常大量的来往文件传递外，还安全护送了包括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维汉、叶剑英、瞿秋白、杨尚昆、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等在内共200多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白区进入中央根据地;通过这条交通线给中央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及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为上海党中央和中央根据地传递了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央根据地的斗争。
（三）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
东江革命根据地在长达8年多的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重要岗位上任职。1930年11月，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后改称为福建省委）成立，其领导成员主要从东江苏区调任。特委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李明光、秘书长肖向荣、妇委书记李坚真、工委书记方方等4人均来自东江苏区，此后，他们一直生活和战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外，据统计，从广东调入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共有10余人，其中主要有：原红十一军参谋长梁锡祜1931年调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军大学高级参谋培训班主任;原籍寻乌，在东江地区投身革命并长期战斗在东江地区，曾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的古柏，于1930年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职;原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与妻子、原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张瑾瑜，于1931年春调入中央苏区，罗屏汉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粤赣边区游击队司令员等职，张瑾瑜则先后担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委書记、粤赣省委委员、粤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原红十一军四十八团政委温仰春于1932年调入中央苏区后，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省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他们为保卫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提供了兵源方面的有力支持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相连的饶和埔诏苏区、五兴龙苏区、蕉平寻苏区的党组织除了指挥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作战外，并根据需要选派其中骨干编入红军主力，还发动当地青年响应号召，积极参加红军。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寻乌等地，五兴龙游击队的部分骨干在配合红军作战后被编入红二十一军纵队。1930年12月，饶和埔诏苏区的红十一军四十八团随闽西红十二军行动，转战永定、上杭，后被编入红十二军三十四师等。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提供兵源方面的支持，为发展和壮大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做出了贡献。
（五）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了大批食盐和紧缺物资
1930年冬，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的食盐困难，南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依靠当地群众开辟了一条直达中央苏区的食盐运输线，由肩挑小贩从乌迳墟起，经孔江沧浪、铜锣湾、赵岭、井石过江西信丰、赣县等地前往于都。南雄县苏维埃政府还在本县境内的运输线路旁设立临时旅店、客栈和茶摊，为挑盐的群众提供食宿方便;还派出武装人员维持治安，使这条食盐运输线畅通无阻。据统计，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为中央苏区腹地收集和运送了大量的急需军用物资、医药、食盐及生活用品。特别是龙川的贝岭，几乎每天有百十担食盐分四路从细坳、和平等处，避开粤军关卡严查运往赣南，为中央苏区运送食盐达数千吨，一度呈现“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动人景况。①
（六）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开辟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在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的领导下，中央红军独立24师和地方武装共一万六千余人，②开辟了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油山坐落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的边界上，横跨江西、广东两省。赣粤边游击战士，依托山峰的险要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在这里进行着长期艰难的斗争。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直到全国解放，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经过几次历史大变动，这里的革命火种一直不灭，斗争一直不停，红旗一直不倒。
1935年4月初，项英、陈毅到达油山，与先行到达这里的蔡会文、李乐天等会合。三支留守部队合在一起，加上当地的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4月上旬，项英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三支部队和赣粤边特委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二月指示精神。会议制定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依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将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大队和若干个小队，分散活动。③为了粉碎粤军将领余汉谋部队的“清剿”，红军游击队露宿于山林，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结合”。④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红军游击队员组成“武装工作组”，以做手艺为名，深入各地进行革命串连活动。他们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的原则，采取避强击弱、昼伏夜出、突然袭击等游击战术，巧妙地打击敌人。即使是这样，红军游击队仍然伤亡很大，由原来的1400余人减少到300余人。⑤5月2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在郴县率部叛变投敌，被余汉谋封为“剿共游击司令”，破坏赣粤边游击队北山指挥中心，制造了“北山事件”。项英、陈毅等脱险后，开展了反叛徒斗争，并对红军游击队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11月，粤军又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搜山和经济封锁。由于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得到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红军游击队终于战胜了经济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粤军撤走。红军游击队先后出击大余县的青龙、池江、新城、长江、幽地，南雄县的里栋、水口、乌迁、邓坑、北山、新镇，信丰县的九渡、大小窝等敌军驻地，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游击区得到扩大。7月31日，国民党第46师奉蒋介石之命进驻赣粤边，先后对红军游击队发动了三次全面“清剿”。叛徒龚楚又制造了“梅岭事件”，企图再次谋害项英、陈毅等领导人。湘赣红军游击队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第46师的“清剿”，使红军游击队得到较大的发展。
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九死一生，正如陈毅所言：“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①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有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阮啸仙、刘伯坚、贺昌、古柏等。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留守红军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策应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二是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组建了新四军;三是保持了抗日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四、余论
必须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为我所用。统一战线作为中共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留下的启示之一：创造性地建立统一战线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借道”广东成功的根本前提，就是利用了陈济棠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紧紧抓住陈济棠最为关注的“保存实力、独霸广东、维持广东的半独立局面”这一问题。正如陈济棠所言：“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②应当说，陈济棠总体上还是执行了“借道”协议，主要表现为：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把大部队只是集结在城市特别是广州附近，只派出较少部队袭击骚扰，而非死命狙击;在广东梅县和江西贛州等地建有机场，拥有包括战斗机在内的飞机七十多架，而当时红军的突围转移又是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速度很慢。陈济棠若派战斗机狂轰滥炸，红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一直按“机”不动。 对此，蒋介石的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曾说：“追堵部队……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③在1934年11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就认为：湘军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则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企图。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④也正是鉴于此，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蒋介石“交账”，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同时令部属尾追红军入湘。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中共历史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共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必须坚持思想建党。思想建党是中共的传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途径。这是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论断。坚持思想建党，特别是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观念，是红军长征在广东这一段历史留下的第二条启示。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非常紧迫和仓促，通过广东时间较短，相对损失较少，这当然与陈济棠的“借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但包括留守红军的三年游击战在内，红军可以说是无政权、无后方、无固定粮食来源、无经费、无固定鞋袜衣服供给，群众给予的支持基本上是无组织、零散的、自发的。从根本上讲，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广东，留守红军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努力杀敌的结果。
比如，洪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是“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余部被敌人狙击在湘军东岸后曾重返广东连县开展游击战）师长陈树湘在腹部中弹受伤、弹尽粮绝被俘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陈毅在给游击战士开展革命气节教育时说得更清楚：“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①他的不朽诗篇《梅岭三章》中的“旌旗十万斩阎罗”“捷报飞来当纸钱”“人间遍种自由花”，可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理想信念的真实写照。
大量资料表明，在红军经过广东和三年游击战争中，粤北人民群众给予了红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给红军当向导，做翻译，提供情报;在物质上积极支援红军，包括粮食、生盐、布匹、草鞋等;为红军提供住所，冒险安置、护理伤病员，收容失散红军。就连陈毅的腿伤，也是靠周篮大嫂用草药治好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曾把群众比作“重生亲父母”，就是说，情报靠群众传送;隐蔽靠群众掩护;转移靠群众协助;伤员靠群众安置;伤病靠群众救治;脱险靠群众帮助。在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红军能够胜利进军、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就中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来说，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之所以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于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到这一段历史来说，长征中的红军尽管十分疲倦，生活异常艰苦，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放被关押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因此，强化宗旨观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万里长征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 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②参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30页。
③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期。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9页。
②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8～130页。
③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31页。
④黄继祥：《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历史的丰碑》，第191页。
①《仁化县志》，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
②《聂荣臻传》，當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第60页。
①《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②《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东江特委文件 1932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201页。
①蓝智慧、王雁峰编：《中央苏区县龙川》，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②徐平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通览1927—1937》，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③岳思平：《永远的丰碑》，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⑤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①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
②程继隆：《国民党高官的最后岁月》，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卷》（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④《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卷》（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