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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的广泛政治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一种"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是一种综合治理。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也是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作为我国民主化进程发展最缓慢的一个基层治理单位，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对近年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学术界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着乡村治理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现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困境；乡政村治
一.研究背景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治理所体现的实质是一种合作中的共赢。乡村现在实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乡政村治”，它是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一种基层政府领导乡村自治的模式，即政党、政府和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结构的三元结构模式。俞可平教授把中国的乡村治理概括为政府主导、多元治理、精英治理的模式。
二.乡村治理困境
（一）转型困境
隨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税取消、乡村“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张国献在《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中从人口流动的背景出发，研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协商治理困境。他指出乡村协商治理存在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乡村协商会议“形式化”乡村协商渠道“堵塞化”乡村协商成本“高企化”乡村协商监督“短缺化”的困境。刘勇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中从社会转型中农民非制度化参与政治的角度出发，指出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的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极大的破坏了参与型乡村治理文化的形成、严重干扰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良性构建、极大的降低了乡村治理的绩效。
（二）政治困境
政治困境是乡村治理发展的最大威胁。学者对政治层面的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主要从基层政府组织、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民主化、法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基层政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郑万军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四大困境》中指出乡村治理中的腐败问题。他指出农村基层腐败普遍，但大多涉案金额较小，基本属于“苍蝇式”腐败，而且很多时候和乡村人情世故掺杂在一起，加之乡村熟人社会和末端监督不力的原因，故一般既不为民众所举报也不为上级所重视，除非事情“闹大”。农民对农村基层腐败表面容忍，实质上是对乡村干部的失望和不信任。农村民众这种心理的广泛存在，侵蚀着我国乡村治理的合法根基。王懂棋在 《乡村治理困境与突破》中指出：乡村治理困境存在县、乡（镇）、村（社区）在服务提供上未系统联动，县乡权责不对等，执政骨干难出来的问题。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法治在乡村治理中意义非凡。我国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制约着乡村治理的发展。学术界对法治问题的研究较早，但重视度不足。俞可平和徐秀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法律规定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张丽琴在《法治悬殊、功利下沉、信任流失：乡村治理的三重困境分析》中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把乡村治理困境归为法治悬殊、功利下沉和信任流失。他指出国家法律制度在乡村社会中面临着“嵌入不能”的尴尬，基层政权运作以及村级民主的实施均未能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三）经济困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村庄经济衰败弱化了乡村治理的基础。学术界早年就开始对乡村治理中经济困境的研究。王培刚和余丹在《中国乡村治理----反思、困境与对策研究》中对中国地方基层组织政府在推动乡村治理中可能遭遇的困境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基层建设不足让基层组织在推动乡村治理工作时面临极大的压力；基层政府财政的紧张也会导致行为的变异，出现目标替代现象，为摆脱财政危机，基层组织本身甚至成为乡村冲突的直接制造者。袁金辉在《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乡镇债务沉重的治理困境。乡镇基础薄弱、领导大搞“形象工程”干部队伍庞大造成的社会成本高、盲目兴办企业造成的资金沉淀等原因加重了乡村债务。近年来，学术界对经济困境研究又开始加强。
（四）宗族困境
宗族势力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同一父系的封建家族势力。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的封建势力被逐步取缔和清除。但是，从80年代以来，已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在我国广大农村又死灰复燃，并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早期，俞可平和徐秀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非法势力比较严重地干扰了乡村的民主治理。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改革，就受到了地方非法势力主要是宗族势力和土豪劣绅的严重干扰。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些地方非法势力又逐渐开始抬头，干扰农村的民主治理。近年来，赵晓雷在《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中他指出：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宗族势力为群体的乡村势力的存在，对村民委员会进行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戴文亮的《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和《乡村治理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中，从宗族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治理困境。他指出：宗族和村霸势力抬头对乡村自治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在自治背景下，农村宗族和村霸势力日趋活跃。这种与直接选举表达民意的民主设计相左，更是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五）文化困境
乡村文化是我们的生命所系，灵魂所依。郑欣的《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黄海在《国家治理转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及其逻辑演进》中指出乡村价值伦理呈现出“空心化”的倾向，乡村文化呈现出“断裂化”的倾向。白现军在《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中从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指出了现代乡村治理中存在内生权威流逝严重、道德教化功能弱化、软性治理手段不足的困境。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乡村治理作为我国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从多种视角开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对政治困境与转型期的问题研究较多，对经济困境、基层的关注度、与政策的关联度、对公共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仍存在着乡村治理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現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任何新的思路来自于实践，也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农村社会要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全面找出乡村困境，对症下药，提出对策，联系地看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不断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使乡村治理可以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下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有所发展创新，促进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和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公共管理，2012（2）.
[2]戴文亮.乡村自治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J].生态经济，2013（6）：42～45，130.
[3]戴文亮.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行政论坛，2014（2）.
[4]黄海.国家治理转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及其逻辑演进.求索，2016（9）.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困境；乡政村治
一.研究背景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治理所体现的实质是一种合作中的共赢。乡村现在实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乡政村治”，它是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一种基层政府领导乡村自治的模式，即政党、政府和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结构的三元结构模式。俞可平教授把中国的乡村治理概括为政府主导、多元治理、精英治理的模式。
二.乡村治理困境
（一）转型困境
隨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税取消、乡村“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张国献在《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中从人口流动的背景出发，研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协商治理困境。他指出乡村协商治理存在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乡村协商会议“形式化”乡村协商渠道“堵塞化”乡村协商成本“高企化”乡村协商监督“短缺化”的困境。刘勇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中从社会转型中农民非制度化参与政治的角度出发，指出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的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极大的破坏了参与型乡村治理文化的形成、严重干扰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良性构建、极大的降低了乡村治理的绩效。
（二）政治困境
政治困境是乡村治理发展的最大威胁。学者对政治层面的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主要从基层政府组织、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民主化、法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基层政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郑万军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四大困境》中指出乡村治理中的腐败问题。他指出农村基层腐败普遍，但大多涉案金额较小，基本属于“苍蝇式”腐败，而且很多时候和乡村人情世故掺杂在一起，加之乡村熟人社会和末端监督不力的原因，故一般既不为民众所举报也不为上级所重视，除非事情“闹大”。农民对农村基层腐败表面容忍，实质上是对乡村干部的失望和不信任。农村民众这种心理的广泛存在，侵蚀着我国乡村治理的合法根基。王懂棋在 《乡村治理困境与突破》中指出：乡村治理困境存在县、乡（镇）、村（社区）在服务提供上未系统联动，县乡权责不对等，执政骨干难出来的问题。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法治在乡村治理中意义非凡。我国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制约着乡村治理的发展。学术界对法治问题的研究较早，但重视度不足。俞可平和徐秀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法律规定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张丽琴在《法治悬殊、功利下沉、信任流失：乡村治理的三重困境分析》中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把乡村治理困境归为法治悬殊、功利下沉和信任流失。他指出国家法律制度在乡村社会中面临着“嵌入不能”的尴尬，基层政权运作以及村级民主的实施均未能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三）经济困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村庄经济衰败弱化了乡村治理的基础。学术界早年就开始对乡村治理中经济困境的研究。王培刚和余丹在《中国乡村治理----反思、困境与对策研究》中对中国地方基层组织政府在推动乡村治理中可能遭遇的困境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基层建设不足让基层组织在推动乡村治理工作时面临极大的压力；基层政府财政的紧张也会导致行为的变异，出现目标替代现象，为摆脱财政危机，基层组织本身甚至成为乡村冲突的直接制造者。袁金辉在《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乡镇债务沉重的治理困境。乡镇基础薄弱、领导大搞“形象工程”干部队伍庞大造成的社会成本高、盲目兴办企业造成的资金沉淀等原因加重了乡村债务。近年来，学术界对经济困境研究又开始加强。
（四）宗族困境
宗族势力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同一父系的封建家族势力。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的封建势力被逐步取缔和清除。但是，从80年代以来，已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在我国广大农村又死灰复燃，并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早期，俞可平和徐秀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非法势力比较严重地干扰了乡村的民主治理。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改革，就受到了地方非法势力主要是宗族势力和土豪劣绅的严重干扰。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些地方非法势力又逐渐开始抬头，干扰农村的民主治理。近年来，赵晓雷在《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中他指出：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宗族势力为群体的乡村势力的存在，对村民委员会进行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戴文亮的《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和《乡村治理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中，从宗族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治理困境。他指出：宗族和村霸势力抬头对乡村自治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在自治背景下，农村宗族和村霸势力日趋活跃。这种与直接选举表达民意的民主设计相左，更是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五）文化困境
乡村文化是我们的生命所系，灵魂所依。郑欣的《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黄海在《国家治理转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及其逻辑演进》中指出乡村价值伦理呈现出“空心化”的倾向，乡村文化呈现出“断裂化”的倾向。白现军在《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中从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指出了现代乡村治理中存在内生权威流逝严重、道德教化功能弱化、软性治理手段不足的困境。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乡村治理作为我国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从多种视角开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对政治困境与转型期的问题研究较多，对经济困境、基层的关注度、与政策的关联度、对公共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仍存在着乡村治理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現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任何新的思路来自于实践，也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农村社会要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全面找出乡村困境，对症下药，提出对策，联系地看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不断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使乡村治理可以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下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有所发展创新，促进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和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公共管理，2012（2）.
[2]戴文亮.乡村自治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J].生态经济，2013（6）：42～45，130.
[3]戴文亮.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行政论坛，2014（2）.
[4]黄海.国家治理转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及其逻辑演进.求索，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