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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江,学者,作家,出版人。主要出版的学术著作:《童话艺术空间论》《文化的启蒙与传承》《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童年的文化坐标》等。
不知不觉间,洪汛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洪先生是前辈,在儿童文学界无人不晓。他生前喜欢提携后进,有不少年轻朋友。我虽然认识洪先生较早,但和洪先生的私交并不深。洪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洪夫人冯佩霞老师希望我为《〈神笔马良〉典藏纪念版》写篇序,我有些意外,第一反应就是婉拒。但冯老师执意坚持,不仅让其公子数次打来电话,而且年届八旬的冯老师还亲笔写信嘱我不要推辞。冯老师如此信任晚辈,我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洪先生的大名,很早就知道了。但见到他本人,还是在好些年以后。1983年,杭州举办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儿童文学会议,洪先生应邀与会并做大会发言。他发言后让大家提问,我见提问的人不多,就举手提了几个问题。那次会议的名称、洪先生发言的内容和我提的问题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会后我和后来成为好友的冰波等一群年轻人去看洪先生。洪先生见了年轻人,心情大好。侃侃而谈,笑声不断。其时,洪先生五十多岁,风度翩翩,器宇轩昂。但凡有人提出让他题词、签名,他来者不拒。洪先生的书法很有特点,刚毅遒劲又圆润柔和,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间距搭配错落有致,特色鲜明,自成一家。没想到洪先生不仅童话写得好,书法也很漂亮,大家都为能同时得到洪先生的著作和墨宝而庆幸。当他得知我和冰波是浙江的儿童文学新人后,尤其高兴。说作为浙江人,他很为家乡的儿童文学而自豪,并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不少表扬和鼓励我们的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洪先生。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见过洪先生十几次,但多是在会议的公共场合,像1984年在石家庄举办的首届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1995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人多,嘈杂,加上彼此都来去匆匆,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有时间,洪先生通常都会给我一些鼓励。偶尔,也会和我说一些心中的委曲及别人对他的不公。或许是因为洪先生名气大,太忙,自己主观上不愿多加打扰,或许是因为自己本来就不太喜欢交际,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我和洪先生尽管认识较早,但当面向他讨教的机会并不多。
我最后一次见到洪先生,是在1999年。其时,台湾旅美作家木子老师来上海访学访友。木子老师对上海不熟,希望我前去和她会面并顺便陪她去拜访洪先生。那是我认识洪先生十六年后第一次造访洪先生家。记得洪先生家住长宁区种德桥路附近一幢公寓的二楼。和洪先生认识以来,我都是用这个地址和洪先生通信的,所以一直记得。洪先生见到木子老师和我,显得格外兴奋,洪夫人忙着倒茶递水果,洪先生则拿了许多自己的著作签名送我们两人。木子老师小洪先生几岁,年龄相差不大,他们说了不少同辈人的话。也许是又见到了老乡,轮到我时,洪先生责怪说:“建江,你怎么不来看我啊。”我说:“您是大忙人,我可不想上门打扰您写作。”洪先生说:“忙什么忙,一点都不忙。杭州上海这么近,你以后多来看看我啊。”洪先生说这话时挺认真,似非客套。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常来看您。”那阵子,洪先生要写书、编书,还要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访客,怎么可能不忙。我想,洪先生想找人说说话,多半是为了排解内心的孤寂吧。那次见面大家说了不少话,很尽兴。告辞时,洪先生执意送我们到楼梯口。洪先生还对木子老师说,下次再来上海,不要客气,就让他这个地主做全陪导游吧。其时,洪先生七十出头,身体虽称不上有多好,但看上去似也无大碍。他在楼梯口不停地向我们挥着手,说,以后常联系以后常联系……不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当然,洪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和最珍贵的,无疑是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财富。在洪先生诞辰八周年的时候,北京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应主办方之邀,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兹择要述之,以作为本文的结语:“洪汛涛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童话作家,他的《神笔马良》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读者喜爱,成为中国童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童话虽然古已有之,但自觉意义上的童话创作是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童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外来因素显而易见。但是,洪汛涛的意义恰恰在这里——他一生的童话创作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民族化的追求和努力。他用他的艺术实践向世人表明,儿童文学的民族化是切实可行的。”作为浙江儿童文学的一员,我深为故乡有这样一位童话大家而自豪。愿洪汛涛先生毕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中国童话事业更加繁荣和美好。
不知不觉间,洪汛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洪先生是前辈,在儿童文学界无人不晓。他生前喜欢提携后进,有不少年轻朋友。我虽然认识洪先生较早,但和洪先生的私交并不深。洪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洪夫人冯佩霞老师希望我为《〈神笔马良〉典藏纪念版》写篇序,我有些意外,第一反应就是婉拒。但冯老师执意坚持,不仅让其公子数次打来电话,而且年届八旬的冯老师还亲笔写信嘱我不要推辞。冯老师如此信任晚辈,我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洪先生的大名,很早就知道了。但见到他本人,还是在好些年以后。1983年,杭州举办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儿童文学会议,洪先生应邀与会并做大会发言。他发言后让大家提问,我见提问的人不多,就举手提了几个问题。那次会议的名称、洪先生发言的内容和我提的问题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会后我和后来成为好友的冰波等一群年轻人去看洪先生。洪先生见了年轻人,心情大好。侃侃而谈,笑声不断。其时,洪先生五十多岁,风度翩翩,器宇轩昂。但凡有人提出让他题词、签名,他来者不拒。洪先生的书法很有特点,刚毅遒劲又圆润柔和,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间距搭配错落有致,特色鲜明,自成一家。没想到洪先生不仅童话写得好,书法也很漂亮,大家都为能同时得到洪先生的著作和墨宝而庆幸。当他得知我和冰波是浙江的儿童文学新人后,尤其高兴。说作为浙江人,他很为家乡的儿童文学而自豪,并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不少表扬和鼓励我们的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洪先生。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见过洪先生十几次,但多是在会议的公共场合,像1984年在石家庄举办的首届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1995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人多,嘈杂,加上彼此都来去匆匆,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有时间,洪先生通常都会给我一些鼓励。偶尔,也会和我说一些心中的委曲及别人对他的不公。或许是因为洪先生名气大,太忙,自己主观上不愿多加打扰,或许是因为自己本来就不太喜欢交际,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我和洪先生尽管认识较早,但当面向他讨教的机会并不多。
我最后一次见到洪先生,是在1999年。其时,台湾旅美作家木子老师来上海访学访友。木子老师对上海不熟,希望我前去和她会面并顺便陪她去拜访洪先生。那是我认识洪先生十六年后第一次造访洪先生家。记得洪先生家住长宁区种德桥路附近一幢公寓的二楼。和洪先生认识以来,我都是用这个地址和洪先生通信的,所以一直记得。洪先生见到木子老师和我,显得格外兴奋,洪夫人忙着倒茶递水果,洪先生则拿了许多自己的著作签名送我们两人。木子老师小洪先生几岁,年龄相差不大,他们说了不少同辈人的话。也许是又见到了老乡,轮到我时,洪先生责怪说:“建江,你怎么不来看我啊。”我说:“您是大忙人,我可不想上门打扰您写作。”洪先生说:“忙什么忙,一点都不忙。杭州上海这么近,你以后多来看看我啊。”洪先生说这话时挺认真,似非客套。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常来看您。”那阵子,洪先生要写书、编书,还要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访客,怎么可能不忙。我想,洪先生想找人说说话,多半是为了排解内心的孤寂吧。那次见面大家说了不少话,很尽兴。告辞时,洪先生执意送我们到楼梯口。洪先生还对木子老师说,下次再来上海,不要客气,就让他这个地主做全陪导游吧。其时,洪先生七十出头,身体虽称不上有多好,但看上去似也无大碍。他在楼梯口不停地向我们挥着手,说,以后常联系以后常联系……不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当然,洪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和最珍贵的,无疑是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财富。在洪先生诞辰八周年的时候,北京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应主办方之邀,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兹择要述之,以作为本文的结语:“洪汛涛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童话作家,他的《神笔马良》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读者喜爱,成为中国童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童话虽然古已有之,但自觉意义上的童话创作是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童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外来因素显而易见。但是,洪汛涛的意义恰恰在这里——他一生的童话创作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民族化的追求和努力。他用他的艺术实践向世人表明,儿童文学的民族化是切实可行的。”作为浙江儿童文学的一员,我深为故乡有这样一位童话大家而自豪。愿洪汛涛先生毕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中国童话事业更加繁荣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