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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国际关系被认为是男性主宰的领域，女性与这个领域是无缘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能够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领域内有所作为的女性屈指可数，所以我们看到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大多数是男性。从古至今，人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女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特质决定了她们不适合从事政治这类的活动。无论是在家庭关系还是在社会关系中，传统上都认为女性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男性的补充。
女性——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角色
自从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便开始成为这个世界的从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对女性从事政治和外交的态度大体上是一样的。女性因其自身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特殊作用，而被人们归为家庭领域。然而，妇女在家庭领域所付出的劳动是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体现其价值的，所以她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被认为对社会的贡献远低于男性。即使是在古代雅典这样的民主社会，女性也不曾拥有选举权。在雅典人看来，女性是不能被称之为“公民”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而已，也没有参政权。这种男女地位的差异甚至体现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希腊神话将人性的一些丑陋方面赋予了那些女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潘多拉”，这位女神打开了装满灾难的盒子，使各种不幸散布人间，却在同时把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关在了盒子里。神话折射出的是人间社会，通过希腊神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第二等地位。随着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和发展，女性的工作也被越来越多地禁锢在家里。
古希腊圣贤柏拉图认为，成为女人是对行为不端的人的一种惩罚。他在探讨宇宙起源时，认为投生在人间的男性如果品行不端，那么下辈子就会投胎转世成女人；如果成为女人后继续品行不端，那么再次转世时就会成为野兽。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方面，柏拉图也坚信“政治让女人走开”的道理。在他看来，男性的道德应该是建立国家秩序，保护国家不受侵犯；而女性则应当照料家庭和顺从自己的丈夫。柏拉图的学生、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女性的看法更为贬低，他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男性是天生的强者，女性则是弱者。在这个世界上，男强女弱是普遍和正常的现象。而且，女性不但在身体上不如男性，在智力、道德等方面也不如男性，而这就决定了女性不适合参与公共事务。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进行推演，明确得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能屈服于男性的统治的观点。
直到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女性参政权的国家，最晚赋予女性参政权利的国家是瑞士，1971年该国女性才获得了全国性投票选举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女性所处的地位与西方基本相似，基本上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中国的商周两朝是古代宗法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确立了父权制的支配地位。从这个时代起，为强化男性的绝对支配地位，创造出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以规范社会，更为了限制和桎梏女性。
女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尽管如此，在人类的历史长卷中，仍然不乏杰出的女性外交家。这些女性在国际关系这一男性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的领域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证明了女性并不是天生不适合这个领域。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家是西汉时期的冯嫽，据史书记载，她“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这说明她既有知识，又有政治才能，善于外交。汉武帝时，冯嫽随和亲的解忧公主来到西域的乌孙国，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西汉和乌孙结成共同反对匈奴的军事同盟立下了汗马功劳。冯嫽不仅受到西汉的器重，也深得西域各国人民的爱戴。她曾出访西域三十余个国家，开创了西汉和西域各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因为她的杰出才能和在西域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冯嫽多次被朝廷任命为正式使节，出使异邦。这种情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是比较罕见的。
西方女性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时代要远远晚于中国，在西方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冯嫖这样能够名垂青史的女外交家。直到进入了20世纪，西方女性才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冷战时期国际上公认的女外交家，她的强硬作风比起她的很多男性同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的努力下，英国在冷战这一特殊时期部分地恢复了历史上大英帝国的国际影响，增强了英国的国际威望。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则先后涌现了奥尔布赖特、赖斯和希拉里三位女性国务卿。这些身为高级外交官的女性在工作中丝毫不逊于她们的男性同行，在她们身上也丝毫看不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女性不适合参政”的特质。但总体而言，能够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女性还是很少的。
女性主义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在政治上的觉醒，女性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和男性平等的角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
“国际政治中妇女的位置在哪里”，由于关系到自身的切实权利，所以在女性主义领域有所建树的国际关系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了传统的家庭领域，她们开始像男性一样从事生产劳动，在经济上也开始拥有独立的地位。但是，虽然女性开始广泛地走进工作领域，但她们仍然难以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例如，尽管当前女性承担着和男性一样、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多的经济活动，但总体上获得的却是低得多的报酬。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妇女代表着全球人口的1／2和受雇劳动力的1／3，但她们仅仅获得世界总收入的1／10，所拥有的财产不到世界总财产的1／100。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导致女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妇女之所以不平等，就在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的存在。但是，她们也注意到，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就存在着对妇女的压迫。因此，她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导致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以来男性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父权制社会。在这部分人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妇女的不平等地位。
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实际上源于男性的自卑感。由于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能力，所以她们在“私生活”的领域中拥有男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导致了男性的自卑。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男性只好创造了自身封闭的圈子，即所谓的“公共的政治领域”，并通过各种方式排斥女性进入这个领域。
另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更多的女性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就会给世界的面貌带来改观。在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中，人们习惯于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这里的男性
女性——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角色
自从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便开始成为这个世界的从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对女性从事政治和外交的态度大体上是一样的。女性因其自身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特殊作用，而被人们归为家庭领域。然而，妇女在家庭领域所付出的劳动是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体现其价值的，所以她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被认为对社会的贡献远低于男性。即使是在古代雅典这样的民主社会，女性也不曾拥有选举权。在雅典人看来，女性是不能被称之为“公民”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而已，也没有参政权。这种男女地位的差异甚至体现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希腊神话将人性的一些丑陋方面赋予了那些女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潘多拉”，这位女神打开了装满灾难的盒子，使各种不幸散布人间，却在同时把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关在了盒子里。神话折射出的是人间社会，通过希腊神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第二等地位。随着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和发展，女性的工作也被越来越多地禁锢在家里。
古希腊圣贤柏拉图认为，成为女人是对行为不端的人的一种惩罚。他在探讨宇宙起源时，认为投生在人间的男性如果品行不端，那么下辈子就会投胎转世成女人；如果成为女人后继续品行不端，那么再次转世时就会成为野兽。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方面，柏拉图也坚信“政治让女人走开”的道理。在他看来，男性的道德应该是建立国家秩序，保护国家不受侵犯；而女性则应当照料家庭和顺从自己的丈夫。柏拉图的学生、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女性的看法更为贬低，他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男性是天生的强者，女性则是弱者。在这个世界上，男强女弱是普遍和正常的现象。而且，女性不但在身体上不如男性，在智力、道德等方面也不如男性，而这就决定了女性不适合参与公共事务。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进行推演，明确得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能屈服于男性的统治的观点。
直到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女性参政权的国家，最晚赋予女性参政权利的国家是瑞士，1971年该国女性才获得了全国性投票选举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女性所处的地位与西方基本相似，基本上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中国的商周两朝是古代宗法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确立了父权制的支配地位。从这个时代起，为强化男性的绝对支配地位，创造出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以规范社会，更为了限制和桎梏女性。
女性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尽管如此，在人类的历史长卷中，仍然不乏杰出的女性外交家。这些女性在国际关系这一男性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的领域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证明了女性并不是天生不适合这个领域。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家是西汉时期的冯嫽，据史书记载，她“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这说明她既有知识，又有政治才能，善于外交。汉武帝时，冯嫽随和亲的解忧公主来到西域的乌孙国，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西汉和乌孙结成共同反对匈奴的军事同盟立下了汗马功劳。冯嫽不仅受到西汉的器重，也深得西域各国人民的爱戴。她曾出访西域三十余个国家，开创了西汉和西域各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因为她的杰出才能和在西域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冯嫽多次被朝廷任命为正式使节，出使异邦。这种情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是比较罕见的。
西方女性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时代要远远晚于中国，在西方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冯嫖这样能够名垂青史的女外交家。直到进入了20世纪，西方女性才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冷战时期国际上公认的女外交家，她的强硬作风比起她的很多男性同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的努力下，英国在冷战这一特殊时期部分地恢复了历史上大英帝国的国际影响，增强了英国的国际威望。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则先后涌现了奥尔布赖特、赖斯和希拉里三位女性国务卿。这些身为高级外交官的女性在工作中丝毫不逊于她们的男性同行，在她们身上也丝毫看不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女性不适合参政”的特质。但总体而言，能够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女性还是很少的。
女性主义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在政治上的觉醒，女性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和男性平等的角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
“国际政治中妇女的位置在哪里”，由于关系到自身的切实权利，所以在女性主义领域有所建树的国际关系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了传统的家庭领域，她们开始像男性一样从事生产劳动，在经济上也开始拥有独立的地位。但是，虽然女性开始广泛地走进工作领域，但她们仍然难以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例如，尽管当前女性承担着和男性一样、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多的经济活动，但总体上获得的却是低得多的报酬。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妇女代表着全球人口的1／2和受雇劳动力的1／3，但她们仅仅获得世界总收入的1／10，所拥有的财产不到世界总财产的1／100。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导致女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妇女之所以不平等，就在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的存在。但是，她们也注意到，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就存在着对妇女的压迫。因此，她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导致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以来男性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父权制社会。在这部分人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妇女的不平等地位。
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实际上源于男性的自卑感。由于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能力，所以她们在“私生活”的领域中拥有男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导致了男性的自卑。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男性只好创造了自身封闭的圈子，即所谓的“公共的政治领域”，并通过各种方式排斥女性进入这个领域。
另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更多的女性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就会给世界的面貌带来改观。在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中，人们习惯于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这里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