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不仅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而且是推陈出新的曲艺家、语言学家，还是非常能干的组织家。抗日战争时期，整整8年，他一直在重庆艰苦奋斗，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和全部精力参加抗日工作。
　　老舍老家在北平。日寇侵占华北，铁骨铮铮的老舍，激于民族义愤，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与可爱的妻儿告别（此时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小孩，大的4岁，小的尚在襁褓之中），毅然离家，南下抗日，到了武汉。自称“大兵诗人”的冯玉祥，写诗赞道：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子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同时，从延安来到武汉的周恩来，正在积极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队伍，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谁来主持“文协”日常工作，联合各方面的文化人，才能最有利于团结抗日呢？经过反复选择，慎重考虑，周恩来与阳翰笙商量，决定通过冯玉祥请老舍担此重任。
　　1938年3月27日，全国“文协”在武汉正式成立。战时“文协”机构精简，不设主席，也没有理事长。理事会下设四个部，各部设正、副主任，没有工资。老舍被选为总务主任，总理日常会务工作。不久，日寇进攻汉口。狂轰滥炸，7月30日，老舍和总务干事肖伯青带着“文协”印鉴和那口旧箱子，撤离武汉。8月12日到达重庆。8月14日立即开展会务活动。开始在公园路青年会内一间窄仄的屋子里办公，后来才搬到观音岩张家花园56号，挂上“文协”的牌子。
　　“文协”经费很少，人手也少，日常事务却非常繁忙。老舍的工作特别紧张，组织、联络、辅导、宣传、创作各方面的事物都要抓，自己还要写作。在重庆，他先后组织了几十次戏剧、小说、诗歌、曲艺座谈会，文艺联欢会、文学讨论会和文艺辅导报告会。对于文化人，部分国民党、共产党；不分什么流，什么派，只要抗日，一视同仁，广泛联络，茅盾先生事后说：“如果没有老舍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完成。”
　　老舍十分重视周恩来在“文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主要的任务”。“文协”成立后，立即响亮地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作家、艺术家为大众而写作，为抗战而呐喊。
　　老舍除了写小说、戏剧之外，抗战初期他格外关心曲艺。“因为客观情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用”，曲艺易为大众接受。对于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有宣传鼓动的效应。老舍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能够放下大作家的架子，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与曲艺艺人交朋友。他先后向北方民间艺人白云鹏、张小轩、山药蛋（富少舫）等学过鼓曲、相声，还向董莲枝及河南逃难的三位艺人学过坠子、小曲。同时向他们请教鼓词、相声的写法。然后，自己写出词本来，供艺人们演唱。他自豪地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地，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应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他是言行一致的。抗战中，他先后写了《通俗文艺的技巧》《我怎样写通俗文艺》等七篇论文。创作了《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新拴娃娃》《游击战》《陪都赞》等10段鼓词，《张自忠打垮坂垣》等两篇坠子，《女儿经》《八面玲珑》《欧战风云》《台儿庄》等12篇相声。理论上，老舍主张改革旧曲艺，创造新曲艺，“一方面要扫荡现存民间的陈腐物，一方面要给民众以精神食粮”。通俗文艺“必须俗，俗到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既不能“以雅代俗”，又不能“以腐代俗”。他提出四要：一、文字必须痛快爽朗；二、内容必须丰富充实，用民间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三、思想感情不要迎合取巧，而应当学习新文艺的方法，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四、必须要有趣。“以新文艺的精神提高通俗文艺，而以通俗文艺的长处来坚强并开展新文艺”。创作上，老舍的曲艺作品语言通俗，音韵流畅。人物鲜明，故事性强。各地艺人广泛传唱。例如《王小赶驴》和《张自忠》，山药蛋用它唱大鼓，河南艺人把它改成坠子，四川艺人把它作方言金钱板演唱，普遍受到群众欢迎。
　　老舍在重庆的生活非常清苦，全靠稿费过活。1938年初到重庆时，他没有家，“文协”又不开伙，吃饭打游击，经常在临江门一家小馆子吃豆花饭、小菜饭，一晚回锅肉就是打牙祭了。他自奉俭而待客丰。经常有作家和青年作者到“文协”来，在外面吃饭，大多是他掏腰包。他经常穿一件灰色平价布中山服，一双青布鞋在观音岩那又高又陡的石梯路上走上走下，汗流浃背为“文协”的事务奔忙。各地的作家、艺人，不论知名不知名，地位高低，他都热情接待。“文协”驻地虽然简陋，大家却称它是“精神上的家庭”，“作家之家”。战时经济困难，物价不断陡涨。以文为生的作家生活特别困苦，有些文人病不能医，死不能葬，贫无以告，老舍到处奔走呼号，屡次发起援助贫病作家募捐活动，建立了作家救济基金。为一些生活处于绝境的寒士，解了燃眉之急。他自己虽然收入不多，也竭力帮助别人，捐钱、送米、送衣服。别人不收，他总说这是自己“多余的”，连他的一床毛毯也送给了当时处于困境的青年作家曾克。他真是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一方面向社会呼吁救援贫病作家；另一方面又勉励自己，“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艺人受窘，作家有难，老舍总是尽力援助。北方艺人山药蛋和唱鼓曲的女儿富贵花逃难初来重庆时，人生地疏，生活困难。老舍与山药蛋交了朋友，经常在微薄的稿费收入中，抽出钱来给予接济。同时，支持两父女开了升平书场，直到生活好转为止。 　　老舍工作越紧张越乐观，他幽默、风趣，不仅会写，还会唱京戏、说相声、唱大鼓、哼坠子、小曲。在文艺联欢会上，劳军募捐会上，他都非常活跃，多次自告奋勇参加演出。1941年北碚国立编译馆发起募捐慰劳抗日将士，举办文艺晚会。在演出《刺虎》这场戏之前，要垫一段相声。老舍请梁实秋合作，梁说：“我不会。”老舍说：“学吧，说相声第一要沉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自己不笑，要皮儿薄，说到要紧处，一戳即破，观众必定爆发大笑。”他们排练了《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两段相声。第一晚是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梁实秋逗，老舍捧。演出时，有个表演动作，老舍高举折扇，要假打梁的头。梁实秋上台紧张，怕老舍真的打下来，头一闪，没想到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梁实秋怕跌坏眼镜，赶快出手，刹那间居然抓住了下落的眼镜，观众爆发出喝彩和大笑，掌声不绝。有人还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高呼：“再来一个！”他们的表演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两位大作家为劳军募捐说相声一事，从此成为重庆文坛的佳话。不久，重庆大学举办文艺晚会，老舍自编了新相声《中秋月饼》，拉民间艺人欧少久一同上台演出，受到大学师生的好评。1945年5月5日，“文协”庆祝文艺节，老舍又与山药蛋搭档，在青年馆合说了一段相声。老舍在抗战中写的12段相声，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焕然一新；有高雅的噱头而无庸俗的取笑，既通俗，又有文学性，承先启后开拓了新路。因为都以抗战为主题，大家称它为“抗战相声”。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10月21日“文协”在张家花园56号举行最后一次联欢会，到会的有郭沫若、叶圣陶、巴金、赵家璧、常任侠、胡风、冯雪峰等60余人。老舍特邀的周恩来会中赶到，讲述了延安三个时期的文艺活动概况。大家听了欢欣鼓舞。老舍兴奋地说，抗战胜利了，希望能同北方（延安）的朋友见面，亲密合作，“这就需要和平，今天国共正在谈判，希望为了国家民族，能建立起和平局面。否则，国家一团糟，文艺也完蛋了。”他情辞恳切，发自肺腑。他又说：“周先生好久以来就是要和平的，我们希望和平能实现。”说完，他敬了周恩来一杯酒，又殷勤地劝大家同饮一杯，于是大家热烈地碰杯了。与会者兴味盎然，郭沫若即席吟了一首五言诗，接着老舍讲了一个故事，引得大家开心大笑。兴犹未尽，大家要老舍再来一个，他又说了一段相声，更把大家逗乐了。时间过了十点半，大家还不肯放过他。连叶圣陶也说，只要老舍再说，他还一定要听。
　　抗战“文协”就这样善始善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老舍在重庆八年如一日，鞠躬尽瘁，茹苦含辛，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为了抗战的爱国主义奉献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