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除了通过语言文字等进行言传外,还必须通过身教这一特殊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身教是通过教育者的行动将如何道德地行动等知识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受教育者,使得受教育者能够在具体情境中正确地行动。道德教育为什么必须要有身教这一方式?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身教的内涵进行一番分析。只有弄清楚了身教的内涵,才能真正了解身教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由于中西文化各自的传统与关注的角度不同,道德教育中身教的内涵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
　　
　　一、西方认识论视野下的身教
　　
　　身教不同于言传,它所施行的途径不是依赖文字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述。这种知识不是言述知识,而是“未被表述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中所拥有的知识”。它是内在于行动的知识或构成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在许多实践性的技能中都存在着。比如,在学会骑自行车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行车的平衡的技巧,我们是无法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清楚的,学习者不能在我们对保持平衡的方法的讲述中学会保持平衡,而只能在亲身的练习中逐渐体会到这些技巧。我们通过身教传递给受教育者的知识就是这样一种在具体情境中如何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分析,然后行动的知识。
　　认识论中的这种非言述知识,是针对传统的言述知识而提出来的。在柏拉图那里,知识都是关于隐藏在易变的、暂时的现象背后的普遍的、一般的理念的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善是对绝对的善的认识,而不是对具体的善的事物的认识。只有掌握了这种知识,人们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善,并且按照善的知识而行动。遵循这一传统,西方的认识论在科学兴起以后,逐渐形成了客观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然是可以用命题这一形式表达出来的。他们强调知识都是可以言述的,不可说的不属于认识的范畴。也就是所谓的不能说的就不说。
　　然而,正如瑞典哲学家墨朗德所说,言述知识是知识与应用相分离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有知识,但是在这种知识中却学不到怎么运用它。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大量无法言述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实践的科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以及大量的技艺都蕴涵着这种无法言述的知识。正是针对这一点,赖尔、波兰尼等提出了默会知识的概念。他们认为除了言述知识以外,那些体现在人的行动中的知识都是非言述知识,或默会知识。波兰尼不仅认为这种非言述知识存在于与实践紧密相关的领域,甚至在以前人们认为是言述知识的领域中也存在着默会知识,默会知识可以说是言述知识的基础。正是由于波兰尼对行动的重视,西方哲学界认为,以波兰尼为代表的观点代表着一种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从认识论的这一观点来看,道德教育中的身教也就是体现在教育者行动中的无法言述的、关于如何正确行动的默会知识。它对于人们了解如何正确地行动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作为身正示范作用的身教
　　
　　中国文化传统中较少有系统的认识论,因此,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身教的内涵主要不是从认识论意义上提出来的,而是另有其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很重视身教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