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相声艺术形成至今，一直肩负传播、延展各地文化的作用与使命，大部分传统相声中都有方言、小调、叫卖吆喝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相声本身就是集各地区历史文化、百姓智慧为一体的艺术产物，由此可见，相声是来源于民间的语言艺术，也是地域文化的有力传播载体。本文主要以“陕西相声的历史和崛起”为研究目标，探赜相声对陕西区域文化延展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1937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陕西相声的内容都以京津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大背景，即传统相声，甚少出现陕西元素，即便是革新，也只是将传统京津地区文化内容与当代流行元素（音乐、热门话题等）相融合，此阶段的陕西相声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标志和风格。如今陕西相声为“崛起”的时代，更加繁荣，百花齐放，它是对外传播的优秀内容输出者，传播了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在新陕西相声中，陕西方言、陕西戏曲、音乐、陕西风俗及风土人情等皆蕴含其中，韵味悠长，品位高雅，既贴近生活又贴近人民，同时还具有优秀文化的传播效果，将陕西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向大众准确的传播延展。
关键词：文化传播;相声;传播学;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23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2-0140-04
一、引 言
相声是一门蕴含悠久历史文化与人民智慧的语言艺术，是中国曲艺艺术中普及范围最大、影响效果最深、从业人数最多的艺术种类。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称其是“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后盾的艺术形式”。相声艺术可溯之源之久远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古优戏”，后多以清代“朱绍文”建立行规、使“说相声”成为一种职业为起源。无论哪种说法，相声的历史都是源远流长的。
相声艺术形成至今，一直作为传播、延展区域文化的载体，但纵观历史研究，将相声置于传播学和符号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大体为以下方向：1.以陈建华为代表，论述相声的传播载体之变化;2.主要论述相声以电视媒介为传播载体的影响，主要探究其负面影响，认为电视媒介影响了相声“讽刺”的社会功能，导致相声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展低迷[1]。
本文试在传播学和符号学视域下，以陕西相声为例，厘清相声艺术对区域文化传播的功能和影响。
二、传播媒介与传播符号
（一）初级阶段：以“相声”为传播符号
在传播学视域下，任何传播现象都需要有传播媒介，这里指的“媒介”是以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和现阶段以网络、两微一端为主的新媒体等。媒介载体，即传播载体，是传播渠道、传播工具[2]。而相声作为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一种文艺形式，最初仅仅通过演员之间的口耳相传，师徒传授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相声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应当通过“符号学”领域中的“传播符号”来解释其传播现象。“符号”是一种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符号”本身即信息载体，是传播内容的构成物[3]。相声起源于北京天桥下的“撂地”演出，“京味相声”多使用流行的北京土语，篇什话语之间多用京式隐喻与讽刺手法，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北京民俗民风，“京味儿”十足[4]。后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演员的南北流通，因地制宜，促使相声形成了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的局面。与相声的传播方式相同，文化传播的方式在最初阶段，主要是靠“人”的迁移和流动，这一时期还未出现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在相声发展初期，相声即为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符号。通过 “人”即“相声演员”为载体进行传播，将本地文化内涵进行扩散和延展。北京的区域文化以相声为传播符号发扬出去，潜移默化中进行了文化扩散[5]。
（二）现阶段：以多种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
当代，由于传统媒体技术发达且成熟，新媒体的应用也呈井喷式发展，故文化传播的媒介迅速增多。当下的媒体环境中，传播现象不仅依赖于人的迁移和流动，还通过融媒体结合的方式，以广播、电视、网络、视频媒体、商业剧场模式等为载体，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多种商业新模式共同孵化的立体多途径传播层次进行扩散延展[6]。从明末清初至今，相声经历了撂地演出、电视相声、剧场相声等多个时期，历经浮沉。几百年来，传播介质的流变对相声的传播空间、受众、反馈、传播效果等方面有很大影响，经历了“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后，如今的相声打破传统，推陈出新，经常会引领“网络流行语”“热点话题”等，引导受众接受不同的区域文化。相声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在21世纪融媒体时代，作用愈发明显与突出。2000年后，郭德纲带领德云社众位相声演员通过小剧场的形式，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带入年轻人的视野当中，相声对年轻人的文化输出作用显得尤为明显。近几年的《欢乐喜剧人》《相声有新人》等电视、网络综艺节目中更是活跃了一批相声演员，使得相声演员作为明星，产生“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引领大众重新喜爱相声艺术[7]。
三、相声与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可分为直接傳播和间接传播[8]。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传统相声中都有方言、小调、叫卖吆喝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它本身就是各地区历史文化、百姓智慧信息的载体。由此可见，相声是来源于民间的语言艺术，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有力载体，将各地方言文化与历史风俗，传而播之，广而告之。相声内容中，无论是“说”的《报菜名》《地理图》;“学”的《卖布头》《学叫卖》《戏曲与方言》等都是区域文化传播现象。相声中专门有一种表演形式称为“怯口活”，也称“倒口”，指演员以方言表演或以学说各地方言土语为主的相声内容，如《山东话》《找堂会》等。以唱为主的相声形式称为“柳活”，主要内容除了演唱太平歌词外，还包含各地的戏曲、歌曲。这些内容将原本仅局限于京津地区及北方少数城市的“市井文化”，以相声为载体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关于文化传播的主要分类，仅从文化传播的方向上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纵向传播，表现为同一文化内的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等的传承;另一种是横向传播，表现为不同文化的接触、采借，与文化输入、文化借用类同。新加坡连续多年举办“相声艺术节”;马来西亚教育部将相声列入2011年华文教育课程，倡导“快乐学习中文”;日本NHK广播电台从2009年起便开始将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戏曲与方言》编辑成广播汉语教材播出[9]。这些都说明在新时代中，对内，相声是中国各地区文化传播的艺术形式;对外，相声也已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国区域文化延展的传播载体。 四、陕西相声的文化输出
（一）历史时期：20世纪90年代前期
追溯陕西相声起源，要提到张玉堂先生，他是相声大师焦寿海的徒弟，是一位天津相声演员。曾在1937年、1941年两次赴陕西演出，1949年后定居西安。1955年，以他为首成立了陕西第一个专业的曲艺演出团体——西安市实验曲艺团，1975年，西安市曲艺团成立。这期间创作了化妆相声《理发》、相声剧《约会》《邻居》《太平间的笑声》《阿混新传》等。1983年6月，相声演员李天成任“西安市曲艺团”团长，带领全团演职人员对相声的演出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演出中加入提琴、吉他、手风琴等伴奏乐器。如周春晓、杨长洲合说的音乐相声《拉网小调》《划船曲》《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包松年、张长锁合说的《艺术与趣味》，魏元成、祁喜升、王喜梅、赵卫明等合说的相声《擦去吧，伤心的泪》等，红极一时[9]。
纵观陕西相声历史，从1937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陕西相声的内容都以京津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大背景，甚少出现陕西元素，即便是革新，也只是将传统京津地区文化内容与当代流行元素（音乐、热门话题等）相融合。所以此阶段的陕西相声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标志和风格，对陕西区域文化输出也贡献甚少。
20世纪90年代后，陕西的相声事业陷入长期发展的低迷阶段，这其中有诸多因素。 1.历史因素：陕西并不是相声发源地，不具有“相声艺术环境”，很难开展艺术创作及表演工作;2.时代因素：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艺环境与国际接轨，各个明星潮流以及艺术文化形式充斥着年轻人的娱乐生活，相声作为传统的曲艺形式，被年轻人看作是落伍与陈旧的，因此在当时的时期和情境下难再成为主流文艺形式[10];3.个体因素：“西安市说唱艺术团”因为体制原因，多番变革，很多艺术家都离开了团队，剩余的演员不多且创新能力不够。诸多原因，陕西的相声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低迷。
（二）“崛起”时期
如今的陕西相声为“崛起”的时代，相比以往相声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今天的陕西相声都更加繁荣。
通过“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进行区域文化延展和传播是以“相声”为传播符号，表现出较复杂的文化扩散营力，形成一种刺激传播。2013年，从陕西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拿到冠军起，陕西相声便进入了大众视野，“陕派相声”大火，从内容输出方面探究，得益于陕西相声传播了鲜明的陕西特色文化内容，对受众形成一种有力的“刺激传播”。在他们的相声《满腹经纶》中，蕴含了霸气的秦腔选段，俏皮的宝鸡方言等鲜明区域文化内容，让受众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了解到陕西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便是“陕派相声”的区域文化内容输出。其实，在相声的传统派别中，是以“京味相声”“津味相声”“东北相声”“南派相声”等为主要流派的，并无“陕派相声”之派别。通过当代陕西相声人对其文化内涵的不断创新、内化、发展，创造出新的陕西相声，其内涵是以陕西历史文化为基础，陕西方言为表现形式，展现出陕西地域文化中独特的“生冷蹭倔”的性格内容。近些年来，陕西相声演员共同努力，创造了陕西相声崛起之势[11]。
在这一时期当中，以苗阜、马腾翔、卢鑫等陕西相声演员为主，引领陕西相声的发展与崛起。马腾翔是相声大师范振钰的高徒。长期在西安“福宝阁”茶楼、“天禧苑”相声社演出，他是最早将陕西方言及陕西歌曲融入表演中的相声演员之一。卢鑫 2016年10月获《笑傲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决赛冠军，他将陕西文化元素与当代年轻潮流文化巧妙融合与创新，使陕西相声得到传承与发展，将陕西区域文化的实用价值、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大大提高。
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延展，应该从浅入深，陕西相声近年来的诸多新作品对陕西几类优秀文化进行了有力传播。 1.丰厚的历史文化：陕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对外传播的优秀内容输出，在新陕西相声中，苗阜、王声的《学富五车》等相声传播了本地历史文化内容。2.大唐雅音、陕西方言：陕西方言极具特色，各地不同，其中陕南、陕北、关中等地方言各具特色，相声《满腹经纶》中就提及西府方言，让人印象深刻;同时陕西相声演员还将传统相声名段《戏曲与方言》的内容加以创新，加入陕西方言，以传统相声为载体传播本地方言文化。3.陕西戏曲、音乐、陕西风俗及风土人情等都是当代陕西相声作为区域文化传播载体的主要输出内容。如今的“陕西相声”贴近陕西人民生活，同时还将陕西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精准地传播给大众。
陕西相声演员近年来极具创新力，创作的作品多，质量高，并积极与各地同行相互交流和学习。他们凭借着开放好学的胸怀和态度，使当代陕西相声承担起了传播地域文化的使命，激发了受众了解陕西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的兴趣。如今在中国文艺大环境的正向驱动下，大众对陕西相声寄予厚望，愿更多新时代年轻人喜歡陕西相声，愿陕西相声作为延展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现代相声开创者之辨[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
[2]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刘坚.媒介文化理论的意义符号阐释[J].社会科学战线，2015（3）.
[4]肖复兴.相声的讽刺与幽默[J].艺术评论，2009（11）.
[5]耿波.京津地区相声演出现场的调查与研究[J].文化遗产，2010（2）.
[6]王芳.相声传播：传播规律与艺术规律的平衡[J].新闻界，2015（24）.
[7]施爱东.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8]谢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10）.
[9]薛宝坤.相声大词典[M].北京：中国曲艺文库，2012.
[10]吴文科.相声发展的现实理路：盘点与清理[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2）.
[11]李鑫玉.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相声精选[EB/OL].陕西广播电视台，2016.
[责任编辑：艾涓]
关键词：文化传播;相声;传播学;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I23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2-0140-04
一、引 言
相声是一门蕴含悠久历史文化与人民智慧的语言艺术，是中国曲艺艺术中普及范围最大、影响效果最深、从业人数最多的艺术种类。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称其是“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后盾的艺术形式”。相声艺术可溯之源之久远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古优戏”，后多以清代“朱绍文”建立行规、使“说相声”成为一种职业为起源。无论哪种说法，相声的历史都是源远流长的。
相声艺术形成至今，一直作为传播、延展区域文化的载体，但纵观历史研究，将相声置于传播学和符号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大体为以下方向：1.以陈建华为代表，论述相声的传播载体之变化;2.主要论述相声以电视媒介为传播载体的影响，主要探究其负面影响，认为电视媒介影响了相声“讽刺”的社会功能，导致相声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展低迷[1]。
本文试在传播学和符号学视域下，以陕西相声为例，厘清相声艺术对区域文化传播的功能和影响。
二、传播媒介与传播符号
（一）初级阶段：以“相声”为传播符号
在传播学视域下，任何传播现象都需要有传播媒介，这里指的“媒介”是以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和现阶段以网络、两微一端为主的新媒体等。媒介载体，即传播载体，是传播渠道、传播工具[2]。而相声作为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一种文艺形式，最初仅仅通过演员之间的口耳相传，师徒传授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相声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应当通过“符号学”领域中的“传播符号”来解释其传播现象。“符号”是一种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符号”本身即信息载体，是传播内容的构成物[3]。相声起源于北京天桥下的“撂地”演出，“京味相声”多使用流行的北京土语，篇什话语之间多用京式隐喻与讽刺手法，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北京民俗民风，“京味儿”十足[4]。后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演员的南北流通，因地制宜，促使相声形成了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的局面。与相声的传播方式相同，文化传播的方式在最初阶段，主要是靠“人”的迁移和流动，这一时期还未出现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在相声发展初期，相声即为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符号。通过 “人”即“相声演员”为载体进行传播，将本地文化内涵进行扩散和延展。北京的区域文化以相声为传播符号发扬出去，潜移默化中进行了文化扩散[5]。
（二）现阶段：以多种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
当代，由于传统媒体技术发达且成熟，新媒体的应用也呈井喷式发展，故文化传播的媒介迅速增多。当下的媒体环境中，传播现象不仅依赖于人的迁移和流动，还通过融媒体结合的方式，以广播、电视、网络、视频媒体、商业剧场模式等为载体，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多种商业新模式共同孵化的立体多途径传播层次进行扩散延展[6]。从明末清初至今，相声经历了撂地演出、电视相声、剧场相声等多个时期，历经浮沉。几百年来，传播介质的流变对相声的传播空间、受众、反馈、传播效果等方面有很大影响，经历了“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后，如今的相声打破传统，推陈出新，经常会引领“网络流行语”“热点话题”等，引导受众接受不同的区域文化。相声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在21世纪融媒体时代，作用愈发明显与突出。2000年后，郭德纲带领德云社众位相声演员通过小剧场的形式，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带入年轻人的视野当中，相声对年轻人的文化输出作用显得尤为明显。近几年的《欢乐喜剧人》《相声有新人》等电视、网络综艺节目中更是活跃了一批相声演员，使得相声演员作为明星，产生“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引领大众重新喜爱相声艺术[7]。
三、相声与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可分为直接傳播和间接传播[8]。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传统相声中都有方言、小调、叫卖吆喝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它本身就是各地区历史文化、百姓智慧信息的载体。由此可见，相声是来源于民间的语言艺术，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有力载体，将各地方言文化与历史风俗，传而播之，广而告之。相声内容中，无论是“说”的《报菜名》《地理图》;“学”的《卖布头》《学叫卖》《戏曲与方言》等都是区域文化传播现象。相声中专门有一种表演形式称为“怯口活”，也称“倒口”，指演员以方言表演或以学说各地方言土语为主的相声内容，如《山东话》《找堂会》等。以唱为主的相声形式称为“柳活”，主要内容除了演唱太平歌词外，还包含各地的戏曲、歌曲。这些内容将原本仅局限于京津地区及北方少数城市的“市井文化”，以相声为载体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关于文化传播的主要分类，仅从文化传播的方向上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纵向传播，表现为同一文化内的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等的传承;另一种是横向传播，表现为不同文化的接触、采借，与文化输入、文化借用类同。新加坡连续多年举办“相声艺术节”;马来西亚教育部将相声列入2011年华文教育课程，倡导“快乐学习中文”;日本NHK广播电台从2009年起便开始将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戏曲与方言》编辑成广播汉语教材播出[9]。这些都说明在新时代中，对内，相声是中国各地区文化传播的艺术形式;对外，相声也已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国区域文化延展的传播载体。 四、陕西相声的文化输出
（一）历史时期：20世纪90年代前期
追溯陕西相声起源，要提到张玉堂先生，他是相声大师焦寿海的徒弟，是一位天津相声演员。曾在1937年、1941年两次赴陕西演出，1949年后定居西安。1955年，以他为首成立了陕西第一个专业的曲艺演出团体——西安市实验曲艺团，1975年，西安市曲艺团成立。这期间创作了化妆相声《理发》、相声剧《约会》《邻居》《太平间的笑声》《阿混新传》等。1983年6月，相声演员李天成任“西安市曲艺团”团长，带领全团演职人员对相声的演出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演出中加入提琴、吉他、手风琴等伴奏乐器。如周春晓、杨长洲合说的音乐相声《拉网小调》《划船曲》《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包松年、张长锁合说的《艺术与趣味》，魏元成、祁喜升、王喜梅、赵卫明等合说的相声《擦去吧，伤心的泪》等，红极一时[9]。
纵观陕西相声历史，从1937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陕西相声的内容都以京津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大背景，甚少出现陕西元素，即便是革新，也只是将传统京津地区文化内容与当代流行元素（音乐、热门话题等）相融合。所以此阶段的陕西相声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标志和风格，对陕西区域文化输出也贡献甚少。
20世纪90年代后，陕西的相声事业陷入长期发展的低迷阶段，这其中有诸多因素。 1.历史因素：陕西并不是相声发源地，不具有“相声艺术环境”，很难开展艺术创作及表演工作;2.时代因素：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艺环境与国际接轨，各个明星潮流以及艺术文化形式充斥着年轻人的娱乐生活，相声作为传统的曲艺形式，被年轻人看作是落伍与陈旧的，因此在当时的时期和情境下难再成为主流文艺形式[10];3.个体因素：“西安市说唱艺术团”因为体制原因，多番变革，很多艺术家都离开了团队，剩余的演员不多且创新能力不够。诸多原因，陕西的相声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低迷。
（二）“崛起”时期
如今的陕西相声为“崛起”的时代，相比以往相声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今天的陕西相声都更加繁荣。
通过“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进行区域文化延展和传播是以“相声”为传播符号，表现出较复杂的文化扩散营力，形成一种刺激传播。2013年，从陕西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拿到冠军起，陕西相声便进入了大众视野，“陕派相声”大火，从内容输出方面探究，得益于陕西相声传播了鲜明的陕西特色文化内容，对受众形成一种有力的“刺激传播”。在他们的相声《满腹经纶》中，蕴含了霸气的秦腔选段，俏皮的宝鸡方言等鲜明区域文化内容，让受众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了解到陕西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便是“陕派相声”的区域文化内容输出。其实，在相声的传统派别中，是以“京味相声”“津味相声”“东北相声”“南派相声”等为主要流派的，并无“陕派相声”之派别。通过当代陕西相声人对其文化内涵的不断创新、内化、发展，创造出新的陕西相声，其内涵是以陕西历史文化为基础，陕西方言为表现形式，展现出陕西地域文化中独特的“生冷蹭倔”的性格内容。近些年来，陕西相声演员共同努力，创造了陕西相声崛起之势[11]。
在这一时期当中，以苗阜、马腾翔、卢鑫等陕西相声演员为主，引领陕西相声的发展与崛起。马腾翔是相声大师范振钰的高徒。长期在西安“福宝阁”茶楼、“天禧苑”相声社演出，他是最早将陕西方言及陕西歌曲融入表演中的相声演员之一。卢鑫 2016年10月获《笑傲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决赛冠军，他将陕西文化元素与当代年轻潮流文化巧妙融合与创新，使陕西相声得到传承与发展，将陕西区域文化的实用价值、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大大提高。
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延展，应该从浅入深，陕西相声近年来的诸多新作品对陕西几类优秀文化进行了有力传播。 1.丰厚的历史文化：陕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对外传播的优秀内容输出，在新陕西相声中，苗阜、王声的《学富五车》等相声传播了本地历史文化内容。2.大唐雅音、陕西方言：陕西方言极具特色，各地不同，其中陕南、陕北、关中等地方言各具特色，相声《满腹经纶》中就提及西府方言，让人印象深刻;同时陕西相声演员还将传统相声名段《戏曲与方言》的内容加以创新，加入陕西方言，以传统相声为载体传播本地方言文化。3.陕西戏曲、音乐、陕西风俗及风土人情等都是当代陕西相声作为区域文化传播载体的主要输出内容。如今的“陕西相声”贴近陕西人民生活，同时还将陕西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精准地传播给大众。
陕西相声演员近年来极具创新力，创作的作品多，质量高，并积极与各地同行相互交流和学习。他们凭借着开放好学的胸怀和态度，使当代陕西相声承担起了传播地域文化的使命，激发了受众了解陕西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的兴趣。如今在中国文艺大环境的正向驱动下，大众对陕西相声寄予厚望，愿更多新时代年轻人喜歡陕西相声，愿陕西相声作为延展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现代相声开创者之辨[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
[2]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刘坚.媒介文化理论的意义符号阐释[J].社会科学战线，2015（3）.
[4]肖复兴.相声的讽刺与幽默[J].艺术评论，2009（11）.
[5]耿波.京津地区相声演出现场的调查与研究[J].文化遗产，2010（2）.
[6]王芳.相声传播：传播规律与艺术规律的平衡[J].新闻界，2015（24）.
[7]施爱东.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8]谢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10）.
[9]薛宝坤.相声大词典[M].北京：中国曲艺文库，2012.
[10]吴文科.相声发展的现实理路：盘点与清理[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2）.
[11]李鑫玉.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相声精选[EB/OL].陕西广播电视台，2016.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