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韩国汉学家车柱环教授晚年醉心于敦煌词研究，尤以敦煌词考释成就最著。他在一个整体性的敦煌学研究框架内展开敦煌词考释文的考证与研究，视原卷书写的呈现方式为敦煌词文研究的根本依据。而终身信守的考据学理念促使他本能地回归原卷，重返史料原生态语境，勘对原卷，考释词文，自然更倾向于以原卷为依托而进行论学，充分利用传统校勘学中的他校法、理校法等偏于学理性的方法，整理出一个比较接近原卷风貌的文本。所勘定的文本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反映出他的严谨治学态度与深厚的旧学功力。
　　关键词：车柱环;敦煌词;原卷;校勘;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6-0126-08
　　The Realistic Spirit of Professor Cha Chu Hwan’s Textual Criticism of Dunhuang Ci
　　MIN Dingqing1 ZHANG Zhou2
　　（1. College of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00;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vi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Seoul University in Korea， professor Cha Chu Hwan devoted himself to studying Dunhuang Ci（Dunhuang literature）and made many special achievements in interpreting Dunhuang Ci. He regarded the written formats of the manuscripts a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his study and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o use traditional emendation methods（particularly the two methods of revising by referring to other versions or by independent reasoning if no referential version is available）to find the text closest to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Professor Cha Chu Hwan is the progenitor of the Dunhuang Ci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domain within Dunhuang Studies， and made extremely effective use of traditional emendation methods. The texts he revised are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standards and reflect his rigorous scholarship and deep knowledge of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 Prof. Cha Chu Hwan; Dunhuang Ci; original manuscripts; emendation; research methods
　　 据薛玉坤《韩国学者词学研究著作、论文索引（1954—2004）》统计，1954—2004年这50年间，韩国学者公开发表的词学论著，计词学专著9部、学术论文166篇、硕士学位论文17篇、博士学位论文15篇[1]。其中，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车柱环教授（1920—2008，字德民，号闲堂）以着手早、起点高、质量优、数量多而见称于学林，共发表词学专著2部、论文20余篇。他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唐宋元词、敦煌词、高丽唐乐和韩国词，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词学研究体系，同时也建构了中韩词学比较研究的文学史框架。他利用培养研究生、主持学术团体、举办学术会议等途径引领韩国词学研究，从深层次改写了韩国汉学研究的“版图”。因此，深入探讨车柱环的词学研究，可以窥见韩国词学研究的内在理路，亦可为中国词史研究提供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一
　　车柱环早年的学术兴趣，聚焦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部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与以诗文为代表的正统文学，虽曾于1958年参加学术会议而发表过《女流词人李清照的生涯》，实无心旁顾词学。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专注于钟嵘《诗品》校勘，远赴英、法查阅汉籍文献，试图从敦煌卷子“破片”中找出《诗品》写本，无意间发现了敦煌词作残片。这与此前短暂研究过的李清照词产生了奇妙的“呼应”，直接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敏锐地发现，无论是词学，还是敦煌学，必将是自己乃至韩国学界需要认真准备、努力培育的下一个学术“生长点”。
　　在发表《钟嵘诗品校证》后，他便正式开启了词文学研究，广泛涉及了高丽唐乐、中国词学、韩国词学及中韩词学比较研究等领域。他因为较为系统阅读敦煌词曲原卷的关系，一直密切追踪敦煌词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有意识地进行敦煌词文献的专题性整合工作，大致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外国藏卷（如巴黎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敦煌卷子写本、大英博物馆斯坦因敦煌卷子写本、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敦煌卷子写本等），尤其是英伦读卷体验，积淀为此后研究的感性认知;第二，将业已寓目的如《敦煌拾零》《敦煌词掇》《西陲秘籍丛残》及周绍良所藏卷子等写本，与《全唐五代词》《全宋词》等传世作品作比勘;第三，有目的性地收集、阅读敦煌词研究论著，如朱祖谋、王国维等整理的《云谣集杂曲子》，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戴微密《敦煌曲》，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杂曲子新书》《敦煌词话》，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及张璋等编纂的《全唐五代词》等，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 　　他仔细清点诸家收录词作，认为诸家著作在“词”的认知与把握上，宽严不一，雅俗不均，故收录词作数量差异极大。他据此对各家敦煌词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做出审慎分析，指出“自朱孝臧《云谣集》校本以来，各家争试校释”，“综看诸家积累的研究成果时，实在觉得对《云谣集》的了解水平已经进入极高的阶段”，“最近几年来敦煌词的整理工作，殆进入完美的阶段，使我们从事研究词学的人容易接近考究”[2]，但中国学者“各据临摹钞本进行校释”，时有改窜词文的现象，“仍不免存留须加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对张次青《〈敦煌曲校录〉臆补》以近现代北方方言考释敦煌词文的方法，持保留意见，以为“可取的少”[2]324。
　　相对而言，他最重视任、潘二教授的研究成果。他说：“任二北教授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二书，包括《云谣集》的论考，不但带有综合性，并且富有创见，虽不无过度改窜词文的毛病，仍然值得参考。”[2]323尤其悦服潘先生数度远赴英法查对原卷的严谨态度，感同身受：“他依据原卷校理词文，重新写出他自己的校正本，颇似定本，让人感觉得不可轻易加减。潘氏为恢复《云谣集》一书的原来面目，不辞往还两地，细加考核，对于原卷特别重视，亲自摹写、缩印，然后广征博引，终于撰成《敦煌云谣集杂曲子新书》。他从事这项工作，一直不辞勤劳，极意求真，加之方法科学，创获不鲜。”[2]324因此，在文本校勘方面，他更认同潘本。即便如此，“再三精读《新书》以后，我就发现有几个地方与拙见不相吻合，因此，为了请教起见，在拙文中表示数种异见。”这篇“表示数种异见”的文章，就是刊于《幼狮学志》第18卷第4期上的《〈云谣集〉考释》。潘重规先生旋即撰《读〈云谣集考释〉》，除《凤归云》其四“曾父坚贞”一条外，均予驳议。对此，他这样自我表白：
　　我也多事，一九八五年在《幼狮学志》（18：4）发表《〈云谣集〉考释》，提出拙见，以期学术界的指正。发表以后，出乎意料，受到数三专家的批评，赏识的地方当然极少，痛斥的地方究竟属多。但是学术界既然有如此不吝指点的人士，已为极其荣幸之事，实不胜铭感……幸亏潘先生不弃，撰写一篇题为《读〈云谣集考释〉》的评文，极其精细地批评拙见，惟其间也有一条接受拙见的项目！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赐赏。[2]357
　　这一“文字缘”令车氏感慨万千，更增强了《云谣集》文本考释的决心，同时决定将自己最后一段学术生命投入敦煌词文学研究，立志抵达中国词文学的历史高点。此外，他还紧紧围绕敦煌词文学及广义上的敦煌学，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敦煌学术会议，发起成立韩国敦煌学会并任首任会长，推动敦煌文献的轮读活动。他多次应邀出国讲演、参加学术交流。2002年10月，他以耄耋之年率韩国学术院中国学术交流访问团造访敦煌，亲聆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的讲解。回国后，他撰写了万余字的《敦煌莫高窟》，全面介绍此次参访的成果。
　　二
　　长期以来，车柱环在汉籍校勘、注释、细读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成果卓著。其《钟嵘诗品校证》《〈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唐乐大曲校释》及《唐乐散曲校释》，是最能体现其文献考据功力的佳作。中国学界对其《诗品》校证实绩评价很高，王叔岷先生说：“至于广罗版本，从事比勘，则以韩国车柱环教授之《钟嵘诗品校证》为最备。”[3]张伯伟教授评价此书：“广收博取，精思卓识，往往见焉……资料翔实，考证细密。非特有功于古贤，亦有益于后人。学者手此一篇，洵足为攻钟嵘《诗品》之一助。”[4]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对敦煌词的考释，是此前《诗品》、高丽唐乐校勘方式在新的学术领域的自然延伸。面对分藏世界各地、残缺不全的写卷，他认为首先必须进行“原卷校勘作业”，方能最大限度恢复文献原貌，解读文本原意，奠定下一步文学的、文化的综合性研究的坚实基础。而敦煌词文本校勘作业的前提，便是充分尊重敦煌卷子的特殊性，理解“写字生”（即“经生”）手写卷子的属性与规律。为此，他在“原卷校勘作业”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笔写状态”，以指称敦煌词曲写卷的原生态样貌。
　　他从以下两个层面勾勒出了敦煌词文本“笔写状态”的历史语境：
　　第一，从敦煌经生写卷的特殊性来考察。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经生（车文有时又作“写经生”、“写字生”）受雇于官府、寺庙及富贵人家，以正楷抄写经文、文书为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经生一定具备很好的文学素养和审美品位。词文基本上都抄在卷子背面或剩余处，这应该是经生们最喜爱的娱乐性文体，反映了个人化的艺术消费偏嗜。敦煌词文写本纸墨粗糙，字迹潦草，很难辨认，不可与同时代佛经的金字银字、官府文书的端庄字体等同视之，遑论后世版刻字了。敦煌词卷子所反映的经生书写模式，既继承了民间俗字书写的本质特性，也彰显了敦煌一隅独有的书写习惯，可定位为“前刻本时代”的民间写本样态。
　　其次，从敦煌词曲的特殊性来考察。敦煌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又曾因战乱而孤悬于诸大国之间，所以，敦煌词乐的发展状况同样充分吸收了中原词乐与西域音乐，而与《教坊记》所载不尽相同，更与后人总结的唐宋词谱相距甚远。这些流行于市井的普通杂曲子、寺观专用的佛赞歌辞，自初盛唐始，迄于五代末北宋初，流行时间近三百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音乐文学。作者署名仅有十余人，绝大多数作品的归属已不可考，但出自民间是确然无疑的。此类“淫媟”的“艳词”成为寺院经生的“笔写对象”，与寺院经书抄写的庄严性与神圣性相对立，确实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却又真实传达出了身处社会底层的经生对于“艳词”的某种审美感觉。
　　中原地区曾有数百份卷子流入敦煌，但其中并无词曲写本[5]。显而易见，敦煌词曲写卷，是敦煌经生“笔写状态”的真实映现。只有从“笔写状态”的特征出发，再现写本的文本呈现方式，才能有效地进行词文校释。为更真切触摸到词文的“笔写状态”，他对以下三类词文作了直观比较：
　　第一类敦煌词文与传世词文的比较。敦煌词曲中作者署名确定的作品，有王梵志《回波乐》7首、哥舒翰《破阵乐》1首、岑参失调名7首、沈宇《乐世辞》1首、白居易《十二时》12首、温庭筠《更漏子》1首、李晔《菩萨蛮》2首、欧阳炯《更漏子》1首和《菩萨蛮》1首、苏癿失调名1首、刘商《胡笳十八拍》18首、毛押衙《胡笳十八拍加一拍》1首、释智严《十二时》134首、释法照《出家乐》2首、《归去来》16首、释寰中《悉昙颂》16首、释神会《五更转》10首、释真觉《证道歌》2首、释贯休失调名2首、释愿清《十恩德》10首、释圆鉴《十偈辞》10首、释悟真《百岁篇》10首等。车柱环非常重视原卷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认为这是总结写卷通例的有效快捷方式。他将其中有传本的词作进行比较，沈宇《乐世辞》见载于P.3271、S.5637，又载入《国秀集》《万首唐人绝句》和《全唐诗》，第1句的“雁南飞”之“南”，《国》《万》作“初”;第2句的“胡琴”，《全》作“胡笳”，“泪湿衣”之“湿”，《国》《万》作“满”;第3句“见君长别”，《国》《万》作“送君肠断”。又如，温庭筠《更漏长》，《花间集》作“更漏子”，“金鸭香”《花间集》作“玉炉香”、《尊前集》作“玉炉烟”，“红蜡泪”《尊前集》作“红烛泪”，“偏照”《尊前集》作“偏对”，“眉翠尽”《花间集》作“眉翠薄”，“夜来”《尊前集》遵“夜长”，“离心”《花间集》、《尊前集》俱作“离情”，“空阶”《尊前集》俱作“空阶”。通过原卷词文与传世词文的比较，发现这些异文皆有通例可循，纳入校勘学规律的范围作深入探讨，异文得以一一校正。 　　第二类敦煌词文两见者比较。有一些词作，见于不同的卷子，这就形成了有趣的“版本”差异。这些不同卷子，常常由不同的经生书写。他们也许未曾谋面，也许相隔多年，无从通音信，各卷词文异同就很有研究价值。例如，《浣溪沙》（“喜睹华筵”）分别见于P.3128和P.4692，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判读如下：“喜睹华筵献大贤，歌欢共过白千年。长命杯中倾绿醑，满金船。把酒愿向同山岳，昔人彭祖等齐年。深谢慈怜兼奖饰，献羌言。”饶宗颐《敦煌曲》将“献大贤”释为“戏大贤”，蒋礼鸿将“献羌言”释为“献嘉言”，诸家考释不尽相同，但二本词文属于同一首作品，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苏莫遮》（大唐五台曲子）6首，见于
　　P.3360，S.0467、S.2080、S.2985、S.4012;《何满子词》（“半夜秋风”）见于P.3271、S.6537，《望江南》（“敦煌郡”）见于P.3128，S.2809、S.3911，等等。这些卷子放在一起，其书写方式、异文呈现都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规律。这些通例运用到其它卷子的异文处理上，多能起到很好的指引与参证作用。
　　第三类敦煌词曲与唐宋词谱的比较。他认为，应下足文本细读的功夫，从文化的高度把握敦煌词的音乐属性与文学属性的双重性质，能更好地进行“文学性”研究。他从敦煌词曲中抉出有调名90例、失调名35例，将敦煌词作与唐宋词谱进行了一一对比，发现有的词牌保持一致，有的有所变化，有的更是消失无形了。例如，《云谣集》开头即录《凤归云》4首，可是唐代《凤归云》为7言4句。敦煌曲子中的这4首字数不一，其一81字、其二83字、其三73字、其四78字，而词谱所录宋代《凤归云》则为101字、118字等体。如果将《云谣集》字数最多的1首《凤归云》与词谱所录字数最少的柳永101字体《凤归云》比照，即可发现，二者虽用平声韵，可字数、句式、韵脚悬隔太多，很难找到内在一致的地方。又如，《御制临钟商内家娇》2首，《教坊记》著录《内家娇》，后世仅柳永《乐章集》存1首，双调仄韵，106字，前段10句4韵，后段10句7仄韵，但《御制临钟商内家娇》2首却是平声韵，后1首字数也存在很大差异。他认识到，这类差异不是个别现象，且多呈乐律趋向繁复、旖旎和字数明显膨胀的态势。可见，在将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内，敦煌词乐一方面受中原词乐与外域音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地域环境内发展，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轨迹与唐宋词乐存在一定差距，切不可简单地以唐宋词谱作为“静态标准”来规范富有生命力、丰富多彩的敦煌词作。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常常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某种学术经验所蕴涵的内在必然性选择。鉴于敦煌文献构成的特殊性、稀缺性与复杂性，必须将文献的、文化的、文学的研究方法纳入到研究过程中来。于是，他选择以传统汉学的考据学方式，先行完成原卷词文的校勘，总结出词文的脱衍、讹倒、古今、通假、俗字等多个通例，较为顺利地恢复文献原貌，推进文本解读，奠定进一步综合性研究的文献基础。这一文献考据的选择，生动地反映了他作为传统学者研究策略极为独到的一面。
　　三
　　基于既往的文学文本校勘经验，车柱环认为要做好词文校勘的工作，除了必须具备极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与文字学功底，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以原卷为本的求是态度，应充分尊重原卷的文本呈现方式。他结合中国学者的治学经验和自己文献校勘的体会，设计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校勘方法，现分叙如下：
　　第一，紧扣原卷文字，进行最接近原生态风貌的释读。
　　词文考释应从原卷实际书写状况出发，实事求是，不致妄改，才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校出符合原卷文意的文本。基于此，他特别敬佩悦服潘重规、饶宗颐等人远赴英、法、俄阅卷的求是精神，认为这一治学方式虽很辛苦，但恰是治敦煌学的“不二法门”，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来。例如，《山花子》“去年春□长相对”末句“当时终日心无退，悔悔悔”，饶校“悔”下有二字重文符号，符合古代重文书例，故改“悔二二”为“悔悔悔”。这一书例正是敦煌卷子俗字书例的真实体现，应当遵从[2]126。反之，则较易出现臆改之弊。如《破阵子》其四“年少征夫堪恨，从军千里余，为爱功名千里去”，任二北《敦煌词校录》改作“年少征夫军帖，书名年复年。为觅封侯酬壮志”，车柱环理解任先生用心勤苦的努力，但这样大幅度修改原卷，明显与原卷文字不符，“究竟违背了校勘精神”[2]336。又如，《柳青娘》（其二）末句“少年人”，依照词意的展开，当是指女人而言。任校引前段末句“小莺”二字左傍加直线，似取为女鬟名，可谓卓见。“少年”“年少”等语词，除此首外，确实多表示男人的性相，此首“少年”一语所指到底为男为女，极易发生疑问乃至混淆。罗振玉《敦煌拾零》改作“倚栏”，《校录》亦从之。车柱环指出此校不妥，理由有两点：第一，原卷作“少年人”，文从字顺，不必改动，第二，“辜负倚栏人”与“辜负少年人”表现上存在强弱深浅的程度不同，改作“倚栏人”，远不如原卷“少年人”那么有感染力[2]338。又如，《云谣集》的《鱼歌子》其二“固施妙”，朱祖谋校为“周旋妙”，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周旋”为修饰之义，而潘重规沿袭其误，云：“固旋乃周旋之误。”实则前句“淡匀妆”即为施粉法之一，“固施妙”承前而来，意谓淡匀妆固然施得美妙，三字无误[2]345。这类误例，都是未曾“寓目”原卷所致。
　　第二，尊重敦煌卷子字例，从中找到校勘的诀窍。
　　“笔写状态”的敦煌词原卷，保留了不少不见于正式文书的传统字例和民间字例，故敦煌词文中的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同音字、错别字、脱衍字等现象比比皆是，却多可据相应的字例进行辨识与校勘。比如，《怨春》的“”字考释，诸家意见分歧，释作“恭”“宫”“茶”“寨”“塞”者皆有之，因而有了“恭怨春”“宫怨春”“宫人怨”“塞垣春”等多种说法。其中，释作“茶”字最具文学意味，依元好问诗自注，“茶”是少女的美称，在民间常常将少女称作“阿茶”。车柱环认为，敦煌卷子“”“恭”二字通用乃是常例，不必另作考释[2]124。又如，《内家娇》“丝碧罗冠”第四句“浮粉”，“傅”“浮”音近，写字生借“浮”为“傅”，当改作“傅粉”。而《古今图书集成》三七三《闺媛典》引《中华古今注》“头髻”条又提供了很有利的证据，略云：“太真偏梳朵子，作啼妆，又有愁来髻，又飞髻，又百合髻，作白妆黑眉。”“白妆”就是傅粉。“深深长画眉绿”一句字面上可解为施浓青黛的长眉，与上所云黑眉不同，但都是对于女性化妆的描写，可以旁证词文必为“傅粉”[2]341。而他所举的反例也很有典型性。《五更转》（“曲子喜秋天”）其五“黄丁袯镜再梳头”的“丁”，实际上是“钉”的古字，任校因七夕有穿黄针之俗径改作“针”，显然这是忽视古今字通例所致[2]270。又如，《竹枝子》其一有“恨小郎游荡经年”，其二有“修书传与肃郎”，任校以为“肃郎”当是“萧郎”，而前文有“二八小娘”、后文又有“倘若有意嫁潘郎，休遣潘郎争断肠”句，便改“萧郎”为“萧娘”。车柱环认为，“肃”就是“严重告诫”之意，因为郑玄《礼记》四九“祭统·宫宰宿夫人”注：“宿读为肃，肃犹戒也，戒轻肃重也。”据此看来，改作“萧娘”致使词意颠倒，据此可知，后两句乃是小娘修书告诫潘郎的内容。敦煌词曲常见修书、寄信的情形，实则多为女性致书男性，此其一例[2]12。显而易见，只有立足原卷，仔细揣摩经生书例，归纳出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同音字、错别字、脱衍字通例，就比较容易找到灵活校勘的灵感源泉。 　　第三，适当参考唐宋词律，提供有益的佐证。
　　敦煌词曲与中原词乐有同有异，可为校勘的佐证，但不可一味以唐宋词谱来校勘敦煌词文。例如，《云谣集》有《浣溪沙》二首，其一下片有阙字，由于手写的特殊性，无法一如经文或版刻那样以行款来确定阙文字数，好在可参考其二及敦煌词曲中十多首来做推论。这些词文律调相同，由此便可精确判断阙字共计十四个。至于唐宋词所无的词调，则更加需仔细认真地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遽下结论。车柱环很不认同任意分片的做法，例如《云谣集》的《天仙子》二首，任校云：“各本皆作双调迭二首，实宜作三首。盖后一首前后两片之叶韵，万无牵合可能，应视作单片之二首，于文意则为联章。”车柱环认为，《天仙子》固然有单调体，但此首上下片词意贯串，不能分作单调体二首，应看作前后端换韵格才好[2]331。又如，《云谣集》中《喜秋天》“潘郎妄语多”一句前后两片各四句，用仄韵，但前片用“个”韵，后片用“寘”韵，任二北《云谣集校录》将其分“单调四首两联章”，后出的《敦煌歌辞总编》也是如此分片。车柱环认为任校“论据不足，不如仍遵原卷作双迭二首”，理由有三：第一，《云谣集》本标示为三十首，且原卷调名下连写二首，无“又”字就已区分，更没有另起一行的，除《教坊记》曲名外无他例可做对比，如果分拆开来，必不合《云谣集》三十之数;第二，《喜秋天》“潘郎妄语多”与第二首“芳林玉露催”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二词韵法一致，上片二、四句，下片一、二、四句为韵脚，第一首下片首句末字“坐”，承上篇片而来，同样第二首下片首句末字“菊”（叶沃韵，诸家改作“曲”或“间”，其实不必改动），也是承上片韵而来，两首在声律体制上是一样的，惟第一首用去声韵个、寘通叶。这反映了唐人杂曲子韵法通叶甚宽的事实，不可以宋元词曲韵法一概律之。第三，上下片语意一致，无法割裂开来[2]101。
　　第四，从行文规律入手，努力恢复词文原貌。
　　敦煌词文，是比较纯粹的口语，模拟男女声口，惟妙惟肖，形容曲尽，因此，揣摩行文语气，掌握书写规律，将会促进有效的文本校勘。例如，《竹枝子》二首，皆为双迭，但律调不同，且与唐宋词谱单调《竹枝子》有异，其一下片“垂珠泪，滴点滴点成斑”，任校改为“垂珠泪，点点滴滴成斑”。车柱环认为，“滴点滴点”是顺倒连用，属于一种行文技巧，改为“点点滴滴”虽符合口语习惯，却减少了原卷词文用语之妙。同样是此句，潘先生断句为“垂珠泪滴，点滴点成斑”，将“滴滴点点”点断，前一“滴”字属上读，不免有些蹇滞不顺[2]332。又如，《五更转》（“征妇怨”）其一有“每恨狂夫薄行迹”之句，其二有“忽忆征夫镇沙漠”之句，任校参照其一句意，改其二“征夫”为“狂夫”。车柱环认为此校不妥，理由不外下面两点：第一，原卷“忽忆征夫镇沙漠”句字字分明，校改理据不足;第二，其一、其二作者身份不同，其一以男性声口写作，而征夫自己谦称“狂夫”，其例颇多，如刘向《列女传》“楚野辩女”条：“大夫曰：‘盍从我于郑乎？’对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内矣！’遂去。”李白《捣衣篇》：“玉手开缄长叹息，狂夫犹戍交河北。”其二则是女性声口，称其对象为“征夫”实属平常口吻，不可与前一首用例一概而论，理应有所区别[2]274。此外，敦煌词曲独有的语词，由于缺乏相应的用例，多有校改，如《云谣集》的《竹枝子》其二“倾容二八小娘”之“倾容”，从无用例，确实费解，诸家改作“颜容”。车柱环认为，此校虽已说通，却呆板乏味。其实，所谓“倾容”实际上就是倾城倾国之貌的意思，只是目下找不到用例，不敢如此决定[2]333。敦煌词偶用典故，如《凤归云》其四末句“曾父坚贞”，诸家不知语典来历，校改颇多，“曾女”“贞夫”“鲁女”等等不一而足。车柱环则举《韩非子·外储说》一段文字为证：“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他还引《晋书·皇甫谧传》所记谧叔母任氏“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之言佐证，认定“曾父坚贞”原文如此，无需改动。潘重规先生对车校异议极多，唯独对此条明确表示可从。
　　第五，通过考察词文内容的常情常理以确定正误。
　　敦煌词作贴近实际生活，题材内容充实且具体可感，某些自然时序、生活状况、历史事件，皆可成为校勘的参考。如《浣溪沙》其二“髻绾湘云淡淡妆”的“湘云”，他从《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三七三引段成式《髻鬟品》中查找了数十种头髻，如凌云髻、垂云髻、随云髻、芙蓉归云髻、祥云髻、朝云髻，皆有“云”字，只无湘云髻，据此推测，湘云、鹤氅为道士装束，湘云髻或为道士风的髻鬟也未可知，但无疑与前列头髻同例，是女性头髻的一种，无须校改[2]337。此例虽然未校改，但给出的理由相当充分，可排除校改的可能性。
　　由于原卷的稀缺性与特殊性，绝大多数词文没有可资对照的本子，传统校勘学最可靠、最有效的对校法和本校法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效用，只能最大限度调动他校法和理校法来进行校勘作业，同时，还要动用各种知识成果，纳入到可操作性的范围内予以优先考虑，以完成高度综合性的校勘任务。基于此，车柱环曾批评某些学者的妄改之弊：“研究古书的时候，校勘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事情，但有时为己见所缚住，把决不要改动的原文竟敢校改，捏造出勉强的解释。”[2]358这无疑是很有警醒意义的。
　　四
　　敦煌词文学向来被视为中国词史的“起点”，备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能够灵活调动的研究方法很多，如文献学、文学、艺术、文化、宗教学的方法，皆可进行有效研究。车柱环对词文校勘，用力至勤，在任、潘、饶等敦煌学巨擘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纠偏，有所是正，理固宜然。这当然是敦煌词文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但原卷校勘作业过程与实绩，分外明显地反映出了他倾心于文献考释的治学方法与研究风格。 　　车柱环是在65岁时才正式开始研究敦煌词文学的。从既往的研究路数来看，他一直谨守一条“铁律”，即首先在文献占有与研读上实现彻底性的突破，展开清理文字障碍的工作，最后展开有效的学理性研究。例如，自上世纪70年代初始，为振兴韩国道教研究，他发起成立了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组织《抱朴子》轮读会，系统收集、整理韩国道教文献，并在中国道教研究成果的参照下开展系统的研究，相继出版了《道教与韩国思想》《道教与韩国文化》《韩国道教思想的展开》《韩国道教思想的理解》《韩国道教与道家思想》《韩国道教之现代照明》等集体论著。他个人也于1978年出版了《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一书，1984年增补为《韩国的道教思想》，对韩国道教史作了一个接近于定论的表述。
　　这样一以贯之的文献考释方法，移植到全然陌生的敦煌词文献研究中，同样是最大限度调动既有的文献校勘经验，从原卷作品的作者归属、文字勘正入手，一举突破陌生领域的第一道难关——文字关，以简御繁，直指心源，最终交出一份高质量的答卷来。
　　这一贴近原卷的立场，也设定了一个与中国学者进行对话的“学术语境”，亦即所有的研究是针对原卷词文的客观呈现样式展开的学术活动，所有的学术商榷与争鸣也应控制在纯粹的学术范畴之内。在长期以来敦煌词原卷考释递进式积累的基础上，他纠偏的具体成果，对于任、潘、饶等敦煌学巨擘数量庞大的成果而言，仅止数十条而已。这说明，他是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任、潘、饶等人置于原卷判读的统一语境之内，充分尊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重视潘重规的词文校勘成果、任二北的文体研究成果。
　　从年龄上看，车柱环少任二北24岁、少王重民18岁、少潘重规14岁、少饶宗颐4岁，实属后学，于事于人自然不敢造次。对以任、潘、饶等人的研究成果，他曾作出“最近几年来敦煌词的整理工作，殆进入完美的阶段，使我们从事研究词学的人容易接近考究”这样符合事实的判断，因而所有的商榷与辨正，必定是在尊重原卷、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展开的，把握住“就事论事”的分寸感，态度谦和，方法得当，理据充分，行文平实，从不作旁逸侧出的议论和发挥。他拜读潘先生《读〈云谣集考释〉》的反驳意见后，撰文表达感激之情，对潘先生肯定自己关于“曾父坚贞”的考释，他更是感到“受宠若惊”：“幸亏潘先生不弃，撰写一篇题为《读〈云谣集考释〉》的评文，极其精细地批评拙见，惟其间也有一条接受拙见的项目！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赐赏！”[2]352此类近乎谦卑的话语，流露出了深刻的理性精神与担当意识，这都与他长期坚守的考据学立场密切相关。
　　车柱环精通中、日、英等多种语言，曾访学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台湾大学中文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参与法兰西学院特别研究计划，考察以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美西汉学研究与教学情况，多次去中、美、英、法、日等地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得以阅读多种文字的研究论著，结识中国学研究的主要人物，了解当今中国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他进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客观、科学、公正把握敦煌学的整体发展与最新成果，并能将自己的研究置于相当前沿的学术地带，与本领域的权威学者进行深层次的理性对话。他深知国际学术交流的切磋琢磨之效，更体悟到了学术交流应持的平等、理解、宽容的包容态度，决不能有些许“自必”的心态，才能进行具有深度的学术对话，绝对不可能出现违背学理的“情绪性”反弹。
　　车柱环是近古稀之年才全副身心投入敦煌词文学研究的。这一时间节点，使得他能够从容利用自己所具备的深厚扎实的文献学功底、老到熟练的汉学研究经验、敏锐的学术直觉与问题意识，采取更为灵活、务实、有效的研究对策。从理想的状态来讲，他的敦煌词校勘作业，似应以传统校勘学的对校法、本校法这类最可靠的方法为主，可敦煌原卷可资对勘与互证的文本极少，他只能像中国学者一样，充分运用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出错的他校法和理校法。据此，他进一步提倡与实施多维度的研究，在实际考释过程中灵活运用了文字学、音韵学、词律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种方法，进行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任何方法都应该在有效的前提下设限，不能过度运用乃至滥用。例如，他对意校方法的态度就颇具辩证法的意味，很能说明他的分寸感。《喜秋天》第二首“赚妾更深独弄琴”的“赚”，原卷作“湛”，词意颇难通，暂且从杨校，这样从文意校改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其三第三、四句词意稍觉生涩，意仍可通，故任校改“每”为“暮”、“土”为“俗”，词意仍不甚通畅，其实可遵从原卷，不须改动原卷词文[2]101。而他对张次青运用近现代北方方言考释敦煌词文，则持保留意见，认为语言发展非常快，古今形、音、义变化很大，张氏将古代敦煌语言与近现代北方方言画上等号，运用单一的语言学方法进行校勘，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339。
　　敦煌词文学处在中国词史的起点，而车柱环的敦煌词文学研究，恰是其最后一个学术“生长点”，处在其学术生涯的终点，是对此前三十多年中韩词学研究的充分继承与有序发展。这是一个“逆序”的学术生长过程，是其一生学术研究积累的总爆发与新拓展。这一选择，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更蕴藏着某种学术理路与人生智慧。这一趟近乎溯源式的学术旅程，彰显了他对敦煌词文学之于中国词史的“寻根”意蕴的理解。他的敦煌词文学考释工作，是在其整体性的敦煌学研究框架内展开的。他将原卷书写的呈现方式，视为词文研究的根本依据，借助传统校勘学方式中的他校法、理校法等偏于学理性的方法，努力整理出一个比较接近原卷的可靠文本。这充分反映出他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深厚的传统校勘学功力。至于他敦煌词考释的学术成就，是否能超越此前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标志，目前尚难断定，但要说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当无疑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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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M].张铭心，郝轶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