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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1956年经过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三个阶段的政治认同变迁：建国前夕的观望态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认可态度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拥护态度。建国头七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同趋于加强，足以显示中国共产党政权强大的生命力。理清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变迁的主线，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国初
中图分类号：D66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110-03
为了认同人类社会从“自然生存状态——社会契约状态——秩序统治状态”这样一个三维立体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统治，社会成员需要通过统治者在社会中树立的意识形态、执行的政治政策、呈现的实践效果来决定自己是否认同现存政治。知识分子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中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前沿者，他们能够对政治进行理性分析并逐渐深入了解。研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同，对于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1949—195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和共产主义宏伟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旧社会秩序迅速瓦解和新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困境，通过一系列旨在重组优质社会资源、弘扬高尚文化精神、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举措，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新政权的初步了解、逐渐认识直至最终接受，达到了对政治的认同。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与知识分子彷徨、观望的态度。建国前夕，党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1]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人, [2]而其中除了经历战争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外，绝大多数是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疑问的受过近代中国本土和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一页。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但此前国民党恶意的宣传和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权更替有遗民不忘故国的情怀，使许多知识分子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是专门“革”他人之“命”、采用暴力手段对人民进行压制的政党，且有“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共产党员，党与我没有直接联系”[3]的政治观点。曾兼任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后来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的宋云彬在1949年《人民日报》推出的“五四”纪念特刊中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亦八股也。”[4]可以看出宋云彬对中国工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不大了解，仅仅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做表面文章而已，显得非常无奈。在经济方面，知识分子片面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代表穷苦老百姓的利益，对地主、官僚资本家进行无情批斗和打击，“还要在肉体上消灭之”的政党，误以为党“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5]
知识分子出于社会理性与理想对政治是“超然”的态度，而现实的情况又未被深入地了解，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着实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难以悟透，产生了对新政权彷徨和观望的态度。
2.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知识分子的接受、认同的态度。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经济秩序紊乱和政治统治腐朽，官僚资本家和大财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大量发行法币，大发战争横财，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陷入瘫痪，老百姓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6] “金圆券已不能买菜，偶尔可以买到也是非常昂贵，肉六十元一斤，鸡蛋十多元一只，菜三四十元一斤，冻豆腐三十元一块，这是12月22日地物价，没几天12月份发的金圆券就花完了。”[7]268知识分子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就连新中国解放的第一所高校——清华大学的教授也只能得到大约九百元人民券，而“九百多人民券实际上连一袋面粉也买不上”。[7]269为稳定物价，打击部分非法资本家和商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49年11月5日在京召开专门会议，做出了冻结未入市场货币、暂停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以收回货币等严厉措施。八天后，中央再次做出紧急指示：“总的方针是，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适当教训。”[8]国营经济通过与投机势力的反复较量，逐步取得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为根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毒瘤、净化社会空气和稳定社会秩序，全国开展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禁娼。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银元风潮”、“米棉之战”和统一财经的攻坚战，到1950年年底，全国经济基本情况趋于良好，社会不良伦理道德之风得到纠正。
建国后一年社会的巨大变化让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态度由踌躇转向认同。冯友兰说：“我们的共和国，是天天在前进，进得好，进得快。”[9]梁漱溟在国庆一周年撰稿说：“自到京那一天，直到现在，我都在体察、体会、领略这开国气象。尤其是从四月初到最近九月半，我参观访问了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地方，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是我不由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在他内心中，国庆“将不起什么兴味”的，而如今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使他改变了看法：“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心中感到起劲，因为我体会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他认为中国能够从死气沉沉、污泥浊水中走出来，“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要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10]
按照《共同纲领》关于“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11]等的规定，从1950年冬开始，新中国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实施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满足农民对土地几千年来的渴望。知识分子作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亲眼目睹了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了约7亿亩左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陈垣谈到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深感从前那些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得重新估定。”[12]冯友兰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于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13]
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新政权和执政党，试图“介入”更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政治中，去接受它、认同它。
3.1952—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知识分子的支持、拥护的态度。建国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民一直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知识分子也不例外，错综复杂的心态决定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情感是又爱又恨。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时，无数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今得此消息，我人固咸感兴奋，世界各国人民亦必欣慰无极，都云今日盖有历史意义之日子也。”[14]的确，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一直以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15]中国共产党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推动了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15]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在党纲中确立的奋斗目标。经过两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较之建国初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发展日益步入正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得到初步建立。为保证革命果实、捍卫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巩固人民权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最终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成为了必然趋势。从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6]为标志到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拉开序幕。
中国知识分子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对新政权的认同，积极投身到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在三大改造进行的热火朝天的高潮时，知识分子广泛融入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建设中，他们与工人、农民并肩作战，“工人农民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而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工人农民的事业。”[17]为更好的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以不落后于客观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知识分子要求自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设计工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推行设计，避免闭门造车和脱离实际地钻研理论；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在理论上不求甚解的缺点，虚心学习，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为了赶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应当勇敢地、大踏步地前进，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18]
顺应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人民政权，使得那些追求社会美好未来的知识分子支持和积极拥护“世俗”政权成为必然。
二、对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变迁形成的思考
政治认同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化于主体思想，是参与社会实践的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反应双向作用的结果。建国头七年，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党的政治认同态度经历了观望、认同和拥护三个不同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充当了“超越”政治、“介入”政治和“世俗”政治三个角色。而始终贯彻在三个阶段和角色的主线、承接他们顺利转化的便是我们党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丰硕的社会建设成果；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诉求、经世致用的品格。
1.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我党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基于共同的族群认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和信仰，表现为在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与民族特性的情感归属支配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昌盛的意识形态的民族思维和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科学的意识形态并非是某一个阶级或集团的政治纲领，而是包含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信仰、努力实现目标的理性道路和凝聚广大人民的共性价值的思想政治。科学的意识形态对激发人们内心的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加强，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而19世纪中叶，落后的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扩大商品市场、进行疯狂掠夺的对象，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主权受到侵略、中华民族遭受凌辱。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动员并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屈辱史，完成了前人近一个世纪没能完成的宏伟事业。这让那些在民族危亡之时自身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积极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新中国的建立再次激发出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即在民族振兴之时探索国富民强之路。
科学的意识形态成了民族主义的催化剂，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动力和行动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新中国建国头七年，不管是革命知识分子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汇聚在新中国的伟大旗帜下，选择、接受和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由“超越”政治转向“介入政治”。冯友兰说：“无论什么党派掌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 “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19]
2.社会的全面建设与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品格。“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在欧洲古希腊时代便用于描述知识分子的雏形——哲学家的二分思维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晰，以至于在他们的视野中，追求万象缤纷背后不变的永恒真理才是“本体”，而喧嚣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在中国，虽然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有过分化，但两个世界并不是完全隔绝没有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士”强调“即知即行”、“即动即静”的辩证思辨思维，能够在“相反”中看见“相成”。“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辩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这是他们的文人性格，他们要求积极入世，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政治行动中。而社会的全面建设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充当了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欲望的中介。作为主导社会建设的政治统治者，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制定的政治策略、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够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世俗”政治热情。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执政者已经从代表落后生产力、代表剥削压迫阶级转移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阶级手中。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继得以确立。广大知识分子在建国前虽大多数出身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有产阶级家庭，有的甚至是地主、大资本家出身，但此时，他们积极调整心态、努力适应新社会、 迎接新社会的洗礼，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主动要求与新社会同进步，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的全面建设在赢得知识分子对党的政治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国内外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知识分子传统的民族主义被西方文化慢慢蚕食，逐渐趋于淡化。为进一步加强知识分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的信念，使他们能够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理性选择和接受新观念新经验，更好地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格局中深刻理解、努力实践党关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党不能放松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同时，为了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和国家在进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要为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一切障碍，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让他们的付出能够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回报，使他们发自内心建设国家的意愿成为一种习惯和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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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N].光明日报,1951-1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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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28.[责任编缉：孙 巍]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国初
中图分类号：D66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110-03
为了认同人类社会从“自然生存状态——社会契约状态——秩序统治状态”这样一个三维立体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统治，社会成员需要通过统治者在社会中树立的意识形态、执行的政治政策、呈现的实践效果来决定自己是否认同现存政治。知识分子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中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前沿者，他们能够对政治进行理性分析并逐渐深入了解。研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同，对于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1949—195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和共产主义宏伟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旧社会秩序迅速瓦解和新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困境，通过一系列旨在重组优质社会资源、弘扬高尚文化精神、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举措，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新政权的初步了解、逐渐认识直至最终接受，达到了对政治的认同。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与知识分子彷徨、观望的态度。建国前夕，党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1]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人, [2]而其中除了经历战争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外，绝大多数是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疑问的受过近代中国本土和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一页。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但此前国民党恶意的宣传和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权更替有遗民不忘故国的情怀，使许多知识分子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是专门“革”他人之“命”、采用暴力手段对人民进行压制的政党，且有“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共产党员，党与我没有直接联系”[3]的政治观点。曾兼任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后来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的宋云彬在1949年《人民日报》推出的“五四”纪念特刊中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亦八股也。”[4]可以看出宋云彬对中国工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不大了解，仅仅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做表面文章而已，显得非常无奈。在经济方面，知识分子片面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代表穷苦老百姓的利益，对地主、官僚资本家进行无情批斗和打击，“还要在肉体上消灭之”的政党，误以为党“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5]
知识分子出于社会理性与理想对政治是“超然”的态度，而现实的情况又未被深入地了解，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着实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难以悟透，产生了对新政权彷徨和观望的态度。
2.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知识分子的接受、认同的态度。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经济秩序紊乱和政治统治腐朽，官僚资本家和大财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大量发行法币，大发战争横财，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陷入瘫痪，老百姓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6] “金圆券已不能买菜，偶尔可以买到也是非常昂贵，肉六十元一斤，鸡蛋十多元一只，菜三四十元一斤，冻豆腐三十元一块，这是12月22日地物价，没几天12月份发的金圆券就花完了。”[7]268知识分子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就连新中国解放的第一所高校——清华大学的教授也只能得到大约九百元人民券，而“九百多人民券实际上连一袋面粉也买不上”。[7]269为稳定物价，打击部分非法资本家和商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49年11月5日在京召开专门会议，做出了冻结未入市场货币、暂停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以收回货币等严厉措施。八天后，中央再次做出紧急指示：“总的方针是，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适当教训。”[8]国营经济通过与投机势力的反复较量，逐步取得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为根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毒瘤、净化社会空气和稳定社会秩序，全国开展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禁娼。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银元风潮”、“米棉之战”和统一财经的攻坚战，到1950年年底，全国经济基本情况趋于良好，社会不良伦理道德之风得到纠正。
建国后一年社会的巨大变化让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态度由踌躇转向认同。冯友兰说：“我们的共和国，是天天在前进，进得好，进得快。”[9]梁漱溟在国庆一周年撰稿说：“自到京那一天，直到现在，我都在体察、体会、领略这开国气象。尤其是从四月初到最近九月半，我参观访问了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地方，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是我不由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在他内心中，国庆“将不起什么兴味”的，而如今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使他改变了看法：“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心中感到起劲，因为我体会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他认为中国能够从死气沉沉、污泥浊水中走出来，“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要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10]
按照《共同纲领》关于“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11]等的规定，从1950年冬开始，新中国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实施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满足农民对土地几千年来的渴望。知识分子作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亲眼目睹了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了约7亿亩左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陈垣谈到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深感从前那些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得重新估定。”[12]冯友兰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于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13]
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新政权和执政党，试图“介入”更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政治中，去接受它、认同它。
3.1952—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知识分子的支持、拥护的态度。建国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民一直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知识分子也不例外，错综复杂的心态决定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情感是又爱又恨。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时，无数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今得此消息，我人固咸感兴奋，世界各国人民亦必欣慰无极，都云今日盖有历史意义之日子也。”[14]的确，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一直以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15]中国共产党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推动了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15]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在党纲中确立的奋斗目标。经过两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较之建国初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发展日益步入正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得到初步建立。为保证革命果实、捍卫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巩固人民权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最终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成为了必然趋势。从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6]为标志到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拉开序幕。
中国知识分子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对新政权的认同，积极投身到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在三大改造进行的热火朝天的高潮时，知识分子广泛融入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建设中，他们与工人、农民并肩作战，“工人农民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而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工人农民的事业。”[17]为更好的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以不落后于客观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知识分子要求自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设计工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推行设计，避免闭门造车和脱离实际地钻研理论；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在理论上不求甚解的缺点，虚心学习，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为了赶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应当勇敢地、大踏步地前进，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18]
顺应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人民政权，使得那些追求社会美好未来的知识分子支持和积极拥护“世俗”政权成为必然。
二、对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变迁形成的思考
政治认同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化于主体思想，是参与社会实践的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反应双向作用的结果。建国头七年，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党的政治认同态度经历了观望、认同和拥护三个不同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充当了“超越”政治、“介入”政治和“世俗”政治三个角色。而始终贯彻在三个阶段和角色的主线、承接他们顺利转化的便是我们党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丰硕的社会建设成果；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诉求、经世致用的品格。
1.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我党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基于共同的族群认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和信仰，表现为在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与民族特性的情感归属支配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昌盛的意识形态的民族思维和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科学的意识形态并非是某一个阶级或集团的政治纲领，而是包含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信仰、努力实现目标的理性道路和凝聚广大人民的共性价值的思想政治。科学的意识形态对激发人们内心的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加强，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而19世纪中叶，落后的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扩大商品市场、进行疯狂掠夺的对象，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主权受到侵略、中华民族遭受凌辱。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动员并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屈辱史，完成了前人近一个世纪没能完成的宏伟事业。这让那些在民族危亡之时自身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积极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新中国的建立再次激发出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即在民族振兴之时探索国富民强之路。
科学的意识形态成了民族主义的催化剂，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动力和行动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新中国建国头七年，不管是革命知识分子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汇聚在新中国的伟大旗帜下，选择、接受和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由“超越”政治转向“介入政治”。冯友兰说：“无论什么党派掌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 “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19]
2.社会的全面建设与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品格。“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在欧洲古希腊时代便用于描述知识分子的雏形——哲学家的二分思维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晰，以至于在他们的视野中，追求万象缤纷背后不变的永恒真理才是“本体”，而喧嚣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在中国，虽然超越世界的“道”和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有过分化，但两个世界并不是完全隔绝没有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士”强调“即知即行”、“即动即静”的辩证思辨思维，能够在“相反”中看见“相成”。“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辩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这是他们的文人性格，他们要求积极入世，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政治行动中。而社会的全面建设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充当了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欲望的中介。作为主导社会建设的政治统治者，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制定的政治策略、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够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世俗”政治热情。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执政者已经从代表落后生产力、代表剥削压迫阶级转移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阶级手中。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继得以确立。广大知识分子在建国前虽大多数出身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有产阶级家庭，有的甚至是地主、大资本家出身，但此时，他们积极调整心态、努力适应新社会、 迎接新社会的洗礼，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主动要求与新社会同进步，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的全面建设在赢得知识分子对党的政治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国内外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知识分子传统的民族主义被西方文化慢慢蚕食，逐渐趋于淡化。为进一步加强知识分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的信念，使他们能够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理性选择和接受新观念新经验，更好地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格局中深刻理解、努力实践党关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党不能放松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同时，为了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和国家在进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要为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一切障碍，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让他们的付出能够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回报，使他们发自内心建设国家的意愿成为一种习惯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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