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坐在一把老藤椅上，身着小碎花的真丝上衣和杭罗黑色长裤，沉静地微笑。让我倏忽间觉得，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
　　当年，高中毕业的她，凭着过人的聪颖被上海法租界一家电报局录用。译电室来了一位才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单位。
　　电报员的生活伴随着枯燥的阿拉伯数字和一成不变的滴答声，她从17岁到22岁，一干就是5年。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丁锋的男人从黄埔军校毕业，成了她的上司。
　　他伟岸倜傥，不苟言笑，待人却彬彬有礼。译电室的女职员多，见到丁主任总是莺声软语，而丁锋永远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君子模样，很得下属尊重。
　　一次，敌军飞机前来轰炸，丁锋指挥大家躲进防空洞，将跑在最后的她一把推了进去，自己守在洞口。22岁的她，第一次和一个男人靠得这么近。在黑暗的防空洞里，大家屏气凝神。轰炸声很近，她吓得抱住了头。他的声音悄悄在她耳边响起：“不要怕，没关系，有我呢……”这几个字，一下子就打动了她的心。
　　几日后，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将电报局包围，将他们全部逮捕。几经周折，他们才被放出，丁锋带着她去了重庆工作。在重庆，他晋升为国民党中将，当一身制服的他终于捧着花束向她求婚时，她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头扑进他的怀抱。身逢乱世，这个自己心仪的男人，肩膀与胸膛都是坚实与温暖的。
　　不久，他们双双回到上海，她精心照料着丈夫的起居，最拿手的菜是红烧肉和狮子头，她每次将这两样菜端上桌，看丈夫吃得津津有味，都满心欢喜。
　　局势风雨飘摇，一年后，丈夫被调往福州沿海地区作战，不久托人给她办了入台证件。然而她不明白，自己去台湾能干什么？她发电报给他：“我们不能分开，我等你。”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的一纸遗书：“我已身不由己，只是舍不下你。答应我，好好活着。”
　　整日在泪水中度日的她，再次聽到有人敲门，是上海解放后，里弄要清理坏分子，军管会敲开了这所漂亮房子的大门。丈夫身着制服佩戴军衔的照片就挂在客厅墙上，托人给她办的入台证就在抽屉里，她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她被安置在上海妇女收容所，后来又被送到苏北垦区劳动，每天要搓12个小时的草绳，无休无止地纳着鞋底。在垦区的第三年，她接受安排，进场长家做起了保姆。到底不是平常女人，很快，她的厨艺就令场长一家大开眼界：从中餐到西餐，从早点到下午茶，让戎马生涯的男女主人眼花缭乱。尤其深得主人欢心的是，这个保姆还会背很多古诗词，从此家里的两个女孩儿便交她照料。没几个月，10多岁的女孩儿就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知道吃饭前要洗手，放学回来见到大人先问好……
　　后来，场长一家要调回上海，农场安排她进了医院护理部。她以绝对优异的成绩从护训班结业，从此，她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护理工作中。夜深人静时，她会对着丈夫的照片，悄悄说话，默默流泪，思念无际无涯。
　　这天，她正准备给病人输液，一个小伙子拦住了她：“你到医院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小伙子名叫刘伟栋，是个电工，过去常给场长家修电灯，后来就常常去场长家问电灯有没有坏，或者跟她要水喝……她明白他的心意，却没想到他会找到这里。小伙子说：“你下班后，我在门口等你！”
　　小伙子不知，这一等竟是数年——1966年开始的举国浩劫，将已是护士长的她，又还原成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太太，天天要接受批斗。此后，她在医院里干粗活，他每天一大早都会跑来帮忙，每天傍晚忙完自己的工作，也会跑来陪她干活，一点儿也不避嫌。
　　她问他：“你这又何苦？
　　他头也不抬：“我愿意！”
　　后来，他和她深谈过一次。对于她的拒绝，他只是淡淡地说：“你是别人的太太也好，你是别人的阿姨也好，你是劳模也好，你是反革命也好，反正，我就在这儿等你。这么多年我已经等下来了，20年、30年，我都会等。你心里一直有他，我佩服；如果你心里也有我，哪怕一点点，那就请让我和他一起来陪你，今生今世。”
　　终于，她被感动了：“我已耽误你这么多年，不能让你再等了。再等，我就老了，就更对不住你了。”
　　他们的新房里，并排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她和刘伟栋去南京路照相馆照的结婚照；一幅是她与丁锋的婚纱照。
　　2001年，刘伟栋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对她说：“我娶到了这世上最好的女人，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她紧紧抱着他，默默点头。
　　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孩子要接她回上海，她说自己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因为，这里回荡着她最难舍的岁月与最值得追忆的爱情。
　　（摘自《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