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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
1930年出生的曲格平，身上承载着多项“第一”的光环：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华环保第一人”的环保事业竟起源于一项临时性的分工。
谁是污染大户，就由谁来管环保.
1970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公害”进行描述。早在1960年代，周总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题，并提醒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周总理一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来抓这方面的事情。”
1960年代末，曲格平所在的燃化部（由石油部与化工部合并而成）实行军管，他被吸纳为军管会生产组成员，负责生产和建设计划。国务院不时地要军管会去汇报生产和建设情况，作为随员的他也经常陪同参加会议。因为一些具体业务情况多由他汇报，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就认识了他。1969年年初，曲格平接到调令，要他去国务院工作。他思忖再三，觉得国务院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自己不符合要求，去那里工作不合适。于是，军管会向国务院报告了曲格平的态度，建议另选一个人去。过了几天，军管会的主任找到曲格平说：“国务院的命令必须执行，今天就去报到，我陪你去！”就这样，曲格平走进了中南海，被分配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16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总理住处很近。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在计划起草小组，几乎每天遇到的都是全国各地报上来的坏消息。”曲格平回忆道。而周总理每天白天日理万机，与计划起草小组谈工作主要都在晚上。
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不久，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合适？”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地没人答话。李先念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随之有好几位同志附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意见，他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家，多看书，先要作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曲格平在懵懂中走上了环保之路，而新中国的环保事业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艰辛探索。
曲格平的环保故事就此开始。1970年代，那是中国甚至世界环保故事的起点。
40多年的“锥心之痛”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虽然动乱中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但在周恩来总理推动下，中国仍派团参会，曲格平正是参会者之一。
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示威者抬着身患残疾的环境污染受害者，这种场面让曲格平久久难以忘怀，他突然意识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会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曲格平总结道：“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这种认识取得了共识。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12期会议简报，虽然通知上注明“请注意保密”，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向全国通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一年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
2013年12月，83岁的曲格平在准备一次活动的讲稿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1970年代初，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布了一个10年环境污染治理规划：用5年时间控制环境污染，用10年时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个事儿我后来没有公开说过”，曲格平说。
10年过去了，40多年过去了，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曲格平认为中国当下的各项指标和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很相似，但没有吸取教训，没能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曲格平将之喻为“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
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其实，在曲格平这一代环保人的推动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并不落后。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完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1976年，“选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人”，曲格平最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他也就此系统地请教并学习了各国的环保经验。
回国后，曲格平开始呼吁尽快出台环保法。1979年，国家恢复法治建设后，《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从美国环保局学来的环评制度被列入；1983年，继计划生育之后，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任首任局长。 如何落实基本国策，曲格平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并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等八项环境制度，奠定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曲格平被授予国际环境领域中的最高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
此后的10年间，身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参与修订或起草了20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由此，在我国现行的200多部法律中，涉及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大环保领域的法律最多。
其中最受曲格平关注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当时多个部门联名反对，认为这一“抄来的、超前”的法律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有委员说：“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环保局的权力在所有部门之上了，成了第二国务院了！”
2003年，历经10年、停止审议又重新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可惜，这一旨在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在当下被诟病为“走过场”。虽然仍感痛心，曲格平依然认为“依法行政，环保部门的腰杆应该更硬一点”。甚至在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下，“环保应成为依法治国的优先突破口”。
“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不早做？！”
退休的曲格平现常住京郊，空氣比城区略好一些，侍弄花草，练练书法。他很少去市区，客人也不多。曲格平觉得自己开始糊涂了，写东西特别慢，写着写着字就忘了，还需要查字典。眼镜刚刚摘下放在手边，一会儿就忘了，楼上楼下满屋子寻找。
但他依然紧跟环保热点，飞快地计算着数据间的契合性，“我担心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对于迟迟未能公布的土壤污染普查数据，曲格平感叹自己“也看不到这个数据”。
这几年大气污染突然受到重视，曲格平又开始忙碌了，官员、记者频繁造访。一次，他和北京市领导长谈到深夜，爱之深恨之切的曲格平，当着北京市领导的面，毫不忌言批评：“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地方政府，但是国家也有推托不掉的领导责任。中国就一个首都，污染到这个程度，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不早做？！”
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糟糕透顶，我说这四个字用得比较好，不能再糟糕了。”他没打算给北京留一点面子。20年前美国专家研究PM2.5时，他在美国考察就已得知PM2.5的危害。
不过，曲格平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5年全国人大重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于2016年1月1日开始。新版大气法的条文从修订前的七章66条扩展到了八章129条，条文内容增加了近一倍，亦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
在一次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曲格平说：“过去30多年，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换来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和荣耀，未来岁月经济发展应为环境保护让让路，甩掉全球第一污染大国的帽子，重现碧水蓝天的中国；过去30多年，环境保护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命令控制为手段，未来的环境管理应转向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法制为手段、把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结合起来；过去30年，我们更多地关注国内环境问题，未来发展，我们应更多地兼顾全球环境问题，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力量。”
这是晚年曲格平的最大梦想，能否实现，一切有待时间检验。
1930年出生的曲格平，身上承载着多项“第一”的光环：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华环保第一人”的环保事业竟起源于一项临时性的分工。
谁是污染大户，就由谁来管环保.
1970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公害”进行描述。早在1960年代，周总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题，并提醒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周总理一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来抓这方面的事情。”
1960年代末，曲格平所在的燃化部（由石油部与化工部合并而成）实行军管，他被吸纳为军管会生产组成员，负责生产和建设计划。国务院不时地要军管会去汇报生产和建设情况，作为随员的他也经常陪同参加会议。因为一些具体业务情况多由他汇报，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就认识了他。1969年年初，曲格平接到调令，要他去国务院工作。他思忖再三，觉得国务院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自己不符合要求，去那里工作不合适。于是，军管会向国务院报告了曲格平的态度，建议另选一个人去。过了几天，军管会的主任找到曲格平说：“国务院的命令必须执行，今天就去报到，我陪你去！”就这样，曲格平走进了中南海，被分配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16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总理住处很近。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在计划起草小组，几乎每天遇到的都是全国各地报上来的坏消息。”曲格平回忆道。而周总理每天白天日理万机，与计划起草小组谈工作主要都在晚上。
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不久，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合适？”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地没人答话。李先念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随之有好几位同志附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意见，他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家，多看书，先要作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曲格平在懵懂中走上了环保之路，而新中国的环保事业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艰辛探索。
曲格平的环保故事就此开始。1970年代，那是中国甚至世界环保故事的起点。
40多年的“锥心之痛”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虽然动乱中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但在周恩来总理推动下，中国仍派团参会，曲格平正是参会者之一。
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示威者抬着身患残疾的环境污染受害者，这种场面让曲格平久久难以忘怀，他突然意识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会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曲格平总结道：“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这种认识取得了共识。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12期会议简报，虽然通知上注明“请注意保密”，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向全国通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一年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
2013年12月，83岁的曲格平在准备一次活动的讲稿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1970年代初，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布了一个10年环境污染治理规划：用5年时间控制环境污染，用10年时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个事儿我后来没有公开说过”，曲格平说。
10年过去了，40多年过去了，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曲格平认为中国当下的各项指标和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很相似，但没有吸取教训，没能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曲格平将之喻为“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
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其实，在曲格平这一代环保人的推动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并不落后。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完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1976年，“选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人”，曲格平最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他也就此系统地请教并学习了各国的环保经验。
回国后，曲格平开始呼吁尽快出台环保法。1979年，国家恢复法治建设后，《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从美国环保局学来的环评制度被列入；1983年，继计划生育之后，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任首任局长。 如何落实基本国策，曲格平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并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等八项环境制度，奠定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曲格平被授予国际环境领域中的最高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
此后的10年间，身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参与修订或起草了20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由此，在我国现行的200多部法律中，涉及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大环保领域的法律最多。
其中最受曲格平关注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当时多个部门联名反对，认为这一“抄来的、超前”的法律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有委员说：“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环保局的权力在所有部门之上了，成了第二国务院了！”
2003年，历经10年、停止审议又重新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可惜，这一旨在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在当下被诟病为“走过场”。虽然仍感痛心，曲格平依然认为“依法行政，环保部门的腰杆应该更硬一点”。甚至在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下，“环保应成为依法治国的优先突破口”。
“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不早做？！”
退休的曲格平现常住京郊，空氣比城区略好一些，侍弄花草，练练书法。他很少去市区，客人也不多。曲格平觉得自己开始糊涂了，写东西特别慢，写着写着字就忘了，还需要查字典。眼镜刚刚摘下放在手边，一会儿就忘了，楼上楼下满屋子寻找。
但他依然紧跟环保热点，飞快地计算着数据间的契合性，“我担心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对于迟迟未能公布的土壤污染普查数据，曲格平感叹自己“也看不到这个数据”。
这几年大气污染突然受到重视，曲格平又开始忙碌了，官员、记者频繁造访。一次，他和北京市领导长谈到深夜，爱之深恨之切的曲格平，当着北京市领导的面，毫不忌言批评：“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地方政府，但是国家也有推托不掉的领导责任。中国就一个首都，污染到这个程度，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不早做？！”
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糟糕透顶，我说这四个字用得比较好，不能再糟糕了。”他没打算给北京留一点面子。20年前美国专家研究PM2.5时，他在美国考察就已得知PM2.5的危害。
不过，曲格平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5年全国人大重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于2016年1月1日开始。新版大气法的条文从修订前的七章66条扩展到了八章129条，条文内容增加了近一倍，亦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
在一次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曲格平说：“过去30多年，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换来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和荣耀，未来岁月经济发展应为环境保护让让路，甩掉全球第一污染大国的帽子，重现碧水蓝天的中国；过去30多年，环境保护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命令控制为手段，未来的环境管理应转向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法制为手段、把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结合起来；过去30年，我们更多地关注国内环境问题，未来发展，我们应更多地兼顾全球环境问题，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力量。”
这是晚年曲格平的最大梦想，能否实现，一切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