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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国际海产峰会上月6日至8日在香港举行，这是该论坛自2003年“开坛”以来，首次在亚洲地区召开。峰会旨在推动全球对话与合作，共同建设在环境、社会和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海产品市场。
近几十年来，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持续耗竭，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在欧美主要国家和地区，一些特殊种类的鱼如鲑鱼、三文鱼等的捕捞已经开始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国际水产品市场也开始采取产品生态标签和认证等措施。
2011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5611万吨，水产品出口391万吨，出口额再创新高，达177.9亿美，连续十年居全球首位。身为水产品出口大国，中国同时也是水产品消费的主要国家。香港大学教授薛绮雯引用国际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向世界提供了35%的水产品（主要是养殖的），同时消费了世界34%的水产品（主要是野生捕捞的）。然而身为水产大国。在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渔业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却表现得动作迟缓。
“此次海产峰会在香港举行，展示了国际水产行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北京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樊旭兵是水产行业的资深人士，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个信号应该引起国内相关行业的重视，以促进中国水产业与国际可持续渔业的发展接轨。”
野生鱼类成稀有奢侈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海洋渔业资源是取之不尽的，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托马斯·赫胥黎就曾在1883年伦敦国际渔业博览会上称，人类根本不必担忧“过度捕捞”和“渔业资源枯竭”，因为“广阔海洋中的鱼类用之不竭”。
然而，现代捕鱼技术（比如用雷达对鱼群进行声纳追踪及定位）的发展，以及炸药和拖网捕捞方法（利用拖网在海底进行渔业作业）的应用使得捕鱼量显著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起，野生海洋渔业资源下降趋势显著，在全球范围内，渔民面对每日收获寥寥无几的渔网，才突然意识到过度推捞带来的恶果。多种鱼类因人类的过度捕捞而处于濒危的境地。以大西洋鳕鱼为例，20世纪60年代之前，年产量维持在30万吨左右，捕鱼手段的升级大大提高了其产量。至1968年，大西洋鳕鱼年捕捞量达到80万吨，但在之后便逐年减少，至2007年，近海鲤鱼资源仅为1977年的不足1%。因此，这个曾经在欧美国家餐桌上最常见的美味，现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
在中国，因过度捕捞而至产量不断下降的鱼类是野生大黄鱼。作为中国传统“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之一，大黄鱼有极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这种亚热带鱼类主要生存在东亚近海水域，在中国黄海至南中国海全年可见，尤以浙江、福建沿海为聚集区。野生大黄鱼捕获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为每年10万吨。此后捕捞数量锐减，至今，渔民生大黄鱼价格飙升，成为餐桌上的奢侈品。
中国水产与加工协会秘书长崔和说：
目前在中国水产品市场上，99%的大黄鱼是人工养殖的。与野生黄鱼每斤2000元的天价相比，养殖黄鱼的价格仅为每斤20元。
中国是包括鱼翅、野生黄鱼在内的奢侈和稀有海产品的主要消费地。药用价值极高的野生海马，以及各种热带珊瑚鱼类同样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奢侈海产消费尤其能导致过度捕捞，甚至威胁一个物种的生存，”薛绮雯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有钱人可以最终导致一个物种的毁灭。”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斤野生大黄鱼的价格仅为20元，如今它已身价百倍，今年初，一条在福建沿海捕获的身长两米左右的野生大黄鱼，卖价高达300万元。生态学者呼吁，对于这种濒危鱼类，如此体型庞大的成年大黄鱼不该继续被捕杀，但是，至今中国也没有任何限制野生大黄鱼捕捞的规定。
目前，市场上的大黄鱼大部分是养殖的，而水产养殖本身是否能成为野生渔业捕捞的替代方式，这个问题至今尚存争议。中国拥有三千年的养殖渔业史，国际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养殖鱼产量超过野生捕捞产量的国家。
2011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达4023.26万吨，稳居世界首位。然而，水产养殖破坏了野生鱼类的生存环境，并引发包括传染病在内的诸多问题，也降低了养殖渔业的产品质量。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显示水产养殖可以减少过度捕捞，因为养殖渔业同样需要大量野生鱼作为人工养殖和繁育的对象。薛绮雯在国际海产峰会上直陈：“海产养殖根本无法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
发展可持续渔业
门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确立海洋捕捞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目标，在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采取“伏季休渔禁渔”制度。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育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中国自1995年起在黄海、东海海区，自1999年起在南海施行2至3个月的禁渔期。此举对于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势头，增加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本世纪初，由于包括长江白暨豚及江豚等在内的一些淡水鱼的灭绝和濒危，内陆部分河流湖泊也开始实行二个月的休渔制度。
据农业部渔业局局长赵兴武介绍，中国自2001年前后开始对海洋捕捞渔船在数量和功率上实行“双控”，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并在地方区域釆取增殖放流和人工育苗设备的建设。截至2004年11月，政府共投入约7亿元，实施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全国总计拆解渔船7950艘，转产转业渔民约4万人，培训转产渔民2.2万人。
尽管如此，市场需求并没有有效降低捕捞量。“沿海的捕捞总产量没有显著降低，只是组成发生了变化。低值鱼类越来越多，高档龟类因为数量稀缺，价格越来越高。”樊旭兵说，“现在，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养殖鱼。野生鱼个头越来越小，黄鱼和带鱼越来越少。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野生水产品的口味和营养价值显然要比养殖鱼更具吸引力，只是前者的高昂价格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今年初，由姚明代言的保护鲨鱼行动在国内引发强烈关注，中国官方在7月初表示，将在三年内禁止在公务宴请中食用鱼翅。尽管如此，其他濒危海洋鱼类的贸易却未见削减。苏眉是一种在2004年即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纤色名录列为“濒危”的物种，可是现在在中国南方的各大水产品市场上，仍然可见到苏眉，其最高售价高达每斤2000多元。 赵兴武说，“我国目前有对捕捞鱼种类的规定，却还没有在数量上有具体规定。”这无疑使抑制过度捕捞的措施在成效上大打折扣。
为了保证水产品消费的可持续性，欧美国家相继参与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国际标准，而中国对这些标准则缺乏足够重视。美国High Liner海鲜食品加丁公司CEO亨利。德莫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让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理解并接受获可持续渔业认证的水产品，尚且有很大的难度，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这个理念的推动势必更加艰难。”
在野生渔业资源（海洋捕捞）领域，目前获得全球公认的唯一标准是海产品捕捞认证（MSC），用以保证捕捞方式对于鱼类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产品的生产过程可追踪性；在水产养殖领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认证种类和标准不尽相同，常见标准包括水产养殖认证委员会的BAP标准等。目前，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超市、餐饮集团釆用了MSC系统认证，消费者刘，这种认证也慢慢了解和接受。但在中国，该认证仅限于大连、青岛等地以出口为主的海产加工企业，对于国內海产品市场而言，这个认证体系则形同虚设。
水产养殖领域的情况更加复杂。“从目前水产养殖的标准体系来看，都是发达国家依照其工业化、集约化模式来制定的，我觉得以此来要求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成为制约这些国家水产养殖业发展的贸易门槛。我们需要探索和建立适合自己的标准体系，也要参与到制定全球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去。”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中国罗非鱼养殖改良项目经理韩寒说。
多国的经验证明，有效执行野生捕捞配额制度对于降低捕捞数量成效显著。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在科学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就本国海域相关濒危鱼类每年对渔船实行配额制度。崔和认为，配额制的实施并不能一蹴而就。“一旦实行配额制，为了利润最大化，渔民必然会多捕捞经济价值高的鱼类，而放弃价值低的兼捕鱼类，长期以来，这样会破坏海洋生态平衡。”而在樊旭兵看来，中国应尽早实行捕鱼配额制度。他认为对于大黄鱼一类的濒危鱼类，应当立刻关闭捕捞。
樊旭兵认为，为了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重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实行许可证制度，包括配额到船。按照不同的品种划分，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决定每年可以捕多少；二是实行严格的捕鱼准人制度，区分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严格限制商业捕捞的发展；三是将对渔民的柴油补贴用于更多的人工放流和渔民转产补偿上。
“如果捕捞得当，在数量上控制好，鱼群可以维持稳定增长，捕捞的产量也会稳步提高。”薛绮雯在谈到渔业捕捞现状时说，“但是现实是，即使我们开始积极采取措施限制捕捞，现在也为时已晚，我们的海洋生态至少需要未来10年，才能得到恢复。”
近几十年来，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持续耗竭，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在欧美主要国家和地区，一些特殊种类的鱼如鲑鱼、三文鱼等的捕捞已经开始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国际水产品市场也开始采取产品生态标签和认证等措施。
2011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5611万吨，水产品出口391万吨，出口额再创新高，达177.9亿美，连续十年居全球首位。身为水产品出口大国，中国同时也是水产品消费的主要国家。香港大学教授薛绮雯引用国际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向世界提供了35%的水产品（主要是养殖的），同时消费了世界34%的水产品（主要是野生捕捞的）。然而身为水产大国。在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渔业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却表现得动作迟缓。
“此次海产峰会在香港举行，展示了国际水产行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北京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常务董事樊旭兵是水产行业的资深人士，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个信号应该引起国内相关行业的重视，以促进中国水产业与国际可持续渔业的发展接轨。”
野生鱼类成稀有奢侈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海洋渔业资源是取之不尽的，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托马斯·赫胥黎就曾在1883年伦敦国际渔业博览会上称，人类根本不必担忧“过度捕捞”和“渔业资源枯竭”，因为“广阔海洋中的鱼类用之不竭”。
然而，现代捕鱼技术（比如用雷达对鱼群进行声纳追踪及定位）的发展，以及炸药和拖网捕捞方法（利用拖网在海底进行渔业作业）的应用使得捕鱼量显著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起，野生海洋渔业资源下降趋势显著，在全球范围内，渔民面对每日收获寥寥无几的渔网，才突然意识到过度推捞带来的恶果。多种鱼类因人类的过度捕捞而处于濒危的境地。以大西洋鳕鱼为例，20世纪60年代之前，年产量维持在30万吨左右，捕鱼手段的升级大大提高了其产量。至1968年，大西洋鳕鱼年捕捞量达到80万吨，但在之后便逐年减少，至2007年，近海鲤鱼资源仅为1977年的不足1%。因此，这个曾经在欧美国家餐桌上最常见的美味，现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
在中国，因过度捕捞而至产量不断下降的鱼类是野生大黄鱼。作为中国传统“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之一，大黄鱼有极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这种亚热带鱼类主要生存在东亚近海水域，在中国黄海至南中国海全年可见，尤以浙江、福建沿海为聚集区。野生大黄鱼捕获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为每年10万吨。此后捕捞数量锐减，至今，渔民生大黄鱼价格飙升，成为餐桌上的奢侈品。
中国水产与加工协会秘书长崔和说：
目前在中国水产品市场上，99%的大黄鱼是人工养殖的。与野生黄鱼每斤2000元的天价相比，养殖黄鱼的价格仅为每斤20元。
中国是包括鱼翅、野生黄鱼在内的奢侈和稀有海产品的主要消费地。药用价值极高的野生海马，以及各种热带珊瑚鱼类同样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奢侈海产消费尤其能导致过度捕捞，甚至威胁一个物种的生存，”薛绮雯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有钱人可以最终导致一个物种的毁灭。”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斤野生大黄鱼的价格仅为20元，如今它已身价百倍，今年初，一条在福建沿海捕获的身长两米左右的野生大黄鱼，卖价高达300万元。生态学者呼吁，对于这种濒危鱼类，如此体型庞大的成年大黄鱼不该继续被捕杀，但是，至今中国也没有任何限制野生大黄鱼捕捞的规定。
目前，市场上的大黄鱼大部分是养殖的，而水产养殖本身是否能成为野生渔业捕捞的替代方式，这个问题至今尚存争议。中国拥有三千年的养殖渔业史，国际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养殖鱼产量超过野生捕捞产量的国家。
2011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达4023.26万吨，稳居世界首位。然而，水产养殖破坏了野生鱼类的生存环境，并引发包括传染病在内的诸多问题，也降低了养殖渔业的产品质量。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显示水产养殖可以减少过度捕捞，因为养殖渔业同样需要大量野生鱼作为人工养殖和繁育的对象。薛绮雯在国际海产峰会上直陈：“海产养殖根本无法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
发展可持续渔业
门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确立海洋捕捞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目标，在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采取“伏季休渔禁渔”制度。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育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中国自1995年起在黄海、东海海区，自1999年起在南海施行2至3个月的禁渔期。此举对于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势头，增加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本世纪初，由于包括长江白暨豚及江豚等在内的一些淡水鱼的灭绝和濒危，内陆部分河流湖泊也开始实行二个月的休渔制度。
据农业部渔业局局长赵兴武介绍，中国自2001年前后开始对海洋捕捞渔船在数量和功率上实行“双控”，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并在地方区域釆取增殖放流和人工育苗设备的建设。截至2004年11月，政府共投入约7亿元，实施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全国总计拆解渔船7950艘，转产转业渔民约4万人，培训转产渔民2.2万人。
尽管如此，市场需求并没有有效降低捕捞量。“沿海的捕捞总产量没有显著降低，只是组成发生了变化。低值鱼类越来越多，高档龟类因为数量稀缺，价格越来越高。”樊旭兵说，“现在，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养殖鱼。野生鱼个头越来越小，黄鱼和带鱼越来越少。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野生水产品的口味和营养价值显然要比养殖鱼更具吸引力，只是前者的高昂价格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今年初，由姚明代言的保护鲨鱼行动在国内引发强烈关注，中国官方在7月初表示，将在三年内禁止在公务宴请中食用鱼翅。尽管如此，其他濒危海洋鱼类的贸易却未见削减。苏眉是一种在2004年即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纤色名录列为“濒危”的物种，可是现在在中国南方的各大水产品市场上，仍然可见到苏眉，其最高售价高达每斤2000多元。 赵兴武说，“我国目前有对捕捞鱼种类的规定，却还没有在数量上有具体规定。”这无疑使抑制过度捕捞的措施在成效上大打折扣。
为了保证水产品消费的可持续性，欧美国家相继参与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国际标准，而中国对这些标准则缺乏足够重视。美国High Liner海鲜食品加丁公司CEO亨利。德莫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让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理解并接受获可持续渔业认证的水产品，尚且有很大的难度，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这个理念的推动势必更加艰难。”
在野生渔业资源（海洋捕捞）领域，目前获得全球公认的唯一标准是海产品捕捞认证（MSC），用以保证捕捞方式对于鱼类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产品的生产过程可追踪性；在水产养殖领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认证种类和标准不尽相同，常见标准包括水产养殖认证委员会的BAP标准等。目前，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超市、餐饮集团釆用了MSC系统认证，消费者刘，这种认证也慢慢了解和接受。但在中国，该认证仅限于大连、青岛等地以出口为主的海产加工企业，对于国內海产品市场而言，这个认证体系则形同虚设。
水产养殖领域的情况更加复杂。“从目前水产养殖的标准体系来看，都是发达国家依照其工业化、集约化模式来制定的，我觉得以此来要求发展中国家，往往容易成为制约这些国家水产养殖业发展的贸易门槛。我们需要探索和建立适合自己的标准体系，也要参与到制定全球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去。”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中国罗非鱼养殖改良项目经理韩寒说。
多国的经验证明，有效执行野生捕捞配额制度对于降低捕捞数量成效显著。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在科学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就本国海域相关濒危鱼类每年对渔船实行配额制度。崔和认为，配额制的实施并不能一蹴而就。“一旦实行配额制，为了利润最大化，渔民必然会多捕捞经济价值高的鱼类，而放弃价值低的兼捕鱼类，长期以来，这样会破坏海洋生态平衡。”而在樊旭兵看来，中国应尽早实行捕鱼配额制度。他认为对于大黄鱼一类的濒危鱼类，应当立刻关闭捕捞。
樊旭兵认为，为了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重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实行许可证制度，包括配额到船。按照不同的品种划分，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决定每年可以捕多少；二是实行严格的捕鱼准人制度，区分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严格限制商业捕捞的发展；三是将对渔民的柴油补贴用于更多的人工放流和渔民转产补偿上。
“如果捕捞得当，在数量上控制好，鱼群可以维持稳定增长，捕捞的产量也会稳步提高。”薛绮雯在谈到渔业捕捞现状时说，“但是现实是，即使我们开始积极采取措施限制捕捞，现在也为时已晚，我们的海洋生态至少需要未来10年，才能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