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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里庄教堂如今已破落不堪,钟楼的塔顶已经倒塌,其他建筑都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但是,通过成片的老房子,人们还是能感到当年这里的盛况。
从1882年起,这个位于山东省阳谷县的小村庄成为天主教在鲁南传播的大本营,那时整个鲁南只有坡里村有158名天主教徒,他们在数以百万计的“外教人”包围中。
安治泰和福若瑟这两个德国圣言会神父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到1904年,鲁南已经有23000名天主教徒,此外还有36000名“望教者”(对天主教感兴趣的人),后来更是上升到20多万人。
坡里教堂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安治泰和福若瑟初到时,此地天主教徒的圣堂还是一个用高粱秆搭建的简易小土屋,此后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哥特式大教堂、修士楼、修女楼、育婴堂、修道院等8栋西式洋楼的宏大建筑群,此外还有三层碉堡楼5座,两层群楼149间。
单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圣言会神父在鲁南的传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些传教活动也在山东引发了一连串的危机,作为主教的安治泰又总是喜欢用强硬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危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这些举动在当时就不断受人诟病。义和团事件爆发后,安治泰又为他的这些举动屡屡受到指责。
主教的梦想
1875年,德国神父杨生在荷兰的斯太尔创办了圣言会,专门培养去国外传教的神父,来自德国的安治泰和来自奥匈帝国的福若瑟在圣言会的修道院里成为好友。
1882年1月,安治泰与福若瑟一起到了阳谷县坡里庄,这个破落的村庄成了圣言会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安治泰作为主教,负责建造坡里新教堂,但是他的注意力却在阳谷东边的兖州,距离兖州15公里的地方就是曲阜,那是中国文化的“圣城”,长期以来,天主教的传播一直在“圣城”附近受到当地士绅的强力阻碍,这让安治泰更加渴望能把天主教的圣堂建在兖州。
福若瑟不能认同安治泰这种强硬的对抗方式,他的理念是“爱是唯一令众人明白的语言”。在坡里,福若瑟担任巡回传教士,到鲁南各地去查看民风,从阳谷往南,渡过黄河后就是曹县,然后再往东,依次便是巨野、济宁、兖州和曲阜,在行走的过程中,福若瑟看到灾祸不断、矛盾重重的现实:这片地方本来是“士醇民良”的,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连绵的黄河水患使得民生凋敝,盗匪活动成为这一区域的常态,民风变得“好斗健讼”,为了保护家产,鲁西南的小地主和农民组织了“大刀会”,与盗匪进行战斗。
福若瑟在家信中写到,他不得不在“大水,强盗和抢劫遍地”中进行布道,当他奇怪的相貌出现在村庄里时,人们都会好奇地围上来,看他的手表、靴子和火柴,当福若瑟把话题转到宗教上,想谈谈天主时,他的话就老被打断,人们问他更感兴趣的问题:“在你们的国家,出太阳吗?”;“你们吃什么饭?”;“到欧洲多远?”待到人们满足了好奇心,就纷纷回家,大多数人对福若瑟并不是真有兴趣。
于是圣言会在鲁南的传播一开始就在重重矛盾和误解中进行,但之后安治泰等圣言会传教士的“好闹事”行为,则让这一地区的矛盾变得更多。
1883年8月,方济各会一名神父写信给安治泰,告诉他,在沂水县有20户人家放弃了他们的“外教门派”,加入了天主教,但当地的“外教人”向官府告状,说他们是“秘密教派”,因此这20户人家受到了拷打和钱财处罚。
安治泰认为这是扩充教会的好时机,于是他启程到沂水,到县衙对官司进行了干预,强迫乡民弥补了教民的损失,当地希望加入天主教的人则在看到教会拥有的保护权后变得更多,接着,安治泰在沂水购买了一处住宅,让福若瑟过去接管。
乡民与教民
福若瑟一来到沂水,就感受到了教会干涉乡民诉讼的恶果。被迫补偿教会损失的乡民对教徒和神父更加仇恨,他写信诉说他被流言包围:“一个传教员死了,外教人散布谣言,说我挖了那个人的心,也把他眼睛挖出来做药用……我们是革命者,企图霸占中国的朝廷。我们都是行妖术者,能砍掉翅膀,能把土块变成银子等等之类。”
一开始,福若瑟也像其他传教士一样,试着用教会身份去解决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善心受到了欺骗。他得到了教训:不要牵入诉讼事端。
安治泰在他到山东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从诉讼案件中学到的正与福若瑟相反,他认为,虽然有教友的地方就有诉讼案件,但是,不必担心自称基督徒的人滥用教会的保护权。
教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地方争端里去,一些圣言会的神父简直成了专职法官,在郓城传教的神父韩理曾经一天接待过20个教民,这些教民都要求韩理帮忙解决纠纷。在获得教会的保护后,他们变得更喜欢惹是生非。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做田野调查时,遇到非常多这样的事例。
“惠庄惠学理家花三千钱买了一头羊,牵到半路,有个教民过来,便说他的羊被大刀会抢去了,被偷的就是惠家买的那只羊,结果赔了三万钱,等于十只羊。”
“李庄教徒李文公、李星其的母亲领着孩子摘刘庄刘金银的绿豆,金银赶不走他们,便夺下包绿豆的包袱。李庄人借口打官司,罚刘庄人六十多斤好白面,一百个鸡蛋,才了事。”
“教民耕地时,往连边的非教民土地扩张(往外犁),非教民要打官司也打不过,这样教民就占去别人的部分土地。”
有的案例简直很可笑:
“有人用驴推磨,驴不走,又叫。这人一边打驴,一边骂道:‘你再叫!你再叫!’,被一个教民听见,诬称那个人是在骂在教的,就扭打了他。”
传统的士绅本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面对这些纠纷不能坐视,于是巨野有一个贡生因教民抢占了农民土地,就帮农民打官司,结果贡生没有斗过传教士,在衙门里被打了戒尺,愤然做了一首长联:“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君。伤天理,灭大伦。光天化日,闹得天昏;这些地方官!尽是地贼地盗。掘地材,挖地宝,胜地名区,弄成地狱。又征地租地税,地也无皮。”
教会规模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多,终于制造出乡民和教民两个大大的敌对方。1896年8月3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发往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上,详细说到了这个情况:“自西教传入中国……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频发的教案
1890年的夏天,鲁南教区的问题越积越多。圣言会能方济神父遭到攻击,马车被破坏,他赶紧逃命,不久后,他新盖的圣堂也被乡民烧毁;在郓城,同情农民的县令下令,把一个传教士痛打了二百大板。
这一年,身为主教的安治泰却没有多少心思理会传教区内的这些纠纷,他回到欧洲奔走,使得鲁南传教区得到了德国的保护。德国公使来到山东,帮助安治泰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自从到山东以来,安治泰一直想在兖州建造教堂却总被地方士绅阻挡,他要寻找强有力的力量来压制这些地方势力。
但是对于安治泰来说,这次交涉远不够理想,兖州地方官员一直在敷衍他们,谈判总是没有结果,而德国公使居住的驿馆却被兖州民众包围,城内贴出的告示上写着,他们这些“洋鬼子”要受到“鞭挞和驱逐”。
整个过程,福若瑟一直在现场,他看到德国公使手里拿着手枪,对地方官员说,他会射杀前6个闯进驿馆的人,并且公使还弦外有音地威胁地方官员,"他已准备好为他的皇帝(德皇)而死,但他抱歉一个德国公使的葬礼,会使县令和中国政府花太高的价钱。"
福若瑟不喜欢用这样暴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教会里不少“兄弟”也催促福若瑟,提醒安治泰改一改脾气和行事风格,福若瑟踌躇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向主教安治泰提醒了他的过失。结果,安治泰不为所动,反而很生气,把福若瑟从济宁(那时圣言会已把传教大本营从坡里村搬到了济宁)调到了沂水,但很快又把福若瑟调回了济宁。
1893年,通过德国公使,安治泰获取了清朝三品官的顶戴,次年,他又升为二品,这些都利于提升他的社会地位,许多本该由他做的教会工作如陶冶传教人员精神等,他却推托给了福若瑟。圣言会的其他传教士也乐于这样,安治泰“强烈的脾气”常常使这些传教士也感到“畏惧”。
面对接连不断的民教冲突,福若瑟选择的方式是理解和忍耐,在单县,他被人用砖头砸伤,此时他却写信安慰安治泰:“我希望尊下不要过于忧虑,灾难是一种恩典,受苦是做使徒的人最珍贵的遗产。”在曹县,他被人拉着游行3公里,又被暴打了一顿,但是他并不恼怒,而是“利用这个喘气的机会给群众讲: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们。你们这是什么样的欢迎我的方式;好在,我对你们一点都不介意”,就这样,福若瑟被用绳子捆着躺在地上,”宣讲了天主教的荣耀约15分钟。群众的怒气开始消了。一个人解开我的绳索,群众渐渐散去。”
他还安慰和他一同挨打的中国传教员:“我们今天不是得了许多面子吗?我们有多么庞大的一群仪队(游行队伍)。”
尽管如此,鱼龙混杂的教民与“外教人”之间的冲突仍在加剧。而外界对教会的仇恨也到处扩散。1897年11月2日清晨,在济宁的福若瑟突然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巨野县磨盘张庄,韩理和能方济两位德国神父在昨天夜里被杀了。
接到消息后的福若瑟马上起身,前往现场去查看此事,同时把情况报告给正在欧洲的主教安治泰。
安主教的胜利
没人关心那两个神父到底是谁杀死的。安治泰听到消息时正在荷兰参加圣言会总代表大会,他立刻赶赴柏林。
11月7日,安治泰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强调他希望“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占领胶州湾。”接着他去找了德皇,继续强调:“这是德国在亚洲谋取地盘以确立我们曾失去的威望的最后机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胶州。它在经济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有前途,这种前途比今天的上海更大,也更有意义。”
这些话正是德皇想听的,11月14日,德军就开进了胶州湾;俄国紧随德国,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口;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并提出协议租借香港对面的新界99年,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使福建成为势力范围;法国划中国西南为势力范围,同时租占了广州湾……
此外,安治泰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巨野教案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相比之下,福若瑟的要求太低了,他要求的赔偿不超过建造一座小圣堂的费用。
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觉得安治泰开出的价码太高了,以前他就常常遭受安治泰的敲诈,那时每有一个乡村教堂被毁,安治泰就夸大损失,李秉衡早就向总理衙门解释过这样的事:“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但现在他已没有能力和安治泰讨价还价,后者正在通过德国公使把他革职,并且要“永不叙用”。
福若瑟在磨盘张庄为被杀的两位传教士做了祈祷,当地政府已经逮捕了9名“凶犯”,并决定处死其中两个为圣言会被杀神父抵命。没有人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凶手,11月1日也在磨盘张庄教堂遇险并且差点丧命的神父薛田资也不相信,忙着派兵到中国的德国政府也并不在意究竟谁是真凶。福若瑟等神父为那些被捕者到官府进行了申诉,但是“不幸的无罪者”还是被处决了。
直到现在,这场“冤案”在磨盘张庄村还偶尔被提及,村里74岁的赵明运老人说,他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就常常听长辈说,实际上杀死两个德国神父的是一个叫做刘德润的大刀会成员及其伙伴。
巨野教堂的遗迹在今天的磨盘张庄已所剩无几,除了村口处的“巨野教案遗址”碑文外,就剩下一口当年教堂里的古井了,就在村民赵夫振家的院子里。教堂原有的9间瓦房,都在1966年被拆掉了,当时,“出于对传教士的愤恨”,以妇女为主的100多名群众奋力打倒了这个帝国主义的堡垒。
矗立在兖州市西御桥南路330号的兖州天主教堂在“文革”时也曾遭受破坏,1983年经过修复后又重新开放。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德国公使不断对清政府和地方官员施压,安治泰终于“被清朝官员接进了他(在兖州)的新居”,开始营建兖州天主教堂。1899年,高21米的大圣堂建成,从此,兖州教堂便成为圣言会的总堂和活动中心,安治泰实现了他的梦想,“让基督的荣耀照耀孔子的家乡”。
与此同时,安治泰继续鼓动德国政府“为其教会利益采取积极行动”,1897年12月16日,德皇又派遣他的兄弟率领第二支舰队开赴中国,并赠言:“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们应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面对德军压境,没有计策的总理衙门只能向朝廷诉苦:“德君又派其弟率领师船来华,用心实为叵测。该使所开教案六条,坚请照办,并无一语退还胶澳。臣等仅恃笔舌与争,苦无却敌之策……”
以胶州湾为基地,1897年后德国势力继续向山东内地推进,之后因传教、筑路等事,日照、兰山、即墨、高密等地又不断发生冲突,对于此类事件,安治泰、薛田资等神父均努力请求德军以武力威胁和镇压。
蝴蝶翅膀带来的风暴
巨野教案那一对小小的蝴蝶翅膀,终于在1900年演变成一场巨大的风暴,教会方面回忆起来,都说那是“恐怖和教难的一年”。这一年,德军开到高密,见到那里的妇女穿着红裤子,像是义和团的穿着,就举枪射击。刚到青岛的新教同善会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听到后非常震惊,赶紧到高密为德军解释,误解起源于德军不了解当地的民俗。
在德国国内,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新教教徒们极力抨击安治泰,认为他应对义和团的兴起负责。
福若瑟则在义和团发生前就说过一句后来“应验”的话:“我们及中国人最大的灾祸是一群群无道德,无信仰的欧洲人,他们云集中国各地。他们唯一的兴趣是金钱和享乐。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零。无疑我们不信教的中国人比这些人渣要好百倍。”
1903年,安治泰前往罗马,带着教会内部对他“只对高层政治和特权感兴趣”的指控,他给教宗呈上了一份曲阜县令的礼物。第二天,一个送信员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当天晚上他死了;听到消息的福若瑟,在山东为安治泰举行了隆重的安灵弥撒。1908年1月28日,56岁的福若瑟因服侍伤寒病者受到感染,在济宁城北的戴庄圣言会会院逝世,葬于那里的圣言会墓园。
在后来的阳谷县,有一个老传教员,他常批评外国传教士,但是对于福若瑟神父,他没有任何异议,“福神父是个圣人”,他说,还有不少人这样形容福若瑟,“他像孔夫子,友善、端庄、谦逊,一切美德全集于一身。”
从1882年起,这个位于山东省阳谷县的小村庄成为天主教在鲁南传播的大本营,那时整个鲁南只有坡里村有158名天主教徒,他们在数以百万计的“外教人”包围中。
安治泰和福若瑟这两个德国圣言会神父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到1904年,鲁南已经有23000名天主教徒,此外还有36000名“望教者”(对天主教感兴趣的人),后来更是上升到20多万人。
坡里教堂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安治泰和福若瑟初到时,此地天主教徒的圣堂还是一个用高粱秆搭建的简易小土屋,此后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哥特式大教堂、修士楼、修女楼、育婴堂、修道院等8栋西式洋楼的宏大建筑群,此外还有三层碉堡楼5座,两层群楼149间。
单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圣言会神父在鲁南的传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些传教活动也在山东引发了一连串的危机,作为主教的安治泰又总是喜欢用强硬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危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这些举动在当时就不断受人诟病。义和团事件爆发后,安治泰又为他的这些举动屡屡受到指责。
主教的梦想
1875年,德国神父杨生在荷兰的斯太尔创办了圣言会,专门培养去国外传教的神父,来自德国的安治泰和来自奥匈帝国的福若瑟在圣言会的修道院里成为好友。
1882年1月,安治泰与福若瑟一起到了阳谷县坡里庄,这个破落的村庄成了圣言会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安治泰作为主教,负责建造坡里新教堂,但是他的注意力却在阳谷东边的兖州,距离兖州15公里的地方就是曲阜,那是中国文化的“圣城”,长期以来,天主教的传播一直在“圣城”附近受到当地士绅的强力阻碍,这让安治泰更加渴望能把天主教的圣堂建在兖州。
福若瑟不能认同安治泰这种强硬的对抗方式,他的理念是“爱是唯一令众人明白的语言”。在坡里,福若瑟担任巡回传教士,到鲁南各地去查看民风,从阳谷往南,渡过黄河后就是曹县,然后再往东,依次便是巨野、济宁、兖州和曲阜,在行走的过程中,福若瑟看到灾祸不断、矛盾重重的现实:这片地方本来是“士醇民良”的,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连绵的黄河水患使得民生凋敝,盗匪活动成为这一区域的常态,民风变得“好斗健讼”,为了保护家产,鲁西南的小地主和农民组织了“大刀会”,与盗匪进行战斗。
福若瑟在家信中写到,他不得不在“大水,强盗和抢劫遍地”中进行布道,当他奇怪的相貌出现在村庄里时,人们都会好奇地围上来,看他的手表、靴子和火柴,当福若瑟把话题转到宗教上,想谈谈天主时,他的话就老被打断,人们问他更感兴趣的问题:“在你们的国家,出太阳吗?”;“你们吃什么饭?”;“到欧洲多远?”待到人们满足了好奇心,就纷纷回家,大多数人对福若瑟并不是真有兴趣。
于是圣言会在鲁南的传播一开始就在重重矛盾和误解中进行,但之后安治泰等圣言会传教士的“好闹事”行为,则让这一地区的矛盾变得更多。
1883年8月,方济各会一名神父写信给安治泰,告诉他,在沂水县有20户人家放弃了他们的“外教门派”,加入了天主教,但当地的“外教人”向官府告状,说他们是“秘密教派”,因此这20户人家受到了拷打和钱财处罚。
安治泰认为这是扩充教会的好时机,于是他启程到沂水,到县衙对官司进行了干预,强迫乡民弥补了教民的损失,当地希望加入天主教的人则在看到教会拥有的保护权后变得更多,接着,安治泰在沂水购买了一处住宅,让福若瑟过去接管。
乡民与教民
福若瑟一来到沂水,就感受到了教会干涉乡民诉讼的恶果。被迫补偿教会损失的乡民对教徒和神父更加仇恨,他写信诉说他被流言包围:“一个传教员死了,外教人散布谣言,说我挖了那个人的心,也把他眼睛挖出来做药用……我们是革命者,企图霸占中国的朝廷。我们都是行妖术者,能砍掉翅膀,能把土块变成银子等等之类。”
一开始,福若瑟也像其他传教士一样,试着用教会身份去解决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善心受到了欺骗。他得到了教训:不要牵入诉讼事端。
安治泰在他到山东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从诉讼案件中学到的正与福若瑟相反,他认为,虽然有教友的地方就有诉讼案件,但是,不必担心自称基督徒的人滥用教会的保护权。
教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地方争端里去,一些圣言会的神父简直成了专职法官,在郓城传教的神父韩理曾经一天接待过20个教民,这些教民都要求韩理帮忙解决纠纷。在获得教会的保护后,他们变得更喜欢惹是生非。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做田野调查时,遇到非常多这样的事例。
“惠庄惠学理家花三千钱买了一头羊,牵到半路,有个教民过来,便说他的羊被大刀会抢去了,被偷的就是惠家买的那只羊,结果赔了三万钱,等于十只羊。”
“李庄教徒李文公、李星其的母亲领着孩子摘刘庄刘金银的绿豆,金银赶不走他们,便夺下包绿豆的包袱。李庄人借口打官司,罚刘庄人六十多斤好白面,一百个鸡蛋,才了事。”
“教民耕地时,往连边的非教民土地扩张(往外犁),非教民要打官司也打不过,这样教民就占去别人的部分土地。”
有的案例简直很可笑:
“有人用驴推磨,驴不走,又叫。这人一边打驴,一边骂道:‘你再叫!你再叫!’,被一个教民听见,诬称那个人是在骂在教的,就扭打了他。”
传统的士绅本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面对这些纠纷不能坐视,于是巨野有一个贡生因教民抢占了农民土地,就帮农民打官司,结果贡生没有斗过传教士,在衙门里被打了戒尺,愤然做了一首长联:“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君。伤天理,灭大伦。光天化日,闹得天昏;这些地方官!尽是地贼地盗。掘地材,挖地宝,胜地名区,弄成地狱。又征地租地税,地也无皮。”
教会规模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多,终于制造出乡民和教民两个大大的敌对方。1896年8月3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发往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上,详细说到了这个情况:“自西教传入中国……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频发的教案
1890年的夏天,鲁南教区的问题越积越多。圣言会能方济神父遭到攻击,马车被破坏,他赶紧逃命,不久后,他新盖的圣堂也被乡民烧毁;在郓城,同情农民的县令下令,把一个传教士痛打了二百大板。
这一年,身为主教的安治泰却没有多少心思理会传教区内的这些纠纷,他回到欧洲奔走,使得鲁南传教区得到了德国的保护。德国公使来到山东,帮助安治泰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自从到山东以来,安治泰一直想在兖州建造教堂却总被地方士绅阻挡,他要寻找强有力的力量来压制这些地方势力。
但是对于安治泰来说,这次交涉远不够理想,兖州地方官员一直在敷衍他们,谈判总是没有结果,而德国公使居住的驿馆却被兖州民众包围,城内贴出的告示上写着,他们这些“洋鬼子”要受到“鞭挞和驱逐”。
整个过程,福若瑟一直在现场,他看到德国公使手里拿着手枪,对地方官员说,他会射杀前6个闯进驿馆的人,并且公使还弦外有音地威胁地方官员,"他已准备好为他的皇帝(德皇)而死,但他抱歉一个德国公使的葬礼,会使县令和中国政府花太高的价钱。"
福若瑟不喜欢用这样暴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教会里不少“兄弟”也催促福若瑟,提醒安治泰改一改脾气和行事风格,福若瑟踌躇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向主教安治泰提醒了他的过失。结果,安治泰不为所动,反而很生气,把福若瑟从济宁(那时圣言会已把传教大本营从坡里村搬到了济宁)调到了沂水,但很快又把福若瑟调回了济宁。
1893年,通过德国公使,安治泰获取了清朝三品官的顶戴,次年,他又升为二品,这些都利于提升他的社会地位,许多本该由他做的教会工作如陶冶传教人员精神等,他却推托给了福若瑟。圣言会的其他传教士也乐于这样,安治泰“强烈的脾气”常常使这些传教士也感到“畏惧”。
面对接连不断的民教冲突,福若瑟选择的方式是理解和忍耐,在单县,他被人用砖头砸伤,此时他却写信安慰安治泰:“我希望尊下不要过于忧虑,灾难是一种恩典,受苦是做使徒的人最珍贵的遗产。”在曹县,他被人拉着游行3公里,又被暴打了一顿,但是他并不恼怒,而是“利用这个喘气的机会给群众讲: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们。你们这是什么样的欢迎我的方式;好在,我对你们一点都不介意”,就这样,福若瑟被用绳子捆着躺在地上,”宣讲了天主教的荣耀约15分钟。群众的怒气开始消了。一个人解开我的绳索,群众渐渐散去。”
他还安慰和他一同挨打的中国传教员:“我们今天不是得了许多面子吗?我们有多么庞大的一群仪队(游行队伍)。”
尽管如此,鱼龙混杂的教民与“外教人”之间的冲突仍在加剧。而外界对教会的仇恨也到处扩散。1897年11月2日清晨,在济宁的福若瑟突然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巨野县磨盘张庄,韩理和能方济两位德国神父在昨天夜里被杀了。
接到消息后的福若瑟马上起身,前往现场去查看此事,同时把情况报告给正在欧洲的主教安治泰。
安主教的胜利
没人关心那两个神父到底是谁杀死的。安治泰听到消息时正在荷兰参加圣言会总代表大会,他立刻赶赴柏林。
11月7日,安治泰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强调他希望“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占领胶州湾。”接着他去找了德皇,继续强调:“这是德国在亚洲谋取地盘以确立我们曾失去的威望的最后机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胶州。它在经济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有前途,这种前途比今天的上海更大,也更有意义。”
这些话正是德皇想听的,11月14日,德军就开进了胶州湾;俄国紧随德国,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口;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并提出协议租借香港对面的新界99年,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使福建成为势力范围;法国划中国西南为势力范围,同时租占了广州湾……
此外,安治泰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巨野教案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相比之下,福若瑟的要求太低了,他要求的赔偿不超过建造一座小圣堂的费用。
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觉得安治泰开出的价码太高了,以前他就常常遭受安治泰的敲诈,那时每有一个乡村教堂被毁,安治泰就夸大损失,李秉衡早就向总理衙门解释过这样的事:“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但现在他已没有能力和安治泰讨价还价,后者正在通过德国公使把他革职,并且要“永不叙用”。
福若瑟在磨盘张庄为被杀的两位传教士做了祈祷,当地政府已经逮捕了9名“凶犯”,并决定处死其中两个为圣言会被杀神父抵命。没有人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凶手,11月1日也在磨盘张庄教堂遇险并且差点丧命的神父薛田资也不相信,忙着派兵到中国的德国政府也并不在意究竟谁是真凶。福若瑟等神父为那些被捕者到官府进行了申诉,但是“不幸的无罪者”还是被处决了。
直到现在,这场“冤案”在磨盘张庄村还偶尔被提及,村里74岁的赵明运老人说,他解放前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就常常听长辈说,实际上杀死两个德国神父的是一个叫做刘德润的大刀会成员及其伙伴。
巨野教堂的遗迹在今天的磨盘张庄已所剩无几,除了村口处的“巨野教案遗址”碑文外,就剩下一口当年教堂里的古井了,就在村民赵夫振家的院子里。教堂原有的9间瓦房,都在1966年被拆掉了,当时,“出于对传教士的愤恨”,以妇女为主的100多名群众奋力打倒了这个帝国主义的堡垒。
矗立在兖州市西御桥南路330号的兖州天主教堂在“文革”时也曾遭受破坏,1983年经过修复后又重新开放。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德国公使不断对清政府和地方官员施压,安治泰终于“被清朝官员接进了他(在兖州)的新居”,开始营建兖州天主教堂。1899年,高21米的大圣堂建成,从此,兖州教堂便成为圣言会的总堂和活动中心,安治泰实现了他的梦想,“让基督的荣耀照耀孔子的家乡”。
与此同时,安治泰继续鼓动德国政府“为其教会利益采取积极行动”,1897年12月16日,德皇又派遣他的兄弟率领第二支舰队开赴中国,并赠言:“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们应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面对德军压境,没有计策的总理衙门只能向朝廷诉苦:“德君又派其弟率领师船来华,用心实为叵测。该使所开教案六条,坚请照办,并无一语退还胶澳。臣等仅恃笔舌与争,苦无却敌之策……”
以胶州湾为基地,1897年后德国势力继续向山东内地推进,之后因传教、筑路等事,日照、兰山、即墨、高密等地又不断发生冲突,对于此类事件,安治泰、薛田资等神父均努力请求德军以武力威胁和镇压。
蝴蝶翅膀带来的风暴
巨野教案那一对小小的蝴蝶翅膀,终于在1900年演变成一场巨大的风暴,教会方面回忆起来,都说那是“恐怖和教难的一年”。这一年,德军开到高密,见到那里的妇女穿着红裤子,像是义和团的穿着,就举枪射击。刚到青岛的新教同善会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听到后非常震惊,赶紧到高密为德军解释,误解起源于德军不了解当地的民俗。
在德国国内,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新教教徒们极力抨击安治泰,认为他应对义和团的兴起负责。
福若瑟则在义和团发生前就说过一句后来“应验”的话:“我们及中国人最大的灾祸是一群群无道德,无信仰的欧洲人,他们云集中国各地。他们唯一的兴趣是金钱和享乐。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零。无疑我们不信教的中国人比这些人渣要好百倍。”
1903年,安治泰前往罗马,带着教会内部对他“只对高层政治和特权感兴趣”的指控,他给教宗呈上了一份曲阜县令的礼物。第二天,一个送信员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当天晚上他死了;听到消息的福若瑟,在山东为安治泰举行了隆重的安灵弥撒。1908年1月28日,56岁的福若瑟因服侍伤寒病者受到感染,在济宁城北的戴庄圣言会会院逝世,葬于那里的圣言会墓园。
在后来的阳谷县,有一个老传教员,他常批评外国传教士,但是对于福若瑟神父,他没有任何异议,“福神父是个圣人”,他说,还有不少人这样形容福若瑟,“他像孔夫子,友善、端庄、谦逊,一切美德全集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