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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串发生在普通农家的故事。
清明节那天上午，我们一家回乡下祭祖。推开老屋的院子门，满园春色扑面而来，长寿的银杏给人惊喜，几天不见就蹿出了快一尺长的嫩芽；枫树经历连日来的“雨纷纷”，崭新的叶面红彤彤；两棵近百年的老树也青翠欲滴；最耀眼的是那棵茶花，赶着季节开，粉红色的花朵把树妆得晶莹剔透；唯有北边的那棵大椿树有点另类——“赤条条”的，还不见新叶。
怎么回事？妹夫用剪刀小心地划开树皮，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大椿树死了！我着实心痛。围着椿树，我转了一圈又一圈，回到了我的青年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妻子回农村结婚，没有红地毯，没有婚纱照，我那当了一辈子中学校长的老父亲半夜骑自行车到县城割肉，老母亲颠着一双细脚走三十多里路，到湖边的亲戚家买鱼。凑合着，白天请亲戚叔伯吃餐薄酒；晚上，接同湾的乡亲们来“和洞房”。一切依照老家的婚俗进行，唯一不同的是我和妻子合作栽了棵“结婚树”。当时，方圆数十里没有苗圃，我们也孤陋寡闻，只知道椿树名字好，象征春天，也寓意青春。那小椿树善解人意，一栽就活。三十多年过去了，树形出落得清秀雅致，颇有文化味，不似农村田埂上的树，粗胳膊粗腿弯着长，有人调侃：到底是教书先生栽的，我们听了权当是夸奖。
儿子去年冬季结婚，依照老祖宗的规矩，我们回老屋请乡亲们吃了餐“和房”酒，比起三十年前，不仅鱼肉满席，酒水充足，还放了几挂响鞭、几箱烟花。第二天，喜鹊登门了，又唱又跳地闹了好长时间，然后，衔来干枯的树棍，在椿树的枝丫上奋战了一个冬季，垒的窝巢比背篓还大。清晨，两只喜鹊便叫喳喳地迎接太阳，给没住人的老屋平添了几分生机。
林业站的朋友得知椿树的噩耗，见怪不怪地分析了死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说：“快趁春季砍掉，再栽一棵你喜欢的树。”
说砍就砍，第三天是周六，那位朋友带着两拨人，早我十分钟到达了老家院子门口。这两拨人，一拔是砍树的，平板三轮上带着工具——锯子、斧子、粗麻绳，一应俱全；另一拨是栽树的，实地查看地形和土壤。这里需要交代：进入本世纪，大别山南麓的农村多出了一门手艺人——“砍树的”，他们是“勤”钱（方言：找钱赚）的庄稼人，在五颜六色的树林中，嗅到了属于自己的商机。他们农忙下田畈，干完农活就开着平板三轮车，走乡村，串农户，或锯掉被淘汰的树，或修整多余的枝丫，做起了“侍候”树的生意。这班“砍树的”领头人姓王，五十大几岁，人们称他老王头。老王头是本镇人，中等个子，浅平的头发被树枝挠得像鸡窝，方形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睛还算明亮，身板还算硬朗，一臂肌肉疙瘩透出了庄稼汉的力气。问题出在下身——他是个瘸子，左腿短，走路一跛一跛的，我嘴里不便说，心里有意见，腿不方便的人怎么能爬树拉锯？
大家进了院子，来到大椿树跟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办法：砍倒椿树，既要最大限度地获得材料（因为我想用椿树的材料做一件小家具，换种方式留个念想），又不能损害周边的电线，还要便于新树的栽种。
老王头则站在一边，踮起左脚，伸长脖子，直盯盯地望着树上的喜鹊窝，一言不发。
动物也有感应，喜鹊今天破例地没有又叫又跳地凑热闹，而是躲进了窝里。
过了好一会，老王头转过身问我：“椿树上是不是住着一对喜鹊？”
这问话太小儿科了，明摆着的喜鹊窝，还用问吗？我本来对老王头瘸着腿干砍树工就有成见，没好气地回答：“是的，有两只。”
他也很干脆：“这椿树不能砍。”
说得在场的人满头雾水，一棵死掉了的椿树，居然不能砍，难道有什么蹊跷？大家望着老王头，等着他说理由，可他偏偏憋着不做声，现场的气氛有点沉闷。好在老伴送来了刚泡的新茶：“新茶新茶，喝一口再商量。”大家边喝茶边说话，引出了老王头的往事。
老王头从事砍树这行已有十三四年，走遍了方圆近百里，砍过许多难砍的树，他列举了一例：省城武汉有个机关大院，散落着一群古老的园林建筑，一砖一瓦都是宝贝，可偏偏凑巧，宝贝丛中生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树。为了砍掉这棵树，这个单位四方托人，遍访高手，最终选择了老王头。依据地形树形，他用保险绳把自己吊在树梢上分段裁锯，经历几次惊险，终于完成任务，而且四旁秋毫无犯，东家直夸干得漂亮。“你们猜猜，东家把了多少钱？”老王头本想卖个关子，又等不及大家慢慢猜，刷的一下甩出五根指头，“五千元呀，叫劳务费！”那一刻，老王头眼睛里放射出得意的光芒。我想，这也许是他此生最大的一笔收入。
他的讲述让我越听越渴，我渴望了解这个普通农民，诸如他的左脚是怎么残疾的，椿树为什么不能砍，等等。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选择了一个话题，不失时机地提了出来：“王师傅，你们砍树有哪些规矩？”
老王头平和地说：“我们农村人，冒得那多规矩，凭力气干活，凭活路换钱，一不谋财，二不害命。刚才说到的那棵树，我最用心也最费力，从太阳冒山干到了电灯亮，人家单位感动得不得了，给的劳务费也多，但是，我只收了一天的工钱。”最后的一句话就像水滴落进了油锅，溅起无数油花，马上有人问：“一天的工钱是多少？”他满意地回答：“三百元，不少。”有人在算账：三百元，五千元的十六分之一也不到。他解释说：“那是中间人会讨价，事先我也不晓得树周边都是宝贝，也冇想到人家会給那么多，我只想要我分内的工钱。”有人嗓门粗：“多余的钱被谁拿去了？”有人调侃回应：“还有谁，中间人，不劳而获……”
我一直没插话，老王头或许是看懂了我的眼神，也或许是转移话题，“东家是问我的脚吧？要是不嫌耽搁工夫，我就拣重要地说一说。”
东边大山坳里有棵老梧桐树，一人抱不过，树身上长了蛮多疙瘩头。多说一句，那不是一般的疙瘩，个头大，形状怪，姑娘媳妇看了害怕。老树死了，没人敢去砍，东家找到了老王头，他不信邪，接了这单生意。砍树的过程蛮正常，树顺利地倒了，他暗暗高兴大功告成，没想到在收拾工具时摔了一跤，折断了骨头……讲到这里，他低下了头，声音小得像是说给自己听，他本该去武汉的大医院治疗的，可苦于没钱：一是自家的家境不好，女儿病了好多年，也诊了不少的钱，就是诊不好；二是他不愿意找主人家的麻烦，怪自己大意，自认倒霉，最终拖成了残疾……
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为的是不让泪水流出，免得大家说我脆弱。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情他，怨恨他，一齐涌来心头：“老王啊，你是过于忠厚，还是不够聪明？自己该得的不去争取，别人该赔的不去索要，还说不少，以得到分内就满足；你一介残疾之身，直面生活的困境，承担如此的委屈，还责怪自己大意，以不找别人麻烦而心安；你真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阿Q！”
我意识到失态，连忙走到他跟前，递上了一支香烟。老王头尽管不知道什么是阿Q，但明白了我的态度，一只手僵硬地接过香烟，默默地站在那里。
滚烫的油锅又一次噼噼啪啪炸开了，大家如梦初醒，有人说：“王师傅真有心，想到了窝里的小喜鹊。”有人说：“老王头是好人，椿树不能砍。”也有人遗憾：“这么多人，白忙活半天。”有人着急：“师傅们靠手艺赚钱，今天的工钱怎么算……”
老王头猛吸一口，随着喉头结的滚动，两个鼻孔冒出长长的青烟，板着脸对我说：“鹊鸟也是命，我今天宁愿白跑一趟。”
老王头的话掷地有声，给我以莫大的震撼。我是树的主人，我爱绿色，也爱生命，可是，这种爱没有融进血液和灵魂。不像老王头，既忠厚也聪明，不仅能够敏锐地观察事物，还能宽容他人，善待生命。正如大家所说，他是个大好人，他的脚不该瘸！
我没有丝毫犹豫，为了喜鹊窝的生命，今天，必须留下椿树。
妻子递上三张百元钞票：“王师傅，辛苦您了！”
责任编辑：子非
清明节那天上午，我们一家回乡下祭祖。推开老屋的院子门，满园春色扑面而来，长寿的银杏给人惊喜，几天不见就蹿出了快一尺长的嫩芽；枫树经历连日来的“雨纷纷”，崭新的叶面红彤彤；两棵近百年的老树也青翠欲滴；最耀眼的是那棵茶花，赶着季节开，粉红色的花朵把树妆得晶莹剔透；唯有北边的那棵大椿树有点另类——“赤条条”的，还不见新叶。
怎么回事？妹夫用剪刀小心地划开树皮，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大椿树死了！我着实心痛。围着椿树，我转了一圈又一圈，回到了我的青年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妻子回农村结婚，没有红地毯，没有婚纱照，我那当了一辈子中学校长的老父亲半夜骑自行车到县城割肉，老母亲颠着一双细脚走三十多里路，到湖边的亲戚家买鱼。凑合着，白天请亲戚叔伯吃餐薄酒；晚上，接同湾的乡亲们来“和洞房”。一切依照老家的婚俗进行，唯一不同的是我和妻子合作栽了棵“结婚树”。当时，方圆数十里没有苗圃，我们也孤陋寡闻，只知道椿树名字好，象征春天，也寓意青春。那小椿树善解人意，一栽就活。三十多年过去了，树形出落得清秀雅致，颇有文化味，不似农村田埂上的树，粗胳膊粗腿弯着长，有人调侃：到底是教书先生栽的，我们听了权当是夸奖。
儿子去年冬季结婚，依照老祖宗的规矩，我们回老屋请乡亲们吃了餐“和房”酒，比起三十年前，不仅鱼肉满席，酒水充足，还放了几挂响鞭、几箱烟花。第二天，喜鹊登门了，又唱又跳地闹了好长时间，然后，衔来干枯的树棍，在椿树的枝丫上奋战了一个冬季，垒的窝巢比背篓还大。清晨，两只喜鹊便叫喳喳地迎接太阳，给没住人的老屋平添了几分生机。
林业站的朋友得知椿树的噩耗，见怪不怪地分析了死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说：“快趁春季砍掉，再栽一棵你喜欢的树。”
说砍就砍，第三天是周六，那位朋友带着两拨人，早我十分钟到达了老家院子门口。这两拨人，一拔是砍树的，平板三轮上带着工具——锯子、斧子、粗麻绳，一应俱全；另一拨是栽树的，实地查看地形和土壤。这里需要交代：进入本世纪，大别山南麓的农村多出了一门手艺人——“砍树的”，他们是“勤”钱（方言：找钱赚）的庄稼人，在五颜六色的树林中，嗅到了属于自己的商机。他们农忙下田畈，干完农活就开着平板三轮车，走乡村，串农户，或锯掉被淘汰的树，或修整多余的枝丫，做起了“侍候”树的生意。这班“砍树的”领头人姓王，五十大几岁，人们称他老王头。老王头是本镇人，中等个子，浅平的头发被树枝挠得像鸡窝，方形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睛还算明亮，身板还算硬朗，一臂肌肉疙瘩透出了庄稼汉的力气。问题出在下身——他是个瘸子，左腿短，走路一跛一跛的，我嘴里不便说，心里有意见，腿不方便的人怎么能爬树拉锯？
大家进了院子，来到大椿树跟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办法：砍倒椿树，既要最大限度地获得材料（因为我想用椿树的材料做一件小家具，换种方式留个念想），又不能损害周边的电线，还要便于新树的栽种。
老王头则站在一边，踮起左脚，伸长脖子，直盯盯地望着树上的喜鹊窝，一言不发。
动物也有感应，喜鹊今天破例地没有又叫又跳地凑热闹，而是躲进了窝里。
过了好一会，老王头转过身问我：“椿树上是不是住着一对喜鹊？”
这问话太小儿科了，明摆着的喜鹊窝，还用问吗？我本来对老王头瘸着腿干砍树工就有成见，没好气地回答：“是的，有两只。”
他也很干脆：“这椿树不能砍。”
说得在场的人满头雾水，一棵死掉了的椿树，居然不能砍，难道有什么蹊跷？大家望着老王头，等着他说理由，可他偏偏憋着不做声，现场的气氛有点沉闷。好在老伴送来了刚泡的新茶：“新茶新茶，喝一口再商量。”大家边喝茶边说话，引出了老王头的往事。
老王头从事砍树这行已有十三四年，走遍了方圆近百里，砍过许多难砍的树，他列举了一例：省城武汉有个机关大院，散落着一群古老的园林建筑，一砖一瓦都是宝贝，可偏偏凑巧，宝贝丛中生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树。为了砍掉这棵树，这个单位四方托人，遍访高手，最终选择了老王头。依据地形树形，他用保险绳把自己吊在树梢上分段裁锯，经历几次惊险，终于完成任务，而且四旁秋毫无犯，东家直夸干得漂亮。“你们猜猜，东家把了多少钱？”老王头本想卖个关子，又等不及大家慢慢猜，刷的一下甩出五根指头，“五千元呀，叫劳务费！”那一刻，老王头眼睛里放射出得意的光芒。我想，这也许是他此生最大的一笔收入。
他的讲述让我越听越渴，我渴望了解这个普通农民，诸如他的左脚是怎么残疾的，椿树为什么不能砍，等等。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选择了一个话题，不失时机地提了出来：“王师傅，你们砍树有哪些规矩？”
老王头平和地说：“我们农村人，冒得那多规矩，凭力气干活，凭活路换钱，一不谋财，二不害命。刚才说到的那棵树，我最用心也最费力，从太阳冒山干到了电灯亮，人家单位感动得不得了，给的劳务费也多，但是，我只收了一天的工钱。”最后的一句话就像水滴落进了油锅，溅起无数油花，马上有人问：“一天的工钱是多少？”他满意地回答：“三百元，不少。”有人在算账：三百元，五千元的十六分之一也不到。他解释说：“那是中间人会讨价，事先我也不晓得树周边都是宝贝，也冇想到人家会給那么多，我只想要我分内的工钱。”有人嗓门粗：“多余的钱被谁拿去了？”有人调侃回应：“还有谁，中间人，不劳而获……”
我一直没插话，老王头或许是看懂了我的眼神，也或许是转移话题，“东家是问我的脚吧？要是不嫌耽搁工夫，我就拣重要地说一说。”
东边大山坳里有棵老梧桐树，一人抱不过，树身上长了蛮多疙瘩头。多说一句，那不是一般的疙瘩，个头大，形状怪，姑娘媳妇看了害怕。老树死了，没人敢去砍，东家找到了老王头，他不信邪，接了这单生意。砍树的过程蛮正常，树顺利地倒了，他暗暗高兴大功告成，没想到在收拾工具时摔了一跤，折断了骨头……讲到这里，他低下了头，声音小得像是说给自己听，他本该去武汉的大医院治疗的，可苦于没钱：一是自家的家境不好，女儿病了好多年，也诊了不少的钱，就是诊不好；二是他不愿意找主人家的麻烦，怪自己大意，自认倒霉，最终拖成了残疾……
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为的是不让泪水流出，免得大家说我脆弱。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情他，怨恨他，一齐涌来心头：“老王啊，你是过于忠厚，还是不够聪明？自己该得的不去争取，别人该赔的不去索要，还说不少，以得到分内就满足；你一介残疾之身，直面生活的困境，承担如此的委屈，还责怪自己大意，以不找别人麻烦而心安；你真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阿Q！”
我意识到失态，连忙走到他跟前，递上了一支香烟。老王头尽管不知道什么是阿Q，但明白了我的态度，一只手僵硬地接过香烟，默默地站在那里。
滚烫的油锅又一次噼噼啪啪炸开了，大家如梦初醒，有人说：“王师傅真有心，想到了窝里的小喜鹊。”有人说：“老王头是好人，椿树不能砍。”也有人遗憾：“这么多人，白忙活半天。”有人着急：“师傅们靠手艺赚钱，今天的工钱怎么算……”
老王头猛吸一口，随着喉头结的滚动，两个鼻孔冒出长长的青烟，板着脸对我说：“鹊鸟也是命，我今天宁愿白跑一趟。”
老王头的话掷地有声，给我以莫大的震撼。我是树的主人，我爱绿色，也爱生命，可是，这种爱没有融进血液和灵魂。不像老王头，既忠厚也聪明，不仅能够敏锐地观察事物，还能宽容他人，善待生命。正如大家所说，他是个大好人，他的脚不该瘸！
我没有丝毫犹豫，为了喜鹊窝的生命，今天，必须留下椿树。
妻子递上三张百元钞票：“王师傅，辛苦您了！”
责任编辑：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