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傲岸孤寂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也许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当今文化界评介和学术界言说的热点话题。窃以为在海内外文化人当中日渐升温的“陈寅恪热”，与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寻觅与重建显然有着某种同构和默契。面对社会的浮躁、喧嚣和无序，面对价值理念淡漠和道德伦理失范，一部分冷静沉稳的文化人，开始把视点投注到与“终极关怀”相关的命题上，思考起“塑造理想人格”和“重构人文精神”一类的严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三联书店出版广东学者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叙说一个文化大师道成肉身的悲怆历程和人生况味。
　　陈寅恪生于1890年，其祖父是光绪年间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陈三立（散原）作为近代著名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和吴保初并称清末“四大公子”。陈寅恪幼承家学，长而留学海外。1925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此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燕京大学执掌教席。1949年南下广东，先在岭南大学后在中山大学担任教授。1969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中忧愤抑郁而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描写的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在岭南的生活断面，这是一部非常成熟却又相当诱人的传记，作者用激情浓郁的笔调，对晚年陈寅恪的人生作了透彻明快的摹写和言说，给人一种不由自主地追寻大师的足迹，去做沉重而神圣的漫游的触动和感受。陈寅恪晚年的岁月是悲凉而凄寒的，他幽寂冷寥的身影，带给人们的是文化的力量和人性的震撼。“不生不死度残年，竟日沉沉寤寐间。夜半虫声忽惊觉，魂归何处瘴江边”，这是一段交织着为人与治学、政治与学术的痛苦历程；这是一段饱蘸凄怆与屈辱、苦寒与困厄的混沌轨迹。他盲目膑足，却写就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千古绝唱，他有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孤傲，却与很多普通人结下了生死之交，他毕生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之路，却总为世俗所役政治所累，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更是一位名垂华夏的文字泰斗……该书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对陈寅恪的人生状貌和精神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完整的了解。
　　历史老人是公正无私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最终要被还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本身也必将被剥去神秘的面纱，露出真实的面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作者从条分缕析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入手，再现了陈氏晚年的生存状态，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犹如打开一扇天窗，使读者看到了暗夜静穆的苍穹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斗。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学问精深和学识渊博方面能望陈寅恪项背者寥寥。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以史学闻名，但又绝不仅仅是个史家，他学贯中西，融汇今古，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有的成就，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用僻书，而是在人人能读、人人能解的平常典籍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即他常说的“发古人之覆”；他的这种本领达到了极高明的地步，如燃犀烛照，洞察幽微，为学者所折服。仅从史学角度看，陈寅恪是清代嘉乾学派的嫡系传人，是中国最后一位考据学大师。在风烛残年的最后二十载，陈寅恪用诗证史，挖掘小人物如柳如是、孟丽君的生活世界以叙史议史，臻于中国史学研究的高峰。三十年后风行至今、影响甚巨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传承和发扬，极大颠覆了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开启了新的史学研究气象。因此，评说陈氏的学术贡献殊其难矣。熔“史笔诗心”于一炉的《柳如是别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征引儒法道释、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多达六百余种以上，且是在他盲目膑足的衰年写成的，仅此一例，足见其博大精深、清严端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通过叙事记言述思，披露了陈寅恪晚年诸多文化细节，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窥见陈寅恪在岭南的著述风采和学术功德。从这本书中我们还知晓，陈寅恪生前已不仅仅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史学大家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名扬于世。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时，即断言“合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对陈哲三大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以上述三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学术成就和学界威望共同对陈寅恪钦敬有加绝非偶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陈寅恪的学术，恐怕只能用他形容王国维的话来形容才比较妥帖：“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毋庸置疑，陈寅恪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而更多的人把他看成是近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丰碑，这种精神虽发轫于“五四”时期的诸多开宗立派的硕学鸿儒，但将其作为一种终生恪守的信念却终止于1969年忧愤而死的一代大师陈寅恪。陈寅恪的博学和通识，孕育了他的历史文化情结。他对历数千载之演进而渐衰的传统文化，有一种至死不渝的眷恋。尽管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处于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寡欢沉郁的凄楚状况，但他仍以浓郁的文化情怀抗拒冷酷的现实，实际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经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他的文章著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意绪，充满着博大的传统情怀。在文化取向上，陈寅恪忧虑物本主义吞蚀人文主义，西方文化同化中华文化。1927年，他的忘年交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后，陈寅恪对王氏之死作了如下评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是这种人与文化“共命”的信念，使陈寅恪保持了超出穷则独善其身意义的人生操守，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消磨而不损蚀些许。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在追忆陈寅恪晚年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把陈寅恪的精神风范镌刻在中国历史的年表上。在这二十年间，现代一些与陈先生属同一时代的文史大师，已大多成了“不唱歌的夜莺”，正迈入清点“拓荒播种”所带来丰硕业绩的人生尾声时期，而陈先生则坚持其一贯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名山事业正进入高潮，生命正向“博大精深”处开掘，从而步入数千年来治史者渴求“赋予历史以灵魂”的幽深境界。正因如此，陈先生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成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而且生命再度迸发出的无限活力，使历史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文化”这一永恒的主题，个中蕴涵着未被人类深刻阐释的意义，将如一条绵亘的河流，不尽东流，让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大师思想的深奥和人格的超拔绝非局促而宵小的等闲之辈所能比拟。我们穷极一生，倘能沿着大师的脚迹，匆匆领略他们的精神风景，就是对他们的膜拜、钦敬和尊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着力褒扬陈寅恪的嘉行懿德，并力倡其如泰山乔木，淇园绿竹，穆穆常青，永裕后世。的确，陈氏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都贯穿着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有时是超越情感超越学术超越时代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默念平生固未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正因为陈寅恪不趋时不傲物，“不求闻达于诸侯”，他的著作才有卓尔不群的见识，才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陈先生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实超过许多哲学家。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常说，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人生是同样的人生，但同样的世界和人生对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境界”。陈先生的早年知己王国维先生对“境界”的理解可谓深矣，陈先生亦然。而陈先生在为王国维立的碑中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学者人生境界的一种深刻理解。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亦不能研究学术。这种境界贯穿了陈先生的一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更显得意义深远。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纯正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陈寅恪虽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学院门墙之外。徐葆耕先生在《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一文中，曾说陈寅恪“如一口深井，难测底蕴”。陈氏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入侵的《心史》，书稿装入铅匣，沉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比喻自己的著述，是意味深长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熔铸了坚定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但其思想意蕴却深藏在文字的“铅匣”中。十几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纸风行，在一定程度上使陈寅恪的声名和思想流布于民间，使陈寅恪的精神和操守传承于后人。
　　一部传记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依赖于这部作品是否表现为某种创作方法，而在于作品表现出来的创作方法具体形态的质的规定性。笔者曾读过多种陈寅恪先生传记，如钱文钟编著的《陈寅恪印象》、张杰和杨燕丽选编的《追忆陈寅恪》、叶绍荣著述的《陈寅恪家世》、吴定宇写就的《学人魂陈寅恪传》、汪荣祖撰写的《史家陈寅恪传》以及蒋天枢编辑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和刘以焕执笔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等，在这些陈寅恪先生的传记里，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却是最引人关注的一种。其原因表现在：第一，这本传记回避了对陈寅恪晚年著述的学术价值的评估，着重渲染其人生最后二十年的至性至情，这固然不能显现先生傲立学术江湖的价值，但对现实社会的知识分子亟需从被称为“学人魂”的陈寅恪身上获取一种新的人文道统则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这本传记与其说是史论结合的史学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传记，陆键东的叙述饱含情感，洋溢着才气，看得出他对人生、对历史、对个人与历史的关联都有很深的洞察。他很可能是个古龙的读者，那伴着警句出现的跳跃与满是感慨的议论，很有古龙的味道，也使全书生色不少，绝没有一般传记尤其是这种学者传记的平淡枯燥，倒平添一层跌宕起伏的戏剧色彩。作者着重阐发了陈寅恪的“潜德之幽光”的情怀，书中不少文句夸饰而煽情，琐碎平常的事情一经文学笔法点绘，俨然一部动人心扉的英雄传奇。所以，传记少了些含蓄厚重，多了些伤感矫饰。上述两点，虽然说是这本传记“不是最好”的证据，但却反映了当前畸变的社会心理，换言之这是时下读书界浮躁之气未除的表现，也是当前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领域人文精神孱弱的表征。辛弃疾在《采桑子》词中对两种写作境界做了形象的阐释，第一层境界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文学的境界，热烈伤感有余，含蓄质朴不足；第二层境界是“却道天凉好个秋”，深厚广博有余，率真清丽不足。这本著述系纯正的文学传记，属第一层境界，而所写传主又是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少年之春风春情写生命的晚熟金秋，我们仅仅看到秋风秋雨、红妆素裹的陈寅恪，未见一老树枯涩、独立天地间元气浑成的陈寅恪。但以陈的精魂之大，后人实难彰显其万一，所以易中天教授大发“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慨叹。作者陆键东先生有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去了解专制时代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钩沉发微，索引考证，将文学形象的陈寅恪再现于世，为当前精神领域提供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未刊档案，尤其是陈寅恪晚年所在的中山大学年复一年暗中搜集整理的“陈寅恪材料”、“陈寅恪近况”之类的动态报告，均为当年权力者掌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动向的依据。这本修订后的传记以秘籍档案和近年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作为创作的重要佐证，辟建了当代人物传记的一个新领域，使人获知长达几十年的历史竟有阴阳两界之分，如果单纯以公开披露的材料、文字等立传，不过是人物的阳界一面，而被鬼魅们操纵的阴界隐伏在昏暗中不见天日，“阳界”的许多现象终究得不到真实的逻辑的解释。以陈寅恪为例，假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些鬼魅行径终究是鬼魅行径，于先生也终究无损，先生寿终正寝之日，仍会像朱师辙那样，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下，知识分子几近宿命的悲剧因未能昭然幕启而呈现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但或许是更深刻的形式。让我感触至深的不单单是陈先生在外部环境和自身残疾的情况下，以其独到的学术造诣去创造学术佳作，而是这一历程中“人与文化”紧紧相连所洋溢着无比暖意的深情。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晚年经常吟诵的主题，也是自己晚年心境的真实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