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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图亚特王朝的宫廷在17世纪初的英国仍然是上层贵族趋之若鹜的权力分配中心，同时也是展示上流社会道德风尚的舞台，不幸的是，当时英国宫廷因财政拮据而大肆聚敛财富，其道德形象遭到严重毁损。国内外史学界过去注重对宫廷腐败行为的揭露，而忽视了对导致腐败行为的根源进行制度上的探究。宫廷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财政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并且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才是宫廷腐败的最重要根源。
关键词：英国；宫廷；财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92－03
在近代初期，宫廷在英国政治国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宫廷生活不仅仅是王室贵族的个人生活喜好，而且关乎社稷安危。所不幸的是，17世纪初的英国宫廷在时人看来，“散发着贿赂、嫉恨和腐败之气息”，斯图亚特朝的宫廷已经无法同伊丽莎白女王朝同日而语，其威信一落千丈，“宫廷”一词成为腐败的同义语。
过去我们在研究近代初期的英国社会和历史时，往往偏重对宫廷腐败行为的揭露，忽视了对滋生腐败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探究，我们曾片面强调宫廷贵族的贪婪、享乐本性以及奢侈糜烂的生活对宫廷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制度性缺陷在宫廷腐败行为中的责任。本文认为，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宫廷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上的缺陷使然，并且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才是宫廷腐败的最重要根源。腐败本身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宽泛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根源。
17世纪初，伦敦成为英国的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在伦敦西区出现了以宫廷为中心、以大贵族豪宅为卫星官邸的巨大消费社会，以往稀有的奢侈品如丝袜、花边领、威尼斯的玻璃、手表和四轮大马车此时在英国已随处可见，满足上流社会社交需要的专卖店出售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与宫廷贵族生活方式日趋奢华相对照的是。英国贫穷人口却普遍增加，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因此，以宫廷为首的上流社会的奢侈、摆阔和攀比之风激起世人的强烈不满。众多的知识分子对英国的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过度的繁荣将导致社会腐化甚至社会崩溃，“盛宴和奢华的服饰是社会病态的标志”，奢侈和摆阔则是英国鼎盛即将结束的先兆。他们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宫廷，因为宫廷作为上流社会风尚的中心，在此时却极尽搜刮之能事。这些知识分子把当时宫廷同古典文化中宣扬的荒淫无度、狂妄自大的罗马暴君尼禄、台比留、卡利古拉的统治相提并论，措辞激烈、讽刺宫廷奢侈腐败的小册子和文学作品风行英伦大地。那么导致宫廷横征暴敛等经济丑闻的制度性因素何在呢?
一
造成近代早期英国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在于财政税收体制的严重滞后。这种财政体制出现于14世纪，历经3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未作大的变革。到17世纪初，英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开支仍然由王室来承担，但王室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不堪日益增加的开支重负。
17世纪的英国，仍然盛行封建财政学和财政体制，王室政府的开支被看作是国王的个人事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开支由王室承担，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国王才可以在议会的同意下征税。
英国王室收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正常收入和特别收入。正常收入主要包括从国王土地、王室法庭、封建税比如监护税和批准专卖权中的所得以及关税收入。王室土地是政府的传统收入来源，但由于经营不善以及货币贬值，王室土地上的收入锐减，由16世纪30年代的200000镑下降到1619年的72000镑，到17世纪30年代，王室土地收入还不到10000镑。另外，国王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常常以封赐土地换取他们的忠诚，由此导致王室土地日益减少。尽管宫廷大臣索尔兹伯里为扭转这种局面曾一度提高王室土地租金(比如林肯郡的凯奇庄园的地租由每年的29镑提高到230镑)，以及增加监护法庭收入(王室法庭上的收入从1603年到1613年增加了91％)，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宫廷开支的需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窘迫的状况。1612年，索尔兹伯里去世时，国王的债务已达到500000镑，宫廷财政赤字达到160000镑。
特别收入指议会批准国王征收的税和各种形式的借款。议会批准的税收包括议会补助金、十五分之一税和十分之一税。这些税的税率主要由地方官掌握的土地和财产情况而定。由于负责估定税率的地方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利，因此在税率估定过程中，偷税、漏税等舞弊现象司空见惯，致使王室政府从议会批准的税收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议会补助金从伊丽莎白中期的130000镑下降到1621年时的70000镑，到1628年仅为55000镑。苏塞克斯的一位治安法官曾满腹怨言地说，“富人的税率常常被大大地低估”，在该郡，70个大乡绅平均交纳的议会补助金额由1540年代的6l镑下降到1620年代的14镑。特别收入还包括非经议会批准的税收。如国王依靠王权，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王国人民利益的名义征收的各种形式的借款等。比如查理征收的强制借款、恩税和船钱等等，但是未经议会批准的特别收入常常被谴责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从而被作为宫廷经济腐败行为而遭到抨击和抵制。
这样，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经历了近100年的通货膨胀后。宫廷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致使其实际价值大大下降，女王统治末期，王室年收入330000镑，是1510年的两倍，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了5倍多。在宫廷收入实际价值下降的同时，宫廷开支却因物价上涨而急剧膨胀。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每年的王室政府开支是300000镑，到1614年，詹姆士王室政府的开支迅速上升到522000镑。在和平时期，王室政府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政府开支，遇有战争，王室政府的财政窘境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战略物资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四年中，战争给宫廷财政带来的压力就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女王虽然在1593年得到三项议会补助金和六项十分之一税，1601年又得到四项补助金和八项十分之一税，同以前相比，议会拨款数额巨大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通货膨胀，议会补助金的实际价值明显下降。无法满足一百万镑的战争开支，女王被迫出售王室土地来筹措战款，结果她还是留下了至少400000镑的债务。
近代初期英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还在于，未能根据物价的上涨和王室政府的实际支出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以关税为例，《税收册》是交纳进口税的依据，它根据进口货物的价值制定税率，在通货膨胀时期，要保证关税的实际价值不变甚至有所提高，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关税税率。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税收册》从1558年后再也没有修订过。与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相比，英国国王在税收政策上的权力要有限得多。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在增加税收时，基本不受其它政治力量 的牵制，他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而在英国，王国的法律和习惯法阻止王室政府增加税目和提高税率的做法，比如都铎时期，君主征收过附加关税，但是国王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附加关税的权力始终没有确立下来。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财政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伊丽莎白女王在财政问题上的因循保守。最明显的是。与同期的欧洲大国相比，英国的税率几乎是最低的，但是女王却没有及时地进行改革，她对付政府开支上涨的策略不是提高税率，增加王室收入，而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这样就使王室政府财政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
二
面对财政困难，宫廷大臣曾经进行财政改革，既实施过传统的改革措施，也提出了激进的财政改革方案，但是这些都遭到了失败。
詹姆士入主英国后，宫廷便很快陷入财政困难，其表现是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3年宫廷债务是422000镑，到1606年迅速上涨到816000镑，1618年则上升为900000镑。君主和大臣认识到财政体制是造成宫廷财政窘迫的根源，为此，宫廷大臣曾采取了传统的财政改革措施，即开源节流，一方面削减宫廷开支，另一方面增加王室收入。
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经试图通过削减王室支出以解决王室财政窘境。但是，因贵族的激烈抵制，致使通过削减宫廷开支的办法很快就行不通了。宫廷贵族是国王恩赐的主要受益者，对贵族的提拔和赏赐是安邦治国之大计。尤其在17世纪初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詹姆士作为来自苏格兰的异国君主，为扩大统治的基础，在登上英国王位后，曾对来自苏格兰的旧部和英格兰的贵族进行慷慨赏赐，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坦言，“国王出手大方……每天都像过圣诞节”。詹姆士统治英格兰后的前三年，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镑的礼物，30000镑年金；到1610年，他每年赏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80000镑，比伊丽莎白女王每年的宫廷日常开支还多50000镑。随着赏赐的日益增加。宫廷财政赤字和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6－1610年，宫廷日常开支的赤字是334000镑，到1613年，宫廷债务达到500000镑。
国王慷慨赏赐之风不仅造成宫廷财政困难，而且还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约克主教赫顿在1604年10月10日致信塞西尔时，曾忧心忡忡地说，“臣民担心，陛下的慷慨赏赐会耗尽王国的财富，给王国带来灾难。”时任财政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力谏国王减少对贵族的赏赐，詹姆士于1608年签署《馈赠手册》，限制国王对贵族赏赐的礼物范围，除低级官僚和王室园林看管人等重犯被没收的财产可以赏赐之外，王室土地、关税、附加关税和专卖权则一律不在赏赐之列。索尔兹伯里死后，在减少王室支出方面进行积极尝试的宫廷大臣当数克兰菲尔德。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克兰菲尔德在宫廷财政改革中充分发挥商人出身的优势，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对宫廷存在的铺张浪费和中饱私囊现象进行抑制。他事必躬亲，深入到宫廷各部，堵塞财政漏洞。在1617年对宫廷购进的食品质量和数量的检查中，曾查处企图私吞132头牛和1248只羊的宫廷官员。他还对宫廷膳食进行改革，制止宫廷宴会中的摆阔现象，把以往廷宴后扔掉的鱼、酒瓶、水壶等卖掉，从而增加了宫廷收入。克兰菲尔德的改革初见成效。1616年到1622年间。王室开支减少了22％。他还对侍寝部进行改革，裁减闲散冗官，并实行了新的账目制度。1619年，他重新颁布《赏赐手册》，限制国王赏赐年金的数额，并于1621年奏请国王立即停止年金发放，同时规定所有的专卖权必须经过国王本人审查才能生效，翌年，詹姆士承诺，未经王室司库和大法官的允许，不准把土地、年金和补助金等等赏赐给大臣。克兰菲尔德限制国王赏赐的做法，损害了贵族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贵族的记恨和排挤。改革最终归于失败。1621－1624年，宫廷仅在年金上的开支就增加了22％。
以往，开掘财源、增加王室收入也是解决王室财政问题的传统办法，但同减少王室开支一样，这也遇到了巨大困难。由于王室收入的锐减和长期的财政赤字，某些宫廷贵族得不到国王赏赐的年金，但是贵族是君主制的主要社会基础，为赢得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把宫廷的一些经济特权转让给他们，这些经济特权包括承包王室土地税和关税、享有出口免税权、低价购买骑士土地的监护权和专卖权。其中获利较大的经济特权就是承包关税。在17世纪初期，一些宫廷显宦从国王那里获得承包某项进出口商品的关税权，比如塞西尔获得征收进出口丝、缎关税的权利，此后又把这种权利以每年1333镑的价钱转让给一个商人财团，1612年，他把承包额提高到7000镑，从中得到巨大利益。另外，一些没有获得关税权的廷臣也以其它方式享有某些经济特权，比如在1604－1605年，菲利普、蒙哥马利伯爵、詹姆士·海、阿盖尔伯爵获得向外国毛料商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贵族从经济特权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以牺牲国王的收入为代价的，宫廷每年损失8602镑。
从以上可以看出，传统的解决宫廷财政困难的办法收效甚微。传统的财政改革的失败表明，只有突破封建财政学的观念和财政体制的桎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问题。但不幸的是，宫廷的经济腐败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堕落的宫廷形象，损害了王室的道德形象，因而彻底改革中世纪财政体制的计划遭到以乡绅为主体的下院的抵制，下院议员西摩在1625年议会中慷慨陈词，“议会给国王的补助金，连同特权收入、恩税和专卖权所得，其数额是巨大的，但不幸的是这一大笔钱都装进了个别人的腰包。”索尔兹伯里的财政改革计划是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最激进的一次财政改革，这次改革的失败使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财政体制错过了进行改革的最好时机。
三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宫廷财政窘境的根源，财政困难是迫使宫廷寻求增加宫廷收入的一切可能手段，从而引发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最根本因素。詹姆士曾经不顾议会中乡绅和商人的激烈反对而对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附加关税仅在1608年就给国王带来70000镑的收入，到1621年，关税收入是王室土地收入的3倍。专卖权也被宫廷视为增加收入的捷径。宫廷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权进行抛售。从而使部分贵族得到专卖权，从而获得了对新兴工业的控制权。比如1612年，索尔兹伯里伯爵每年从对银工业的专卖权中获得7000镑，萨克福伯爵从葡萄酒的专卖权中获得5000镑，北安普顿伯爵从淀粉专卖权中获得4500镑。出售爵位也成为增加宫廷财富的重要渠道被开掘。詹姆士将骑士爵秩标价出售，及至1615年，各类爵位尤其是新设的从男爵爵位都被成批地抛入市场。从卖官鬻爵中获利最多的自然是宠臣白金汉公爵。据劳伦斯-斯通估算，从1605－1629年间斯图亚特王朝及以白金汉公爵为代表的朝臣们从出售爵秩中共获得了620000英镑的收益。
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宫廷的经济行为与当时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清教节俭的思想发生了碰撞，聚集在维斯敏斯特宫的乡绅议员，由于其政务活动主要局限在地方，对王室政府财政的收支和管理情况不甚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宫廷的奢华生活，以及宫廷开支的直线上升，加之人文主义者对宫廷腐败的渲染，这样财政体制上的问题被掩盖了，把宫廷经济腐败的责任推到宫廷生活的奢侈和浪费上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通过对17世纪初英国宫廷腐败根源的追溯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要根除宫廷腐败，根本变革宫廷财政体制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结论对于世界各国的反腐对策也有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英国；宫廷；财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92－03
在近代初期，宫廷在英国政治国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宫廷生活不仅仅是王室贵族的个人生活喜好，而且关乎社稷安危。所不幸的是，17世纪初的英国宫廷在时人看来，“散发着贿赂、嫉恨和腐败之气息”，斯图亚特朝的宫廷已经无法同伊丽莎白女王朝同日而语，其威信一落千丈，“宫廷”一词成为腐败的同义语。
过去我们在研究近代初期的英国社会和历史时，往往偏重对宫廷腐败行为的揭露，忽视了对滋生腐败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探究，我们曾片面强调宫廷贵族的贪婪、享乐本性以及奢侈糜烂的生活对宫廷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制度性缺陷在宫廷腐败行为中的责任。本文认为，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宫廷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上的缺陷使然，并且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才是宫廷腐败的最重要根源。腐败本身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宽泛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根源。
17世纪初，伦敦成为英国的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在伦敦西区出现了以宫廷为中心、以大贵族豪宅为卫星官邸的巨大消费社会，以往稀有的奢侈品如丝袜、花边领、威尼斯的玻璃、手表和四轮大马车此时在英国已随处可见，满足上流社会社交需要的专卖店出售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与宫廷贵族生活方式日趋奢华相对照的是。英国贫穷人口却普遍增加，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因此，以宫廷为首的上流社会的奢侈、摆阔和攀比之风激起世人的强烈不满。众多的知识分子对英国的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过度的繁荣将导致社会腐化甚至社会崩溃，“盛宴和奢华的服饰是社会病态的标志”，奢侈和摆阔则是英国鼎盛即将结束的先兆。他们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宫廷，因为宫廷作为上流社会风尚的中心，在此时却极尽搜刮之能事。这些知识分子把当时宫廷同古典文化中宣扬的荒淫无度、狂妄自大的罗马暴君尼禄、台比留、卡利古拉的统治相提并论，措辞激烈、讽刺宫廷奢侈腐败的小册子和文学作品风行英伦大地。那么导致宫廷横征暴敛等经济丑闻的制度性因素何在呢?
一
造成近代早期英国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在于财政税收体制的严重滞后。这种财政体制出现于14世纪，历经3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未作大的变革。到17世纪初，英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开支仍然由王室来承担，但王室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不堪日益增加的开支重负。
17世纪的英国，仍然盛行封建财政学和财政体制，王室政府的开支被看作是国王的个人事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开支由王室承担，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国王才可以在议会的同意下征税。
英国王室收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正常收入和特别收入。正常收入主要包括从国王土地、王室法庭、封建税比如监护税和批准专卖权中的所得以及关税收入。王室土地是政府的传统收入来源，但由于经营不善以及货币贬值，王室土地上的收入锐减，由16世纪30年代的200000镑下降到1619年的72000镑，到17世纪30年代，王室土地收入还不到10000镑。另外，国王为了赢得贵族的支持，常常以封赐土地换取他们的忠诚，由此导致王室土地日益减少。尽管宫廷大臣索尔兹伯里为扭转这种局面曾一度提高王室土地租金(比如林肯郡的凯奇庄园的地租由每年的29镑提高到230镑)，以及增加监护法庭收入(王室法庭上的收入从1603年到1613年增加了91％)，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宫廷开支的需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窘迫的状况。1612年，索尔兹伯里去世时，国王的债务已达到500000镑，宫廷财政赤字达到160000镑。
特别收入指议会批准国王征收的税和各种形式的借款。议会批准的税收包括议会补助金、十五分之一税和十分之一税。这些税的税率主要由地方官掌握的土地和财产情况而定。由于负责估定税率的地方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利，因此在税率估定过程中，偷税、漏税等舞弊现象司空见惯，致使王室政府从议会批准的税收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议会补助金从伊丽莎白中期的130000镑下降到1621年时的70000镑，到1628年仅为55000镑。苏塞克斯的一位治安法官曾满腹怨言地说，“富人的税率常常被大大地低估”，在该郡，70个大乡绅平均交纳的议会补助金额由1540年代的6l镑下降到1620年代的14镑。特别收入还包括非经议会批准的税收。如国王依靠王权，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王国人民利益的名义征收的各种形式的借款等。比如查理征收的强制借款、恩税和船钱等等，但是未经议会批准的特别收入常常被谴责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从而被作为宫廷经济腐败行为而遭到抨击和抵制。
这样，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经历了近100年的通货膨胀后。宫廷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致使其实际价值大大下降，女王统治末期，王室年收入330000镑，是1510年的两倍，而同期物价却上涨了5倍多。在宫廷收入实际价值下降的同时，宫廷开支却因物价上涨而急剧膨胀。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每年的王室政府开支是300000镑，到1614年，詹姆士王室政府的开支迅速上升到522000镑。在和平时期，王室政府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正常的政府开支，遇有战争，王室政府的财政窘境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战略物资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四年中，战争给宫廷财政带来的压力就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了。女王虽然在1593年得到三项议会补助金和六项十分之一税，1601年又得到四项补助金和八项十分之一税，同以前相比，议会拨款数额巨大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通货膨胀，议会补助金的实际价值明显下降。无法满足一百万镑的战争开支，女王被迫出售王室土地来筹措战款，结果她还是留下了至少400000镑的债务。
近代初期英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还在于，未能根据物价的上涨和王室政府的实际支出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以关税为例，《税收册》是交纳进口税的依据，它根据进口货物的价值制定税率，在通货膨胀时期，要保证关税的实际价值不变甚至有所提高，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关税税率。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税收册》从1558年后再也没有修订过。与同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相比，英国国王在税收政策上的权力要有限得多。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在增加税收时，基本不受其它政治力量 的牵制，他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需要调整税收政策。而在英国，王国的法律和习惯法阻止王室政府增加税目和提高税率的做法，比如都铎时期，君主征收过附加关税，但是国王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附加关税的权力始终没有确立下来。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财政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伊丽莎白女王在财政问题上的因循保守。最明显的是。与同期的欧洲大国相比，英国的税率几乎是最低的，但是女王却没有及时地进行改革，她对付政府开支上涨的策略不是提高税率，增加王室收入，而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这样就使王室政府财政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致积重难返。
二
面对财政困难，宫廷大臣曾经进行财政改革，既实施过传统的改革措施，也提出了激进的财政改革方案，但是这些都遭到了失败。
詹姆士入主英国后，宫廷便很快陷入财政困难，其表现是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3年宫廷债务是422000镑，到1606年迅速上涨到816000镑，1618年则上升为900000镑。君主和大臣认识到财政体制是造成宫廷财政窘迫的根源，为此，宫廷大臣曾采取了传统的财政改革措施，即开源节流，一方面削减宫廷开支，另一方面增加王室收入。
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经试图通过削减王室支出以解决王室财政窘境。但是，因贵族的激烈抵制，致使通过削减宫廷开支的办法很快就行不通了。宫廷贵族是国王恩赐的主要受益者，对贵族的提拔和赏赐是安邦治国之大计。尤其在17世纪初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詹姆士作为来自苏格兰的异国君主，为扩大统治的基础，在登上英国王位后，曾对来自苏格兰的旧部和英格兰的贵族进行慷慨赏赐，财政大臣索尔兹伯里曾坦言，“国王出手大方……每天都像过圣诞节”。詹姆士统治英格兰后的前三年，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镑的礼物，30000镑年金；到1610年，他每年赏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80000镑，比伊丽莎白女王每年的宫廷日常开支还多50000镑。随着赏赐的日益增加。宫廷财政赤字和宫廷债务直线上升，1606－1610年，宫廷日常开支的赤字是334000镑，到1613年，宫廷债务达到500000镑。
国王慷慨赏赐之风不仅造成宫廷财政困难，而且还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约克主教赫顿在1604年10月10日致信塞西尔时，曾忧心忡忡地说，“臣民担心，陛下的慷慨赏赐会耗尽王国的财富，给王国带来灾难。”时任财政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力谏国王减少对贵族的赏赐，詹姆士于1608年签署《馈赠手册》，限制国王对贵族赏赐的礼物范围，除低级官僚和王室园林看管人等重犯被没收的财产可以赏赐之外，王室土地、关税、附加关税和专卖权则一律不在赏赐之列。索尔兹伯里死后，在减少王室支出方面进行积极尝试的宫廷大臣当数克兰菲尔德。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克兰菲尔德在宫廷财政改革中充分发挥商人出身的优势，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对宫廷存在的铺张浪费和中饱私囊现象进行抑制。他事必躬亲，深入到宫廷各部，堵塞财政漏洞。在1617年对宫廷购进的食品质量和数量的检查中，曾查处企图私吞132头牛和1248只羊的宫廷官员。他还对宫廷膳食进行改革，制止宫廷宴会中的摆阔现象，把以往廷宴后扔掉的鱼、酒瓶、水壶等卖掉，从而增加了宫廷收入。克兰菲尔德的改革初见成效。1616年到1622年间。王室开支减少了22％。他还对侍寝部进行改革，裁减闲散冗官，并实行了新的账目制度。1619年，他重新颁布《赏赐手册》，限制国王赏赐年金的数额，并于1621年奏请国王立即停止年金发放，同时规定所有的专卖权必须经过国王本人审查才能生效，翌年，詹姆士承诺，未经王室司库和大法官的允许，不准把土地、年金和补助金等等赏赐给大臣。克兰菲尔德限制国王赏赐的做法，损害了贵族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贵族的记恨和排挤。改革最终归于失败。1621－1624年，宫廷仅在年金上的开支就增加了22％。
以往，开掘财源、增加王室收入也是解决王室财政问题的传统办法，但同减少王室开支一样，这也遇到了巨大困难。由于王室收入的锐减和长期的财政赤字，某些宫廷贵族得不到国王赏赐的年金，但是贵族是君主制的主要社会基础，为赢得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把宫廷的一些经济特权转让给他们，这些经济特权包括承包王室土地税和关税、享有出口免税权、低价购买骑士土地的监护权和专卖权。其中获利较大的经济特权就是承包关税。在17世纪初期，一些宫廷显宦从国王那里获得承包某项进出口商品的关税权，比如塞西尔获得征收进出口丝、缎关税的权利，此后又把这种权利以每年1333镑的价钱转让给一个商人财团，1612年，他把承包额提高到7000镑，从中得到巨大利益。另外，一些没有获得关税权的廷臣也以其它方式享有某些经济特权，比如在1604－1605年，菲利普、蒙哥马利伯爵、詹姆士·海、阿盖尔伯爵获得向外国毛料商征收进出口关税的权利。贵族从经济特权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以牺牲国王的收入为代价的，宫廷每年损失8602镑。
从以上可以看出，传统的解决宫廷财政困难的办法收效甚微。传统的财政改革的失败表明，只有突破封建财政学的观念和财政体制的桎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廷财政问题。但不幸的是，宫廷的经济腐败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堕落的宫廷形象，损害了王室的道德形象，因而彻底改革中世纪财政体制的计划遭到以乡绅为主体的下院的抵制，下院议员西摩在1625年议会中慷慨陈词，“议会给国王的补助金，连同特权收入、恩税和专卖权所得，其数额是巨大的，但不幸的是这一大笔钱都装进了个别人的腰包。”索尔兹伯里的财政改革计划是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最激进的一次财政改革，这次改革的失败使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财政体制错过了进行改革的最好时机。
三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宫廷财政窘境的根源，财政困难是迫使宫廷寻求增加宫廷收入的一切可能手段，从而引发宫廷经济腐败行为的最根本因素。詹姆士曾经不顾议会中乡绅和商人的激烈反对而对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附加关税仅在1608年就给国王带来70000镑的收入，到1621年，关税收入是王室土地收入的3倍。专卖权也被宫廷视为增加收入的捷径。宫廷把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权进行抛售。从而使部分贵族得到专卖权，从而获得了对新兴工业的控制权。比如1612年，索尔兹伯里伯爵每年从对银工业的专卖权中获得7000镑，萨克福伯爵从葡萄酒的专卖权中获得5000镑，北安普顿伯爵从淀粉专卖权中获得4500镑。出售爵位也成为增加宫廷财富的重要渠道被开掘。詹姆士将骑士爵秩标价出售，及至1615年，各类爵位尤其是新设的从男爵爵位都被成批地抛入市场。从卖官鬻爵中获利最多的自然是宠臣白金汉公爵。据劳伦斯-斯通估算，从1605－1629年间斯图亚特王朝及以白金汉公爵为代表的朝臣们从出售爵秩中共获得了620000英镑的收益。
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宫廷的经济行为与当时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清教节俭的思想发生了碰撞，聚集在维斯敏斯特宫的乡绅议员，由于其政务活动主要局限在地方，对王室政府财政的收支和管理情况不甚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宫廷的奢华生活，以及宫廷开支的直线上升，加之人文主义者对宫廷腐败的渲染，这样财政体制上的问题被掩盖了，把宫廷经济腐败的责任推到宫廷生活的奢侈和浪费上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通过对17世纪初英国宫廷腐败根源的追溯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要根除宫廷腐败，根本变革宫廷财政体制是唯一的选择。这个结论对于世界各国的反腐对策也有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