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激赞“红薯之父”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唱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这出戏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比红薯引入中国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辞官者即使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要知道，如果没有福州人陈振龙（约1543—1619年），可能谁也卖不成红薯——中国文联原主席郭沫若先生对此就深有感触。
　　郭先生曾有一首《满江红》的大作，就是“为红苕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而作”的，词曰：
　　我爱红苕
　　小时候
　　曾充粮食
　　明代末
　　来由吕宋
　　传入中国
　　三七零年一转瞬
　　十多亿石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
　　超粟稷
　　原产地
　　南美北
　　输入者
　　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
　　挟入藤篮试秘航
　　归来闽海勤耕织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从郭先生写这首词的时间（1962年）反推三百七十年，可知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红薯引入中国的时间约为1593年（明代万历二十一年）。那么，郭先生是如何准确判断这一时间的呢？
　　原来，1962年冬，郭先生在福建时，曾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与世人熟知的《王阳明传习录》之类的写大师“成功学”的书不同，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而且据说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本存世，是世上唯一的孤本。
　　当年，郭先生亲手翻开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印的《金薯传习录》，通过那些已然泛黄薄脆的纸页字行，确切地查找到：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繁衍，其传遂广”。
　　这一有关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让郭先生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而作》这首词作。以“红苕”（即红薯）为主角来创作诗词，写下这么一首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时代词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儿时记忆源自“华侨”

　　郭词开头两句颇为生动。“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这样的句子，写出了几乎所有1970年之前（含七○后）出生的国人群体的儿时记忆。只要一读到这两句，一幅带着听觉和触觉的画面即刻闪现眼前：一只泥浆稀糊的手，攥着一个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张口咔嚓咬下一块，脸颊两边的太阳穴同时发生震动，腮帮上的嚼肌都不禁颤了一下。
　　这种遍布中国乡村大小田地的天然食物，谁也没去想，原产地居然不在中国。郭沫若先说：“原产地，南美北”，接着又说，“输入者，华侨力”。后来查资料得知，红薯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秘鲁。而这个“华侨”就是福州人陈振龙。

“隆庆开海”成就“中国梦”

　　明、清两代，“海禁”颇为严格。闭关锁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自守，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格。“华侨”陈振龙又怎么千里迢迢把“红薯”从菲律宾引入中国的呢？“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任何时代、任何区域都适用的座右铭，陈振龙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大机遇——“隆庆开海”。
　　须知，明代自嘉靖“倭乱”发生后，帝国朝野曾发生过一场“海禁”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但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盗”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海盗”。这样做的实质，就是用开放来促进经济文化繁荣，而从根本上解决民不聊生、只能做贼盗的恶性循环。
　　其中，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这一奏章大意是说，沿海各国都特别需要中国的商品（诸如丝帛等特产），“海禁”愈严，这些商品的价格就愈高;价格愈高，走私活动就愈多;而走私被查处得愈厉害，那么就只能滋生愈多“海盗”了。用疏导而不是闭塞的办法开放“海禁”，化盗为商，进而以商富民，以富民求强国之道——从根治“海盗”到富民强国，成为当朝官员的共识。1567年2月4日，明穆宗即位，改元“隆庆”，奏议得到批准，开放海港，进出口贸易得以实现，史称“隆庆开海”。
　　其时，半数以上的福建人，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为“华侨”，陈振龙就是这批“华侨”中的一员。其实，在“隆庆开海”之前，陈氏早就是“华侨”了，只不过是属于海上缉私队要抓捕的那种非法“华侨”。
　　原来，早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十一岁的陈振龙就弃儒经商，从福州台江乘船偷渡至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经常往返于吕宋与福州之间。那时没有合法的“行货”可卖，只能悄悄地做些“水货”生意。三年后，“隆庆开海”的历史机遇使他摇身一变，成为合法“华侨”，他便扑下身子，面朝星辰大海，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原本下南洋淘金的陈振龙，却在菲律宾被一种神奇的植物——红薯所吸引。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所撰《金薯传习录》中写道，当“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陈振龙立刻意识到如果将这种经济作物引入国内，将是一本万利的大商机。说干就干，陈振龙着手准备把红薯带回中国了。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当了三十年华侨的陈振龙已经五十岁了，仍然在为引种红薯的事犯愁。像菲律宾这样的海滨小国，红薯这种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國宝一样的东西，是绝不外传也禁止出口的。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都没能成功。 　　据说，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篮，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也被查了出来，这一次除了罚款还差一点坐牢。郭沫若先生所谓“挟入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织”之句，即是描述陈振龙的这次历险。在1593年5月，陈振龙终于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吊在船舷下，经七昼夜一路漂回福州。

从“番薯”到“土人参”

　　1593年，陈振龙沿着“一带一路”，一路艰险地带着薯种与梦想归来的这一年，福建全省正遭到一次“旱魃为虐，野草无青”的大旱灾，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献上《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敬陈种树薯利益，并呈法则以济民切”。金学曾称赞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批示：“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
　　陳振龙父子就在福州的房屋后门纱帽池边隙地试栽，过了四个月，启土开掘，番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同充饥，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就这样，菲律宾的国宝——红薯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当时的福州很快成了充饥的代粮之物。当时，明政府将这种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为“番薯”;又因为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倡议推广，为纪念金氏首倡力行之功，当地人又称之为“金薯”。
　　根据《金薯传习录》的记载，儿时的乡村记忆也告诉我们：红薯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在登陆福州之后，它迅即成为晚明时代那个人口庞巨、机制古老的大帝国的代粮之物，养活了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无数子民。
　　到了清代，红薯由福建传入了京城，还一度成为“御膳”专用食材，改名为“白薯”。更有民间传说，白薯被乾隆皇帝赐名为“土人参”，还治好了皇帝晚年顽疾“便秘”，因之身价陡增。
　　据《北京种植业志》记载：“清代雍正八年（1730），福建海关官吏将白薯呈送进京，只在圆明园内栽种，作为皇室御用品，未能推广。清乾隆十四年（1749），新任直隶总督方观承将白薯传至直隶等地。乾隆二十二年，陈云、陈树（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的儿子）两兄弟将白薯引到朝阳门至通州一带种植。由于味甘美、产量高，其茎蔓又是家畜的好饲料，因而逐步扩大种植，一度成为北京地区重要粮食作物。”而《北京农业史话》则称：“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福建海关监督谆泰恭进番薯（白薯）六桶。乾隆二十二年（1757），陈氏兄弟邀同乡农友将白薯由胶州运种到京师农郊，传授耕农种植、藏藤诸法。三兄弟所到之处，白薯繁植，百姓无不受益而称颂不已。”
　　据这些史料记载可知，“白薯”传入北京地区，正值”康乾盛世”之际。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正是因红薯由东南沿海而至京畿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大面积栽种，为“康乾盛世”的人口与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薯居功至伟，成为盛世中国的基石。

红薯传入中国，促成人口大国

　　至清代道光年间，福州乌山建成“先薯祠”，纪念陈振龙父子与金学曾引种红薯、拯救灾民的功德。民国时，改祠为亭，称“先薯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2007年又再次修缮，于亭侧立石刻《先薯亭记》，郑重记述了这一段重要历史。亭前悬有一副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应当说，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视作与妈祖、神农一般的盖世神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无上的尊崇。可不要以为，这样的评价与尊崇，只是福建本地人感恩戴德的追怀先贤而已，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是造福于整个中国，乃至对国际格局都有着重要影响的。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曾于1961年专门写了一篇《略谈番薯和薯蓣》，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明确指出了“红薯”自陈振龙引入中国之后对国际民生之影响。文章最后总结道：“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由这一角度来看，考证番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
　　简而言之，没有红薯的贱养代粮之功，中国就难以成为亿民之众的泱泱大国。
　　另一方面，四百多年前的中国国内，在陈振龙为中国人带回红薯之前，做官才是最好的谋生手段，因为那时回家卖不成红薯也吃不到红薯。
　　等到郑板桥回家卖红薯时，红薯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快消品，生吃熟烤的红薯已经占有上亿人口的市场份额了。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北地区都还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红薯栽种与副食品加工，1945年的《华北新报》仍在刊登《华北主要副食品甘薯，营养极富易于栽培》的宣传文章，为民众传授相关知识，以官方为主导来推进全民种食红薯的普及度。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栽种与食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口从四亿增长至八亿。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代粮“重器”——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
　　如今，红薯被精加工成薯粉、薯糖、薯饼等，早已不再是代粮之物，更多地成为十四亿中国人改换口味的休闲食品。
　　附注：红薯入华曾走过三条“国际路线”
　　红薯，在不同地区又名红苕、番薯、金薯、甘薯、朱薯、白薯、地瓜等，其野生种群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红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红薯传至吕宋（今菲律宾），葡萄牙水手则将红薯传至交趾（今越南）。红薯传入亚洲之后再传入中国，是通过多条路线的。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十六世纪末叶，包括陈振龙一线，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途径：
　　一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再传入中国云南;
　　二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越南，广东东莞人陈益或吴川人林怀兰将之再传入中国广东;
　　三是西班牙人从美洲传到菲律宾，福州长乐人陈振龙将之再传入中国福建。
　　据考，云南、广东、福建这三线的传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是齐头并进的。只是陈振龙一线的传入，史料记载更为明确翔实，且经过后世研究者多次考证评述，知名度与影响力也因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