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两个毛病
　　中国的经学真正害死人。我小的时候，有一位经学家时时为我讲解经书，常常为一个字，引经据典讲两个钟头。他把从前各家对于这一个字的解释一句一句地背将出来，甚至连这些经学家的名字都说得一点不错，却是对于我一点也不发生好影响。他两钟头口讲指画地累得要死，我却不耐烦地告诉他，即使先生所背的这些经解都不错，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后来，大约我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又想在经学上用一番工夫，但我翻了翻经学的注解，为了《诗经》上的“采采卷耳”四个字足足地写了三本书，他们这些注疏都是在书本上兜圈子，在字眼儿上打滚，不看还可以，看了反把人弄得头昏眼花。所以我把研究经学注疏的念头断了。
　　中国人受经学的毒着实是很深的。经学完全是空虚的形式。大家中了空虚形式的毒，其流之极，便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冬烘头脑，一个是欺饰心理。
　　中国的小说
　　中国的小说有一种共同的毛病，不知道小说的叙述只是截取人生之历程或社会某部之一断面来描写，使读者于这一精彩的断面，可以窥得人生社会的轮廓。因此，它们一开始总是千篇一律地要从书中所叙的主要角色的“三皇五帝”说起，弄得人莫名其妙。还有一种大毛病，就是小说家们到了书中的关节无法转变时，就如同打了结解不开，便用神仙来救一下急，虽好的小说如《红楼楼》《水浒传》《儒林外史》《西厢记》等等，都不能免。这便是第二种大毛病。
　　中国文字的短处
　　中国文字，至少是以前的中国文字，实在有许多缺点，而在篇章的结构上，更其不好。譬如苏东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数的杰构，但他们都是有头有尾，述而不作，论而不断，弄得一篇煌煌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数行颂圣的文字了事。我想，这并不只是中国文人的过处，而是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之腐败的环境限制了它。
　　李杜是模范
　　说也奇怪，左氏与司马迁之文、李杜之诗，真是百读不厌。李太白的天马行空的天才，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他的诗却不能学，我们亦不宜教后生去学他。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而他的性格与李不同，他处处要积极救世救国，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也是无美不备，细腻处真是“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意境高妙处，却又是“想入非非”。我们虽然学不到它，其实更不必死板地模仿它，然而它确实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极好的模范。不过杜诗虽是千古不朽之作，而他的赋却一无可取。于此已可窥见文学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密切的关系。
　　韩文天真为妙
　　唐代诗人以李、杜为之最，而文章多称韩愈。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顾亭林（顾炎武）曾说，假使韩文公仅作《原道》等等几篇文字，便无瑕疵可寻，实则此言大谬。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实在是一篇好文章。至于《原道》诸篇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实在不成东西。后人之所以称道他的，全是儒家守旧的见解，不足为训。《祭十二郎文》的好处，就在它完全出于天真，不是矫揉造作的。这其间也透露出文学上的必要条件。
　　（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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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相伯横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经历或参与过晚清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他青年时曾亲见忠王李秀成在教堂祈祷，他又在李鸿章手下办洋务，任驻朝政府赞仪、驻日公使参赞、神户领事。也曾出任南京都督府外交司司长、代理都督、中华民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特殊经历为他的著述提供了丰富内容。
　　1935年10月5日至12月21日，记者王瑞霖在上海采访了97岁高龄的马相伯，先后分60余次，共为67篇。文章保留了老人口述的语气，轻松自然，庄谐杂出，并且每篇都记下了口述的日期，以示郑重。随后，这部作品以《一日一谈》为题，连续刊发于天津《益世报》。1936年初由上海复兴书局出版了《一日一谈》单行本。与马相伯的《致知浅说》《拉丁文通》《五十年之世界宗教》《马相伯先生文集》等学术著作相比，这组随笔短论显得很突出，是臧否人物，记录历史，研究作者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