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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段话常常被大家拿来说明作家创作才能的特殊之处。专业背景与作家的成长问题一直被大家讨论。这些年来，就“大学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这个话题，文化界争议也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大学中文系培养文学工作者，而不是作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中文系过分注重学院派知识养成，造成文学教育与实践的脱节，以至于大学中文教育越来越萎缩，和社会也越来越隔阂。
对于这些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也不会完全不同意。我身在大学学院体制，深知其中甘苦，而作为一个“不甘寂寞”的大学教师，我也在业余进行文学创作，知道搞学问的人搞创作自有利弊。目前的中文教育受到理工科思维影响，的确存在过分追求量化和学院话语的问题。很多学中文的人博士都毕业了，弄了一肚子半生不熟的理论术语，最基本的文学鉴赏能力却很差，甚至作品阅读面都非常狭窄。学院化最大的问题是太多条条框框，专业之间壁垒森严，利益链非常清晰，不要说跨界创作，就是在“大学科范畴”内部流动都存在尴尬情况。笔者就认识一位长江学者级历史专业学者。他是搞宋史的，因为对唐史发生了兴趣，写了几篇唐代研究文章，就被别人指责为“撬行”。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哪有那么多腐臭规矩？这种“学院化”深入骨髓之后，就会造成一种“学者病”，即轻视文本，轻视创作，注重研究，特别是注重古典化研究方式。很多象牙塔的中文学者都变成了“坐井观天”的蛤蟆，出了自己狭窄的研究领域，几乎丧失了大研究视野，更丧失了对鲜活的社会现实的感受力和判断力。
就此而言，中文教育的现状令人担忧。不是说中文教育就应该培养作家，而是说，中文教育应该在一个更宽泛的视野之内，对“作家的养成”起到良好促进作用。中文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专业领域性和学科性，导致狭窄的利益化和趣味化，而应当做好通识教育工作。笔者曾在大学开设一门校际公选课，专门讲当代诗歌鉴赏。令我惊讶的是，每次前排都坐着五位青年学子，态度认真，学习热情很高，仔细一问，竟都是隔壁山大医学院的本科生，两个临床专业，两个血液专业，还有一个呼吸系统专业。他们在网上看到选课内容，完全凭着兴趣过来听课，没有任何拿学分的功利目的。还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就是去年参加茅盾文学奖新人奖颁奖典礼。在网络文学新人奖颁奖会上，我认真考察了一下，真正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几乎没有，大部分成功的网络作家专业都是五花八门，有财会、建筑、医学、机械等。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目前体制下，中文专业在作家养成方面的缺陷。
但是，另一个方面讲，也不是学问搞得好，就能搞好创作。钱钟书算是学问和小说都好的通才，但一生最反对宋人的“学人诗”。这种“学人诗”就是“知识的傲慢”之后产生的文学创作幻觉，认为自己学识丰富，就一定能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结果处处掉书袋，酸腐不堪，令人昏昏欲睡。文学家的培养和专业素养有关，也与作家自身养成训练有关。这种养成训练，大部分作家依靠自修和艰苦自悟。有时候，文学知识太多，反而容易形成“文学范儿”，钻入既定文学框架，限制了文学创造性。要知道，文学创作是最“喜新厌旧”的行业之一，与学问的积累研习不同，文学创作更讲究推陈出新。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被一座座文学高峰遮蔽，徒然剩下“文学范儿”，学着林黛玉去后院看衰败的海棠，烧几页残稿，或学着张爱玲的范儿，设计几件大氅披风，烫钢丝头，抽几支细烟，戴上大墨镜，看人只是面瘫式的冷漠无感。“作家范儿”很足了，但作品怎么样，就不知道了。记得读博士的时候，宿舍隔壁的理科生最喜欢打趣学中文的女生相亲，都是“左胳膊夹着《红楼梦》，右胳膊夹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动不动嘴里就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类格言警句.......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家的成长和他从事的职业关系不大。朱文在东南大学的专业是自动化，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果树嫁接，张洁在人民大学学习会计专业，王小波毕业于人民大学商品专业，刘庆邦在煤矿工作多年，阿乙干过多年警察，冯唐博士毕业于北京协和的妇科肿瘤专业，刘慈欣是工程师，郝景芳则跨天体物理与金融两个专业。这些人最后都变成了很不错的作家。但是，这样判断也许过于武断。我更倾向于认为，作家学习的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极有可能对作家形成潜在的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是直接以文本内容的方式出现，却会影响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思维和审美趣味。认真盘点起来，从“医生”和“军人”这两个职业成为作家的比例比较高。说起来，医生见惯生死，且大多充满理性精神，无论鲁迅、郭沫若，还是毕淑敏，这样的职业可以让作家有更多机会接触人生不同侧面。军人也是如此，无论莫言、阎连科，还是朱苏进，军旅本身就是富于话题性的生活来源，而“生死之间”又让人对人生和社会有了别样感受。因此，专业背景能否构成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主要看作家本人是否主观上有将专业背景融入创作的意愿，以及作家客观上是否受到专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既是一个创作发生学问题，也是一个文艺心理学话题。有的作家在专业之中游刃有余，有的作家則非常讨厌自己的专业。有的作家主动介入这种影响，有的作家则是潜在地受到影响。以下，以王小波为例，分析一下这些因素的作用。
从经历上看，王小波和很多50后作家、知识分子都差不多，少年经历”文化大革命“，青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然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出国留学，中年归国后遭遇了市场经济大潮。但仔细看来，王小波的知识背景却很有意思。他是所谓“才兼文理，学通中西”的“非典型性”中国作家。这一点而言，注定了王小波的不同凡响。50后作家，有的以“知青作家”成名，逐步走上文坛，比如，竹林、陈建功、张承志、梁晓声等。有的作家则接受了较系统的学院教育，但这种教育都是在作家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之后，比如阎连科参军后又入河南大学学习，莫言则在军队被保送解放军艺术学院等。这些学院教育大多偏于文学或文科，理科生较少（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张洁）。中国50后作家理工科出身的少（这种情况在网络文学发生“大逆转”，纯粹文科专业的精英网络作家不多，文学专业的更少了）。王小波本科是人民大学商品专业，之前的自我学习阶段，读书很杂。他既喜欢萧伯纳、马克·吐温这样的作家，也喜欢几何学这样的理科课程。从云南回到北京，有相当长时间，王小波靠做几何题解闷。 除此之外，王小波的家学也不可忽视。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是一个老革命出身的学者，因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从高教部被发配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如今的人大附中）。从这时候起，王方名开始真正地钻研起了逻辑学。1953年，他由李新安排调任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教研室任教，在《教学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观念与当时流行的苏联逻辑学观点相异，认为形式逻辑学没有阶级之分。毛主席曾接见并设宴招待了周谷城和王方名，鼓励他们在学术上坚持真理。王方名在逻辑学的造诣影响了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王小平恢复高考后，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逻辑学专业。他对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也有着很深的影响。王小波的杂文以理性推理见长，这些杂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小说的情节生动性与对细节的描绘引入创作，通过一个个关键性场景、故事、人物来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是一种“小说化杂文”。正是这种独特文体，使得王小波的杂文非常吸引人（与此相对，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则存在类似鲁迅《故事新编》的“杂文化历史小说”的特征，利用杂文的修辞手段，如夸张、反讽、造型、对比、逻辑推理等，介入小说的故事、人物和主题，形成具批判性、解构性的历史小说模式）。例如，王小波最有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从一头猪类似寓言的神奇故事引出有关人的自由的问题，幽默中饱含苦涩，既有轻灵的想象气质，又有现实沉重的思考。其他诸如《肚子里的战争》《思想和害臊》《体验生活》等，都能从细节推理入手，出人意料之处洞见社会荒谬。
王小波的小说也以有意味的“逻辑悖论”引发读者的思考。这种以逻辑思维入文学的做法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反映了王小波“才兼文理”的特点。比如，王小波的成名作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就有“破鞋辩诬”与“母狗逻辑”两个情节，将逻辑的悖论引入小说，从而揭示”文革“逻辑反人性的荒诞境地。《黄金时代》开头，陈清扬因为被称为破鞋，被放置于无法辩诬的境地。王小波在此反复使用逻辑辨析法，反复缠绕，但没有让人感觉冗长与厌烦。这种阅读感受非常奇特。陈清扬之所以被认为是破鞋，是因为她的美貌超乎寻常，引起了俗人的嫉妒，进而制造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道德氛围。而以道德杀人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陋习之一。
“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
对此，王小波给出的对策就是，改变逻辑预设情境，真正地解放自己的天性。“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与“破鞋辩诬”情节同时存在于《黄金时代》的，还有一个“母狗事件”，也是将逻辑学知识运用于小说创作的典范。生产队长的狗的左眼被人打瞎了，队长怀疑是王二，原因有三：一是王二有手，能拿气枪；二是王二有把气枪；三是王二和队长有隙，还曾拿气枪打东西。因此，队长就给王二小鞋穿。而王二的办法是，打瞎狗的右眼，让它彻底走失。队长认定王二有罪，是从王二可能是罪犯的前提出发的，王二必须证明自己无罪，才能摆脱嫌疑。而王二的做法是直接取消逻辑前提，即不启动辩诬程序，而是让逻辑辩诬的整个形式不成立。不能小看“破鞋辩诬”与“母狗事件”，因为它们颠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一个潜在逻辑，即“辩诬”，例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这些“文革”反思小说都存在“忠奸对立”的内在文化逻辑，即“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是忠臣，老干部虽受尽冤屈，却痴心不悔。《黄金时代》的这条狗包括陈清扬的“破鞋”辩诬方式（即拒绝权力窥视程序，干脆做一个真正的破鞋），彻底颠覆并嘲弄了“文革”逻辑，彰显出一种强悍的个人主义气质。
在美国，王小波还自学了计算机。计算机的网络思维也影响到了王小波。他自己设计了很多软件，特别是汉字输入软件，已经走在了那个时代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前列。1991年5月，他还发明了一套汉字输入法，是用调整汉字字模发生器的方法制作成的。简言之，就是利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平上去入”的四声法的结合，制作出来的一套汉字输入法。微软的Word汉语软件开发前，王小波的输入法要比当时的汉化软件先进很多。1990年代初，处理大量汉字如长篇小说时，当时的软件往往容易出错。王小波曾想找软件商卖掉这款软件，但因输入法不是特别简易，没有成功。当时王小波是少数利用电脑创作的作家，他往往不是交给编辑手写的文稿，而是打印稿或软盘。他还配合着小说的写作开发了一些多媒体效果，比后来网络文学写作对于“超文本”的运用要早很长时间。比如小说《万寿寺》开头，王小波引用阿迪莫诺的话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当小说文档被打开，不仅配有电子音乐，王小波还用“递归算法”设计出一个混沌图形，被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棕色按数学规律渲染，一点点地呈现在电脑，非常好玩。波普艺术的拼贴性与装置性也呈现在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之中，比如，他在《万寿寺》等小说古今中外各类知识的拼贴。
这种“理科思维式”的文学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坛来说，无疑具有很强“异质性”。这既带来了新鲜元素，也导致王小波的作品被文坛接受的難度。作家李洱曾与笔者讨论阅读王小波的感受，王小波的小说经常出现“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想法一是、二是”等表述方式，非常明显带有理科思维，而且，他不擅长或者说不愿意在用“线性时空”叙述，而喜欢用“多线索时空”或“套嵌式结构”，造成一种非常复杂精微、又奇妙无比的小说叙事文本。在笔者看来，这种叙事文本不同于先锋小说的元叙事或后现代气息的解构性叙事，而是类似于一架庞大精密的科学仪器，将叙事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智力游戏与知识集锦。王小波的小说，经常出现双线索对峙。比如，《黄金时代》云南插队的知青生活与现实北京城陈清扬与王二重逢的故事；《红拂夜奔》唐代风尘三侠的故事与现实中王二与小孙的无聊合居生活。这种双线时空不仅构成对现实生活的反讽，且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快乐精神境界。就这一点而言，这种双线结构不是后现代式的，而是一种中国式文学建构方式。同时，王小波的叙事时空是“不动的”，缺乏线性发展态势，人物性格也不是发展的。他的小说叙事呈现出“空间化”态势。但这种空间化并不等于法国新小说家罗伯特·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人表现出来的对线性时空的消解，进而塑造“小叙事”的空间化状态，而是在不断反复之中，强化叙事主题，即反抗庸俗与权力专制。因此，《红拂夜奔》和《万寿寺》都出现了奇特的循环式情节，即对一种情境的不断反复重写，对于可能性的穷尽，比如《红拂夜奔》对于红拂女自杀殉节的五种可能结局的推演，《万寿寺》对于鱼玄机之死的几种情境描述。 除此之外，王小波的小说又有着丰富的知识性，或者说，叫杂学性。各种学科知识、各种文化背景都在小说文本发生碰撞和交融。这能看到尤瑟纳尔的《阿德里安回忆录》、卡尔维诺的《看不见城市》等小说对于历史想象力的热情。这里还有翁贝托·艾科的《玫瑰之名》对智力的挑战、马尔库塞的超越哲学理论以及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与勒华·拉杜里对于历史知识细节无与伦比的杂学兴趣。比如，小说《红拂夜奔》之中出现的数学、物理学等各种知识，以及对千年前长安城奇思妙想的想象。
说到文学背景，王小波也是够杂的。出国前，他的文学阅读主要依靠自学。出国后，王小波并没有在专业上继续深造，相反，却在匹兹堡大学读了一个文学硕士。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导师许倬云。导师给了他很多小说创作方面的指导。他读了很多中国传统经典，但大多是带着批判性眼光去读，只有唐传奇及民间小说给了王小波不少灵感。比如，他在《收获》上发表的《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就有很多大唐意象，更不要说后来《寻找无双》《万寿寺》与《红拂夜奔》这几个改写自唐传奇的历史小说了。王小波的家中，笔者曾看到王小波的藏书，其中有大量民间传奇与演义小说。而他对历史的戏仿之中，我们还能看到阿迪莫诺、卡尔维诺、鲁迅等作家的影响。
他的文学功底不是国内文化圈大学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反而处处带着“野路子”的影响。他极少煽情，却喜欢在小说中辨理，少有描写，不多的几笔透着精妙诗意与神奇的想象力，显示着独特的文学师承。比如，《绿毛水怪》曾有诗句：“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路灯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王小波曾有一篇杂文叫《我的师承》，透露出受到查良铮与王道乾翻译文学影响的情况。他推崇地说道：“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即便是对苏俄文学的接受，王小波身上也较少有俄罗斯文学主流作家的影响，如托尔斯泰、契诃夫，反而是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这样的诗人对他的影响比较大。这与俄罗斯理想主义精神烛照下的50后大部分作家（如张炜、张承志等）有很大区别。王小波提到的苏联作家和作品，只有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陀思妥耶夫斯基《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等很少几部。对于欧美文学，王小波不提当时非常受到推崇的拉美魔幻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略萨等人，而推崇杜拉斯、尤瑟纳尔、迪伦马特、阿迪莫诺、卡尔维诺、萧伯纳、马克·吐温、聚斯金德這样非主流、偏于讽刺批判、理性反思、学院化或喜剧色彩的作家作品。去世之前，王小波曾戏言，诺贝尔文学奖只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罗素，一个是德国的伯尔。这无疑表明了他不同寻常的阅读趣味和知识背景。
总而言之，如果总结王小波的专业背景，无论理科思维与知识集锦，还是另类的文学素养，王小波的知识背景可以用“杂家”概括。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点杂家气质，因为只有真正成为杂家，才能不迷信知识的片面偏执与权力控制感，才能洞彻知识与权力结盟背后的荒诞和残酷。 类似王小波这样的“杂家气质”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如鲁迅、郭沫若、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鲁迅学医出身，对小说史、翻译、木刻、金石等领域都有研究；郭沫若同样早年学医，更是精通文学、甲骨文、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球形天才”；沈从文出身行伍，小说与散文都写得好，后来在文物与古代服饰上更是有着精深造诣；钱钟书是学问大家，小说《围城》也写得精彩；汪曾祺更是在戏剧、小说、绘画等领域都有建树。当下我们的文坛，太关注于文学创作的专业性，似乎一个人只有学习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天天写小说，才能算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印证了古人那句话：“诗有别材”。无论知识背景如何，优秀的创作离不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能力与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会员。
对于这些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也不会完全不同意。我身在大学学院体制，深知其中甘苦，而作为一个“不甘寂寞”的大学教师，我也在业余进行文学创作，知道搞学问的人搞创作自有利弊。目前的中文教育受到理工科思维影响，的确存在过分追求量化和学院话语的问题。很多学中文的人博士都毕业了，弄了一肚子半生不熟的理论术语，最基本的文学鉴赏能力却很差，甚至作品阅读面都非常狭窄。学院化最大的问题是太多条条框框，专业之间壁垒森严，利益链非常清晰，不要说跨界创作，就是在“大学科范畴”内部流动都存在尴尬情况。笔者就认识一位长江学者级历史专业学者。他是搞宋史的，因为对唐史发生了兴趣，写了几篇唐代研究文章，就被别人指责为“撬行”。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哪有那么多腐臭规矩？这种“学院化”深入骨髓之后，就会造成一种“学者病”，即轻视文本，轻视创作，注重研究，特别是注重古典化研究方式。很多象牙塔的中文学者都变成了“坐井观天”的蛤蟆，出了自己狭窄的研究领域，几乎丧失了大研究视野，更丧失了对鲜活的社会现实的感受力和判断力。
就此而言，中文教育的现状令人担忧。不是说中文教育就应该培养作家，而是说，中文教育应该在一个更宽泛的视野之内，对“作家的养成”起到良好促进作用。中文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专业领域性和学科性，导致狭窄的利益化和趣味化，而应当做好通识教育工作。笔者曾在大学开设一门校际公选课，专门讲当代诗歌鉴赏。令我惊讶的是，每次前排都坐着五位青年学子，态度认真，学习热情很高，仔细一问，竟都是隔壁山大医学院的本科生，两个临床专业，两个血液专业，还有一个呼吸系统专业。他们在网上看到选课内容，完全凭着兴趣过来听课，没有任何拿学分的功利目的。还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大，就是去年参加茅盾文学奖新人奖颁奖典礼。在网络文学新人奖颁奖会上，我认真考察了一下，真正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几乎没有，大部分成功的网络作家专业都是五花八门，有财会、建筑、医学、机械等。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目前体制下，中文专业在作家养成方面的缺陷。
但是，另一个方面讲，也不是学问搞得好，就能搞好创作。钱钟书算是学问和小说都好的通才，但一生最反对宋人的“学人诗”。这种“学人诗”就是“知识的傲慢”之后产生的文学创作幻觉，认为自己学识丰富，就一定能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结果处处掉书袋，酸腐不堪，令人昏昏欲睡。文学家的培养和专业素养有关，也与作家自身养成训练有关。这种养成训练，大部分作家依靠自修和艰苦自悟。有时候，文学知识太多，反而容易形成“文学范儿”，钻入既定文学框架，限制了文学创造性。要知道，文学创作是最“喜新厌旧”的行业之一，与学问的积累研习不同，文学创作更讲究推陈出新。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被一座座文学高峰遮蔽，徒然剩下“文学范儿”，学着林黛玉去后院看衰败的海棠，烧几页残稿，或学着张爱玲的范儿，设计几件大氅披风，烫钢丝头，抽几支细烟，戴上大墨镜，看人只是面瘫式的冷漠无感。“作家范儿”很足了，但作品怎么样，就不知道了。记得读博士的时候，宿舍隔壁的理科生最喜欢打趣学中文的女生相亲，都是“左胳膊夹着《红楼梦》，右胳膊夹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动不动嘴里就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类格言警句.......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家的成长和他从事的职业关系不大。朱文在东南大学的专业是自动化，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果树嫁接，张洁在人民大学学习会计专业，王小波毕业于人民大学商品专业，刘庆邦在煤矿工作多年，阿乙干过多年警察，冯唐博士毕业于北京协和的妇科肿瘤专业，刘慈欣是工程师，郝景芳则跨天体物理与金融两个专业。这些人最后都变成了很不错的作家。但是，这样判断也许过于武断。我更倾向于认为，作家学习的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极有可能对作家形成潜在的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是直接以文本内容的方式出现，却会影响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思维和审美趣味。认真盘点起来，从“医生”和“军人”这两个职业成为作家的比例比较高。说起来，医生见惯生死，且大多充满理性精神，无论鲁迅、郭沫若，还是毕淑敏，这样的职业可以让作家有更多机会接触人生不同侧面。军人也是如此，无论莫言、阎连科，还是朱苏进，军旅本身就是富于话题性的生活来源，而“生死之间”又让人对人生和社会有了别样感受。因此，专业背景能否构成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主要看作家本人是否主观上有将专业背景融入创作的意愿，以及作家客观上是否受到专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既是一个创作发生学问题，也是一个文艺心理学话题。有的作家在专业之中游刃有余，有的作家則非常讨厌自己的专业。有的作家主动介入这种影响，有的作家则是潜在地受到影响。以下，以王小波为例，分析一下这些因素的作用。
从经历上看，王小波和很多50后作家、知识分子都差不多，少年经历”文化大革命“，青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然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出国留学，中年归国后遭遇了市场经济大潮。但仔细看来，王小波的知识背景却很有意思。他是所谓“才兼文理，学通中西”的“非典型性”中国作家。这一点而言，注定了王小波的不同凡响。50后作家，有的以“知青作家”成名，逐步走上文坛，比如，竹林、陈建功、张承志、梁晓声等。有的作家则接受了较系统的学院教育，但这种教育都是在作家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之后，比如阎连科参军后又入河南大学学习，莫言则在军队被保送解放军艺术学院等。这些学院教育大多偏于文学或文科，理科生较少（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张洁）。中国50后作家理工科出身的少（这种情况在网络文学发生“大逆转”，纯粹文科专业的精英网络作家不多，文学专业的更少了）。王小波本科是人民大学商品专业，之前的自我学习阶段，读书很杂。他既喜欢萧伯纳、马克·吐温这样的作家，也喜欢几何学这样的理科课程。从云南回到北京，有相当长时间，王小波靠做几何题解闷。 除此之外，王小波的家学也不可忽视。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是一个老革命出身的学者，因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从高教部被发配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如今的人大附中）。从这时候起，王方名开始真正地钻研起了逻辑学。1953年，他由李新安排调任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教研室任教，在《教学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观念与当时流行的苏联逻辑学观点相异，认为形式逻辑学没有阶级之分。毛主席曾接见并设宴招待了周谷城和王方名，鼓励他们在学术上坚持真理。王方名在逻辑学的造诣影响了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王小平恢复高考后，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逻辑学专业。他对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也有着很深的影响。王小波的杂文以理性推理见长，这些杂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小说的情节生动性与对细节的描绘引入创作，通过一个个关键性场景、故事、人物来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是一种“小说化杂文”。正是这种独特文体，使得王小波的杂文非常吸引人（与此相对，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则存在类似鲁迅《故事新编》的“杂文化历史小说”的特征，利用杂文的修辞手段，如夸张、反讽、造型、对比、逻辑推理等，介入小说的故事、人物和主题，形成具批判性、解构性的历史小说模式）。例如，王小波最有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从一头猪类似寓言的神奇故事引出有关人的自由的问题，幽默中饱含苦涩，既有轻灵的想象气质，又有现实沉重的思考。其他诸如《肚子里的战争》《思想和害臊》《体验生活》等，都能从细节推理入手，出人意料之处洞见社会荒谬。
王小波的小说也以有意味的“逻辑悖论”引发读者的思考。这种以逻辑思维入文学的做法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反映了王小波“才兼文理”的特点。比如，王小波的成名作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就有“破鞋辩诬”与“母狗逻辑”两个情节，将逻辑的悖论引入小说，从而揭示”文革“逻辑反人性的荒诞境地。《黄金时代》开头，陈清扬因为被称为破鞋，被放置于无法辩诬的境地。王小波在此反复使用逻辑辨析法，反复缠绕，但没有让人感觉冗长与厌烦。这种阅读感受非常奇特。陈清扬之所以被认为是破鞋，是因为她的美貌超乎寻常，引起了俗人的嫉妒，进而制造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道德氛围。而以道德杀人则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陋习之一。
“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
对此，王小波给出的对策就是，改变逻辑预设情境，真正地解放自己的天性。“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与“破鞋辩诬”情节同时存在于《黄金时代》的，还有一个“母狗事件”，也是将逻辑学知识运用于小说创作的典范。生产队长的狗的左眼被人打瞎了，队长怀疑是王二，原因有三：一是王二有手，能拿气枪；二是王二有把气枪；三是王二和队长有隙，还曾拿气枪打东西。因此，队长就给王二小鞋穿。而王二的办法是，打瞎狗的右眼，让它彻底走失。队长认定王二有罪，是从王二可能是罪犯的前提出发的，王二必须证明自己无罪，才能摆脱嫌疑。而王二的做法是直接取消逻辑前提，即不启动辩诬程序，而是让逻辑辩诬的整个形式不成立。不能小看“破鞋辩诬”与“母狗事件”，因为它们颠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一个潜在逻辑，即“辩诬”，例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这些“文革”反思小说都存在“忠奸对立”的内在文化逻辑，即“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是忠臣，老干部虽受尽冤屈，却痴心不悔。《黄金时代》的这条狗包括陈清扬的“破鞋”辩诬方式（即拒绝权力窥视程序，干脆做一个真正的破鞋），彻底颠覆并嘲弄了“文革”逻辑，彰显出一种强悍的个人主义气质。
在美国，王小波还自学了计算机。计算机的网络思维也影响到了王小波。他自己设计了很多软件，特别是汉字输入软件，已经走在了那个时代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前列。1991年5月，他还发明了一套汉字输入法，是用调整汉字字模发生器的方法制作成的。简言之，就是利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平上去入”的四声法的结合，制作出来的一套汉字输入法。微软的Word汉语软件开发前，王小波的输入法要比当时的汉化软件先进很多。1990年代初，处理大量汉字如长篇小说时，当时的软件往往容易出错。王小波曾想找软件商卖掉这款软件，但因输入法不是特别简易，没有成功。当时王小波是少数利用电脑创作的作家，他往往不是交给编辑手写的文稿，而是打印稿或软盘。他还配合着小说的写作开发了一些多媒体效果，比后来网络文学写作对于“超文本”的运用要早很长时间。比如小说《万寿寺》开头，王小波引用阿迪莫诺的话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当小说文档被打开，不仅配有电子音乐，王小波还用“递归算法”设计出一个混沌图形，被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棕色按数学规律渲染，一点点地呈现在电脑，非常好玩。波普艺术的拼贴性与装置性也呈现在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之中，比如，他在《万寿寺》等小说古今中外各类知识的拼贴。
这种“理科思维式”的文学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坛来说，无疑具有很强“异质性”。这既带来了新鲜元素，也导致王小波的作品被文坛接受的難度。作家李洱曾与笔者讨论阅读王小波的感受，王小波的小说经常出现“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想法一是、二是”等表述方式，非常明显带有理科思维，而且，他不擅长或者说不愿意在用“线性时空”叙述，而喜欢用“多线索时空”或“套嵌式结构”，造成一种非常复杂精微、又奇妙无比的小说叙事文本。在笔者看来，这种叙事文本不同于先锋小说的元叙事或后现代气息的解构性叙事，而是类似于一架庞大精密的科学仪器，将叙事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智力游戏与知识集锦。王小波的小说，经常出现双线索对峙。比如，《黄金时代》云南插队的知青生活与现实北京城陈清扬与王二重逢的故事；《红拂夜奔》唐代风尘三侠的故事与现实中王二与小孙的无聊合居生活。这种双线时空不仅构成对现实生活的反讽，且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快乐精神境界。就这一点而言，这种双线结构不是后现代式的，而是一种中国式文学建构方式。同时，王小波的叙事时空是“不动的”，缺乏线性发展态势，人物性格也不是发展的。他的小说叙事呈现出“空间化”态势。但这种空间化并不等于法国新小说家罗伯特·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人表现出来的对线性时空的消解，进而塑造“小叙事”的空间化状态，而是在不断反复之中，强化叙事主题，即反抗庸俗与权力专制。因此，《红拂夜奔》和《万寿寺》都出现了奇特的循环式情节，即对一种情境的不断反复重写，对于可能性的穷尽，比如《红拂夜奔》对于红拂女自杀殉节的五种可能结局的推演，《万寿寺》对于鱼玄机之死的几种情境描述。 除此之外，王小波的小说又有着丰富的知识性，或者说，叫杂学性。各种学科知识、各种文化背景都在小说文本发生碰撞和交融。这能看到尤瑟纳尔的《阿德里安回忆录》、卡尔维诺的《看不见城市》等小说对于历史想象力的热情。这里还有翁贝托·艾科的《玫瑰之名》对智力的挑战、马尔库塞的超越哲学理论以及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与勒华·拉杜里对于历史知识细节无与伦比的杂学兴趣。比如，小说《红拂夜奔》之中出现的数学、物理学等各种知识，以及对千年前长安城奇思妙想的想象。
说到文学背景，王小波也是够杂的。出国前，他的文学阅读主要依靠自学。出国后，王小波并没有在专业上继续深造，相反，却在匹兹堡大学读了一个文学硕士。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导师许倬云。导师给了他很多小说创作方面的指导。他读了很多中国传统经典，但大多是带着批判性眼光去读，只有唐传奇及民间小说给了王小波不少灵感。比如，他在《收获》上发表的《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就有很多大唐意象，更不要说后来《寻找无双》《万寿寺》与《红拂夜奔》这几个改写自唐传奇的历史小说了。王小波的家中，笔者曾看到王小波的藏书，其中有大量民间传奇与演义小说。而他对历史的戏仿之中，我们还能看到阿迪莫诺、卡尔维诺、鲁迅等作家的影响。
他的文学功底不是国内文化圈大学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反而处处带着“野路子”的影响。他极少煽情，却喜欢在小说中辨理，少有描写，不多的几笔透着精妙诗意与神奇的想象力，显示着独特的文学师承。比如，《绿毛水怪》曾有诗句：“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路灯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王小波曾有一篇杂文叫《我的师承》，透露出受到查良铮与王道乾翻译文学影响的情况。他推崇地说道：“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即便是对苏俄文学的接受，王小波身上也较少有俄罗斯文学主流作家的影响，如托尔斯泰、契诃夫，反而是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这样的诗人对他的影响比较大。这与俄罗斯理想主义精神烛照下的50后大部分作家（如张炜、张承志等）有很大区别。王小波提到的苏联作家和作品，只有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陀思妥耶夫斯基《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等很少几部。对于欧美文学，王小波不提当时非常受到推崇的拉美魔幻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略萨等人，而推崇杜拉斯、尤瑟纳尔、迪伦马特、阿迪莫诺、卡尔维诺、萧伯纳、马克·吐温、聚斯金德這样非主流、偏于讽刺批判、理性反思、学院化或喜剧色彩的作家作品。去世之前，王小波曾戏言，诺贝尔文学奖只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罗素，一个是德国的伯尔。这无疑表明了他不同寻常的阅读趣味和知识背景。
总而言之，如果总结王小波的专业背景，无论理科思维与知识集锦，还是另类的文学素养，王小波的知识背景可以用“杂家”概括。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点杂家气质，因为只有真正成为杂家，才能不迷信知识的片面偏执与权力控制感，才能洞彻知识与权力结盟背后的荒诞和残酷。 类似王小波这样的“杂家气质”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如鲁迅、郭沫若、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鲁迅学医出身，对小说史、翻译、木刻、金石等领域都有研究；郭沫若同样早年学医，更是精通文学、甲骨文、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球形天才”；沈从文出身行伍，小说与散文都写得好，后来在文物与古代服饰上更是有着精深造诣；钱钟书是学问大家，小说《围城》也写得精彩；汪曾祺更是在戏剧、小说、绘画等领域都有建树。当下我们的文坛，太关注于文学创作的专业性，似乎一个人只有学习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天天写小说，才能算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印证了古人那句话：“诗有别材”。无论知识背景如何，优秀的创作离不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能力与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