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23日，19岁的邵燕祥写下了这首《到远方去》。
　　“远方”，即使对这个时代来说，仍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当高晓松说出“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时，“诗与远方”就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价值。然而，作为“眼前的苟且”的相对者，“诗与远方”对于“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苟且者在苟且于日常的平庸之时的内心渴望呢，还是抛弃当下的苟且而毅然决然地远行呢？是艺术家的想象还是行动家的实践呢？我们真的有勇气到“远方”去吗？我们真的就不会患得患失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即使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当年人心中的“远方”。那个时代的青年怀有着“远大的”理想，那是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历史时间的终点。在此意义上，“到远方去”就是要去到共产主义的“远方”，而对这个意义上的“远方”的渴望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的“诗情”，使这个“远方”早日到来则是几乎所有青年的奋斗的动力。
　　当然，还有另一种“远方”，那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远方”，那是遥远的大西北。对北京的年轻人来说，祖国的大西北正是那荒凉的、古老的、神秘的、野性的“远方”。那里有荒漠、戈壁滩和雪山，有荒凉的古道，有雄关和铁血的故事，有盐池和油田，有所有激发青年人对“远方”的想象和激情的元素。
　　19岁的邵燕祥“青春正好”。作为记者与诗人，他对时代的变化极为敏感，而“诗情”“人意”也正蕴蓄于此对“时-代”的敏锐意识之中。他后来回忆说：
　　我为什么会在1952年秋天写出《到远方去》？那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新闻单位一般比较敏感，我在政治空气中呼吸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唤起跃跃欲试的激情。这时朝鲜战争也已停战，我意识到中国将以建设工业国的新篇章，改变几千年农业社会的面貌，那才是真正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啊！
　　所谓“真正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其实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此“新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开端，胡风的名句“时间开始了”概即此意也！
　　不过，共产主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远方”，这个时代政治理想中的“远方”，在这首诗中毕竟只是隐含着的，诗中的“远方”正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然而，这个“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仍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这个“远方”是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辐射开来的“远方”，是从“天安门广场”辐射开来的“远方”。“北京”也罢，“天安门广场”也罢，在此都是一种神圣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用“眼前的苟且”和“诗与远方”对立，而在邵燕祥的诗中，“远方”却是“北京天安门”向着大西北的进军，是神圣理想的“长征”目的地。
　　诗的首节是如下的诗句：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这是书写“登程去远方”前与“心爱的同志”告别的场景，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告别天安门广场”的“情节”。这一情节的显然是精心设计的，极其不合乎“常理”。我们习惯的告别一般都是在家门口、小村口、单位门口、火车站等处，诗歌却把“去远方”的出发点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次体制的安排？还是年轻人对共和国的号召的响应？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全新的“去远方”，没有生离死别，没有慷慨悲凉，没有被迫与不满，没有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去远方”的个体悲情，具有的只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情怀，一种充溢着新的精神时代的壮歌。接下来，诗人写道：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告别天安门广场”，诗人将去到“铁路线上”。“铁路线”是“道路”，“去远方”的人一定要踏上“道路”。然而，是循着既有的道路，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新、旧时代的分野在此。“新时代”要走的是革命的道路，是工业化的道路，是新的文明的道路，是连接北京与“远方”的道路。“新时代”是“建设”的时代，而“建设”就是要于无路处开辟出道路，于地下挖掘出矿石，于荒野上建起城池，所有“美好的希望”都是要通由“建设”而变成现实，于是“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当“建设的喧声”“涌起”的时候，诗歌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出现了。“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跟这里的声音呼应。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琢打石块，像清脆的鸟鸣。”这不是《诗经》中的声音，不是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的声音，不是任何凄切悲凉哀怨不平的声音。这是“新时代”的声音，这是“共和国”的声音，这是“建设”的声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远方”之地的“建设”的声音，一定会与北京的声音相“呼应”，与天安门广场上“兴建”“英雄碑”的声音相“呼应”，因而与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声音相“呼应”，与中国人民解放史上所有英雄的声音相“呼应”。这“呼应”是一种新的生发，在这生发之中，必有新人、新世界的生成。然而此刻，“心爱的同志，你想起了什么？哦，你想起了刘胡兰”。在这离别的时刻，为什么想起的是刘胡兰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不是即将远行的战友的事业，不是辽阔而贫瘠的大西北的开发，不是正在兴建的纪念碑上的其他英雄，而偏偏就“想起了刘胡兰”？对此我们可以进行无穷的想象，在想象中有动人心魄的生命之流的奔涌。关键是“如果刘胡兰活到今天，她跟你正是同年。你要唱她没唱完的歌，你要走她没走完的路程。我爱的正是你的雄心，虽然我也爱你的童心”。诗进行至此，在这整篇诗歌的中心，有两个“心”——“雄心”“童心”喷涌而出。这是“心爱的同志”的“心”，但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史上所有英雄的“心”，是英勇就义的刘胡兰烈士的“心”，是写下《到远方去》的诗人邵燕祥的“心”。正是一代代英雄们的“以心印心”，“以心传心”，才有祖国的事业、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的代代相传。正是在这种革命的“道统”、革命者的“以心传心”的感召下，于是有了这样的诗句：
　　让人们把我们叫做，
　　母亲的最好的儿女，
　　在英雄辈出的祖国，
　　我们是年轻的接力人。
　　作为祖国的“年轻的接力人”，“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他们“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这就是革命者的“去远方”，是青年团员的“去远方”。在这担负着艰巨任务的革命的“去远方”中，中国诗歌中的“远行”主题获得了全新的思想意义和文学表达。诗的末节是如下的句子：
　　我们要坚守誓言：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
　　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
　　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这是多么奇特的“誓言”，这是多么惊才绝艳的诗句，没有一種新的历史时间观念和新的历史创造的激情，这样的句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共和国诗歌史上，能够与这样的句子争艳的也许只有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这是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才可能生成的句子。也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句子，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去远方》的思想与艺术特色，才能理解邵燕祥诗中的“时间”和“远方”。所有真正的诗人一定要心有“远方”，而且一定要踏上远去的征途。然而，在“远方”与“中心”之间，在时间的“远方”和空间的“远方”之间，还必须有一颗自由的、诗意的、能思的心灵。没有思想、智慧、激情和想象力，所谓“远方”终究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保有对“诗与远方”的激情和想象，都应该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书写我们的“诗意”，走向我们的“远方”。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