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鲁迅与钱玄同，曾经有让人羡慕的真诚热烈的友谊，尔后又有让人们惆怅的视若路人一般的对立。他们是同学，是战友，到了晚年，一个仍然忧患于时事，一个却退隐于书斋。先是疏远，进而对立了。战友各奔前程，友谊遗落在路途上，每每思之，让人长叹。
【一】
钱玄同 （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玄同；后废姓，称疑古玄同。曾用笔名浑然异、王敬轩等。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战士。钱玄同1906年9月赴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读师范，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的文字学，并结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求新思潮的青年。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归国。1916年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18年至1919年，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尹默一起轮流编辑 《新青年》，积极拥护陈独秀 《文学革命》 一文的主张，并在 《尝试集·序》 中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以通信和随感录的方式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著名的关于“王敬轩”的“双簧信”即在此时演出。五四落潮，钱玄同思想渐趋保守，1924年11月《语丝》 创刊，他列名发起人，与周作人、胡适过从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有《文字学音篇》、《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七七事变后，钱玄同蛰居敌伪治下的北平，拒绝伪聘，恢复本名钱夏，以示民族意识不灭。1939年1月17日，右脑血管破裂，病故于北平德国医院。终年52岁。
【二】
钱玄同留日时期，与鲁迅为同窗好友。据许寿裳在 《亡友鲁迅印象记》 第七章《从章先生学》 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戏称钱玄同为“爬翁”。可见，他们之间是多么亲昵。
五四时期，两人志趣投合，好恶相近。众所周知，鲁迅在教育部期间，埋头于故纸堆，整理古籍，钞古碑。他创作小说，并一发而不可收，实在是因为钱玄同给他打了一针催生剂。钱玄同回忆道：
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 《新青年》 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 《新青年》 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未有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 《狂人日记》 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 《新青年》 第九卷止。（《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见 《文化与教育旬刊》 第一零六期）
关于钱玄同催促鲁迅写稿的事，鲁迅在 《呐喊·自序》 中有着形象的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异 （即钱玄同。林琴南小说 《荆生》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 作者注），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 《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還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 《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他们对改革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鲁迅冷一些，钱玄同热一些。但经过一番讨论，鲁迅还是被催化了，以此为新起点，鲁迅怀着矛盾而沉重的心情开始了文学家的战斗生涯。
1932年，鲁迅在为 《自选集》 作 《自序》 时，对于这一段往事，还有这样的回忆：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为了实现这希望，鲁迅认识到，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他要呐喊，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所以，鲁迅答应钱玄同写文章，也就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行列，参加了本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
此后，在他们共同参与编辑 《新青年》 的过程中，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甚密，意气相投，许多事情他们都交换过意见，而且主张相同，他们是互相支持的战友。
这一点，可以从“双簧信”、“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等事件或主张中得到印证。
所谓“双簧信”，是由钱玄同、刘半农两人合伙干的。如鲁迅所说：“他们正办 《新青年》，然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杂志最怕办得寂寞，捧也好，骂也好，热闹起来才是杂志的活路，寂寞久了，没人赞同没人反对久了，就自行消亡了。怎么办呢？为了引起文学革命的论争，1918年3月，《新青年》 第四卷第三号上，在 《文学革命之反响》 的标题下，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 《新青年》 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农的复信。王敬轩本无其人，此信系钱玄同综合当时旧文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谬论写成。刘半农在复信中对这些谬论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给 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以迎头痛击。 这两封双簧信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战鼓擂得更紧了，卫道者如林琴南者流也跳出来鼓噪了。就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胡适便认为这样“有失士大夫身份”，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
鲁迅在 《忆刘半农君》 里就曾指出这是一次大仗，并且在评刘半农时说：“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地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且介亭杂文》）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这些战斗，是经过一起商量和研究的。鲁迅后来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花边文字·趋时和复古》）可见，当时“双簧信”的战斗，给鲁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认为，刘半农的声名鹊起，是他与王敬轩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刘半农是钱玄同演“双簧”戏的对手，鲁迅对刘半农在这场戏中的肯定，同时也说明对钱玄同作用的肯定。
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曾为鲁迅所赞许的，还有对當时斗争提出非常明确而又形容贴切的口号，即“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这个口号，最早见于他 《寄胡适之》 的信里。他说：“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退之典故，与肉麻之语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新青年》三卷六期）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当时中国的古文学在文坛上主要是两大派，一、桐城派，代表人物是严复、林琴南等。二、选派，主要人物有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 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钱玄同用“谬种”和“妖孽”，进一步形象他说明了它们对文坛的毒害。桐城派，讲所谓“桐城义法”，于是代代相传，直到辛亥革命后，在文坛上还占有极大的势力。这种“谬种流传”，真是绵绵不绝。至于选派，用典故，讲对仗，末流到了易顺鼎、樊增祥等，用以写出许多捧优伶，赞娼妓的下流文字，简直龌龊不堪，称之为“妖孽”，也不为过。
鲁迅对这个口号是赞许的，他在三十年代谈到攻击对方要给以名号时，曾经提到它，他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 《文选》 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鲁迅和钱玄同都曾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钱玄同在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一文中说：“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而鲁迅在 《青年必读书》 中也说：“我以为要少── 或者竟不── 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在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还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他在1918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又说：“中国文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殆无不感到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新青年》 四卷四期）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主张未免不切实际。当时，也受到许多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与攻击。然而，它对文学革命的发展，客观上却起到了推进作用。鲁迅后来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说：“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又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敢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虽然白话文的流行，是因了文言文的不合时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鲁迅从事物的联系上阐明问题，也许鲁迅并不赞同或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赞同废除汉字，但鲁迅却能从钱玄同提倡拼音之外，發现它的客观历史意义，鲁迅对钱玄同是公正的。
1925年“女师大风潮”，钱玄同也是发表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的七教授之一，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的斗争中，钱玄同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此外，鲁迅1925年4月14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把自己的文章与钱玄同作了比较，肯定了钱玄同文章的长处，谈了对自己文章的认识，他说：“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 （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两地书·一二》） 这里，鲁迅虽有切肤之感，亦有过谦之词，文章风格，秉性使然，钱玄同做不了鲁迅式的文章，反之，似乎也成立，此非正题，略去不表。 概而言之，在反传统，反封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方面，鲁迅、钱玄同步调一致，堪称战友。
【三】
五四以后，两人思想志趣各异，接触渐少。钱玄同由封建社会的叛徒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他的心境渐趋平和；鲁迅仍然不改狼的秉性，他在荒原中嚎叫，他心中仍然充溢着战斗的激情，鲁迅生来是为了战斗的。
不过，鲁迅和钱玄同的由疏远而有成见，倒没有像“骂”章士钊等人那样，诉诸文章，而多是道听途说，引起不满 （其中也不应排除有误会的 成分），多是私下议论，私下通信，仅此而已。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还念及曾经有过的友情呢？
如前所述，1925年5月，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们还可以说是战友。1926年秋，风潮以后，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此后，他们再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促膝长谈了—— 这也无足怪，不是有许多青年时的朋友，到了老年视若路人吗？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话题，因而也有一个时期的朋友。有的友谊可以永久，有的友谊却和时间一起消失了。
1929年6月，鲁迅第一次北上省亲，曾与钱玄同相遇。据沈尹默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钱玄同偶然去孔德学校，碰见鲁迅。据沈尹默讲：“这事情 （按指上次的争论）虽已过去，彼此心中总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老朋友終归是老朋友，不可能从此不见面，就跨进门去，打了个招呼，坐下来，正想寻个话题，恰巧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他马上回过頭朝着鲁迅问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回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玄同主张废姓，曾经常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鲁迅出口真快，玄同的感应也不慢，登时神色仓皇，一言不发，溜之大吉。”（沈尹默 《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见 《文艺月刊》1956年十月号）这一细节，鲁迅1929年5月25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也有提到：“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 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
鲁迅和钱玄同，都是书生意气，在可恼的同时透着几分可亲。我可以想象，当年鲁迅说“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时，脸上的表情是生硬的，没有笑容，所以这句话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倘非如此，鲁迅笑曰：“我是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的。”那至多是揶揄，还多了几分幽默。至于钱玄同，若非书生，脸皮也厚，这么一句话，何难应酬？来一句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又何必动气，溜之大吉呢？所以，这个细节，以我而言，看不出他们的可恶，倒是看出了书生本色，有几分可爱。
鲁迅虽然离开北京，但北京却有不少耳目，把关于钱玄同的事告知鲁迅。三十年代，钱玄同对鲁迅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极为反感，他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口吻说：“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都要我自己来判断。”（《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讽刺鲁迅为“左翼公”和“左公”。鲁迅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在同一封信里，鲁迅甚至对钱玄同的个人秉性作了评价：“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钱玄同善空谈，喜做惊人之语，这固然属实，但并非不做实事，终其一生，还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也不好否认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实绩。
到了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北上省亲时，钱玄同竟公然宣布他“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阻扰鲁迅到北大演讲，关系可谓恶化了。鲁迅对他也一样充满了厌恶之情。1932年12且29日，鲁迅在《教授杂咏四首》的第一首挖苦了钱玄同，诗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 抵挡辩证法。”鲁迅的这一组“杂咏”都是有针对性的。钱玄同早年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不开课”的话。1933年11月，鲁迅拟请魏建功书写 《〈北平笺谱〉序》。后来社会上某些传说有与事实略有不符之处，鲁迅在1933年12月27月致台静农的信中在谈到上述写序的事时，又谈了对钱玄同的看法：“写序之事……至于不得托金公 （即钱玄同—— 作者）执笔，亦诚有 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我以为，鲁迅的以上评价，既有客观实际的内容，也有情绪化的言辞。
到了1935年，鲁迅在5月20日出版的 《太白》 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署名“敖者”的 《死所》 一文，批评了钱玄同由于马廉教授因中风死在教室里，故尔“从此不上课”的行为。鲁迅讲了一则笑话，是一位公子和渔夫的问答：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的？”公子问。
“死在海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到海里去吗？”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渔夫问。
“死在家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于是，鲁迅劝告道：“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这篇文章并无过激之词，平心静气，针对的也是具体的问题，对论敌可以这么说，对一个好朋友也可以这么说的。
【四】
1936年10月，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就写了《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关系之后，对鲁迅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
一、治学最为谨严；
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他举了小说 《阿Q正传》、《药》 和 《随感录》，说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钱玄同也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
一、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
二、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
三、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
钱玄同所说鲁迅的长处，这不成问题，鲁迅的长处又何止这些呢？这里姑妄略之。“多疑”问题，我已在 《导言》中有所论述，这里也不再说它了。至于轻信，这是有矛盾的。鲁迅既然“多疑”，又怎么会“轻信”呢？大约，他是具体到针对高长虹一事吧？说鲁迅多疑，尚有具体分析之必要，说他轻信，我对此论不敢轻信。关于迁怒，钱玄同对鲁迅的不满，主要是在这方面。鲁迅非常憎恶顾颉刚，在书信、杂文，以及小说 《理水》 中，都曾给他以无情的讽刺与抨击。顾颉刚的为人，为鲁迅所不齿。而钱玄同，在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同顾颉刚的某些观点一致，尤其在“疑古”方面，更是彼此契合，因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学侣。钱玄同认为，鲁迅本来同他很好，但讨厌顾颉刚，由于他同顾颉刚交往，于是连他也讨厌起来。我查不到鲁迅因为顾颉刚所以讨厌钱玄同的证据，我只觉得，倘如钱玄同 所描述，鲁迅如五岁孩儿，甲不跟乙玩了，也要丙不跟乙玩了，否则，甲也不跟丙玩了。
这仿佛是童话，童话中鲁迅、钱玄同都充满童心了。
【一】
钱玄同 （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玄同；后废姓，称疑古玄同。曾用笔名浑然异、王敬轩等。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战士。钱玄同1906年9月赴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读师范，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的文字学，并结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求新思潮的青年。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归国。1916年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18年至1919年，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尹默一起轮流编辑 《新青年》，积极拥护陈独秀 《文学革命》 一文的主张，并在 《尝试集·序》 中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以通信和随感录的方式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著名的关于“王敬轩”的“双簧信”即在此时演出。五四落潮，钱玄同思想渐趋保守，1924年11月《语丝》 创刊，他列名发起人，与周作人、胡适过从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有《文字学音篇》、《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七七事变后，钱玄同蛰居敌伪治下的北平，拒绝伪聘，恢复本名钱夏，以示民族意识不灭。1939年1月17日，右脑血管破裂，病故于北平德国医院。终年52岁。
【二】
钱玄同留日时期，与鲁迅为同窗好友。据许寿裳在 《亡友鲁迅印象记》 第七章《从章先生学》 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戏称钱玄同为“爬翁”。可见，他们之间是多么亲昵。
五四时期，两人志趣投合，好恶相近。众所周知，鲁迅在教育部期间，埋头于故纸堆，整理古籍，钞古碑。他创作小说，并一发而不可收，实在是因为钱玄同给他打了一针催生剂。钱玄同回忆道：
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 《新青年》 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 《新青年》 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未有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 《狂人日记》 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 《新青年》 第九卷止。（《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见 《文化与教育旬刊》 第一零六期）
关于钱玄同催促鲁迅写稿的事，鲁迅在 《呐喊·自序》 中有着形象的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异 （即钱玄同。林琴南小说 《荆生》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 作者注），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 《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還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 《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他们对改革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鲁迅冷一些，钱玄同热一些。但经过一番讨论，鲁迅还是被催化了，以此为新起点，鲁迅怀着矛盾而沉重的心情开始了文学家的战斗生涯。
1932年，鲁迅在为 《自选集》 作 《自序》 时，对于这一段往事，还有这样的回忆：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为了实现这希望，鲁迅认识到，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他要呐喊，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所以，鲁迅答应钱玄同写文章，也就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行列，参加了本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
此后，在他们共同参与编辑 《新青年》 的过程中，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甚密，意气相投，许多事情他们都交换过意见，而且主张相同，他们是互相支持的战友。
这一点，可以从“双簧信”、“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等事件或主张中得到印证。
所谓“双簧信”，是由钱玄同、刘半农两人合伙干的。如鲁迅所说：“他们正办 《新青年》，然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杂志最怕办得寂寞，捧也好，骂也好，热闹起来才是杂志的活路，寂寞久了，没人赞同没人反对久了，就自行消亡了。怎么办呢？为了引起文学革命的论争，1918年3月，《新青年》 第四卷第三号上，在 《文学革命之反响》 的标题下，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 《新青年》 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农的复信。王敬轩本无其人，此信系钱玄同综合当时旧文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谬论写成。刘半农在复信中对这些谬论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给 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以迎头痛击。 这两封双簧信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战鼓擂得更紧了，卫道者如林琴南者流也跳出来鼓噪了。就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胡适便认为这样“有失士大夫身份”，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
鲁迅在 《忆刘半农君》 里就曾指出这是一次大仗，并且在评刘半农时说：“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地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且介亭杂文》）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这些战斗，是经过一起商量和研究的。鲁迅后来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花边文字·趋时和复古》）可见，当时“双簧信”的战斗，给鲁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认为，刘半农的声名鹊起，是他与王敬轩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刘半农是钱玄同演“双簧”戏的对手，鲁迅对刘半农在这场戏中的肯定，同时也说明对钱玄同作用的肯定。
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曾为鲁迅所赞许的，还有对當时斗争提出非常明确而又形容贴切的口号，即“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这个口号，最早见于他 《寄胡适之》 的信里。他说：“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退之典故，与肉麻之语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新青年》三卷六期）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当时中国的古文学在文坛上主要是两大派，一、桐城派，代表人物是严复、林琴南等。二、选派，主要人物有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 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钱玄同用“谬种”和“妖孽”，进一步形象他说明了它们对文坛的毒害。桐城派，讲所谓“桐城义法”，于是代代相传，直到辛亥革命后，在文坛上还占有极大的势力。这种“谬种流传”，真是绵绵不绝。至于选派，用典故，讲对仗，末流到了易顺鼎、樊增祥等，用以写出许多捧优伶，赞娼妓的下流文字，简直龌龊不堪，称之为“妖孽”，也不为过。
鲁迅对这个口号是赞许的，他在三十年代谈到攻击对方要给以名号时，曾经提到它，他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 《文选》 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鲁迅和钱玄同都曾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钱玄同在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一文中说：“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而鲁迅在 《青年必读书》 中也说：“我以为要少── 或者竟不── 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在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还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他在1918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又说：“中国文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殆无不感到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新青年》 四卷四期）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主张未免不切实际。当时，也受到许多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与攻击。然而，它对文学革命的发展，客观上却起到了推进作用。鲁迅后来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说：“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又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敢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虽然白话文的流行，是因了文言文的不合时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鲁迅从事物的联系上阐明问题，也许鲁迅并不赞同或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赞同废除汉字，但鲁迅却能从钱玄同提倡拼音之外，發现它的客观历史意义，鲁迅对钱玄同是公正的。
1925年“女师大风潮”，钱玄同也是发表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的七教授之一，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的斗争中，钱玄同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此外，鲁迅1925年4月14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把自己的文章与钱玄同作了比较，肯定了钱玄同文章的长处，谈了对自己文章的认识，他说：“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 （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两地书·一二》） 这里，鲁迅虽有切肤之感，亦有过谦之词，文章风格，秉性使然，钱玄同做不了鲁迅式的文章，反之，似乎也成立，此非正题，略去不表。 概而言之，在反传统，反封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方面，鲁迅、钱玄同步调一致，堪称战友。
【三】
五四以后，两人思想志趣各异，接触渐少。钱玄同由封建社会的叛徒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他的心境渐趋平和；鲁迅仍然不改狼的秉性，他在荒原中嚎叫，他心中仍然充溢着战斗的激情，鲁迅生来是为了战斗的。
不过，鲁迅和钱玄同的由疏远而有成见，倒没有像“骂”章士钊等人那样，诉诸文章，而多是道听途说，引起不满 （其中也不应排除有误会的 成分），多是私下议论，私下通信，仅此而已。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还念及曾经有过的友情呢？
如前所述，1925年5月，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们还可以说是战友。1926年秋，风潮以后，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此后，他们再没有像五四时期那样促膝长谈了—— 这也无足怪，不是有许多青年时的朋友，到了老年视若路人吗？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话题，因而也有一个时期的朋友。有的友谊可以永久，有的友谊却和时间一起消失了。
1929年6月，鲁迅第一次北上省亲，曾与钱玄同相遇。据沈尹默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钱玄同偶然去孔德学校，碰见鲁迅。据沈尹默讲：“这事情 （按指上次的争论）虽已过去，彼此心中总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老朋友終归是老朋友，不可能从此不见面，就跨进门去，打了个招呼，坐下来，正想寻个话题，恰巧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他马上回过頭朝着鲁迅问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回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玄同主张废姓，曾经常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鲁迅出口真快，玄同的感应也不慢，登时神色仓皇，一言不发，溜之大吉。”（沈尹默 《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见 《文艺月刊》1956年十月号）这一细节，鲁迅1929年5月25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也有提到：“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 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
鲁迅和钱玄同，都是书生意气，在可恼的同时透着几分可亲。我可以想象，当年鲁迅说“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时，脸上的表情是生硬的，没有笑容，所以这句话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倘非如此，鲁迅笑曰：“我是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的。”那至多是揶揄，还多了几分幽默。至于钱玄同，若非书生，脸皮也厚，这么一句话，何难应酬？来一句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又何必动气，溜之大吉呢？所以，这个细节，以我而言，看不出他们的可恶，倒是看出了书生本色，有几分可爱。
鲁迅虽然离开北京，但北京却有不少耳目，把关于钱玄同的事告知鲁迅。三十年代，钱玄同对鲁迅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极为反感，他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口吻说：“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都要我自己来判断。”（《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讽刺鲁迅为“左翼公”和“左公”。鲁迅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在同一封信里，鲁迅甚至对钱玄同的个人秉性作了评价：“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钱玄同善空谈，喜做惊人之语，这固然属实，但并非不做实事，终其一生，还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也不好否认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实绩。
到了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北上省亲时，钱玄同竟公然宣布他“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阻扰鲁迅到北大演讲，关系可谓恶化了。鲁迅对他也一样充满了厌恶之情。1932年12且29日，鲁迅在《教授杂咏四首》的第一首挖苦了钱玄同，诗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 抵挡辩证法。”鲁迅的这一组“杂咏”都是有针对性的。钱玄同早年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不开课”的话。1933年11月，鲁迅拟请魏建功书写 《〈北平笺谱〉序》。后来社会上某些传说有与事实略有不符之处，鲁迅在1933年12月27月致台静农的信中在谈到上述写序的事时，又谈了对钱玄同的看法：“写序之事……至于不得托金公 （即钱玄同—— 作者）执笔，亦诚有 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我以为，鲁迅的以上评价，既有客观实际的内容，也有情绪化的言辞。
到了1935年，鲁迅在5月20日出版的 《太白》 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署名“敖者”的 《死所》 一文，批评了钱玄同由于马廉教授因中风死在教室里，故尔“从此不上课”的行为。鲁迅讲了一则笑话，是一位公子和渔夫的问答：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的？”公子问。
“死在海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到海里去吗？”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渔夫问。
“死在家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于是，鲁迅劝告道：“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这篇文章并无过激之词，平心静气，针对的也是具体的问题，对论敌可以这么说，对一个好朋友也可以这么说的。
【四】
1936年10月，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就写了《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关系之后，对鲁迅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
一、治学最为谨严；
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他举了小说 《阿Q正传》、《药》 和 《随感录》，说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钱玄同也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
一、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
二、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
三、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
钱玄同所说鲁迅的长处，这不成问题，鲁迅的长处又何止这些呢？这里姑妄略之。“多疑”问题，我已在 《导言》中有所论述，这里也不再说它了。至于轻信，这是有矛盾的。鲁迅既然“多疑”，又怎么会“轻信”呢？大约，他是具体到针对高长虹一事吧？说鲁迅多疑，尚有具体分析之必要，说他轻信，我对此论不敢轻信。关于迁怒，钱玄同对鲁迅的不满，主要是在这方面。鲁迅非常憎恶顾颉刚，在书信、杂文，以及小说 《理水》 中，都曾给他以无情的讽刺与抨击。顾颉刚的为人，为鲁迅所不齿。而钱玄同，在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同顾颉刚的某些观点一致，尤其在“疑古”方面，更是彼此契合，因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学侣。钱玄同认为，鲁迅本来同他很好，但讨厌顾颉刚，由于他同顾颉刚交往，于是连他也讨厌起来。我查不到鲁迅因为顾颉刚所以讨厌钱玄同的证据，我只觉得，倘如钱玄同 所描述，鲁迅如五岁孩儿，甲不跟乙玩了，也要丙不跟乙玩了，否则，甲也不跟丙玩了。
这仿佛是童话，童话中鲁迅、钱玄同都充满童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