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年间，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的维新新锐，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赐其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1949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时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学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稀少，“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设宴为他饯行，请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时，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之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文情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可以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激战正酣，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这个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有时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尴尬，有时则能排忧解难、逢凶化吉。当然，入乡随俗，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最好学上一两句当地的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
　　（根据网络资料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