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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个标尺，如果我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村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去打官司，如果没有赢，大家都会保持沉默。”谢勇说自己知道大家心里在想着什么
在江苏海安县，东庙村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手机地图里甚至都没有标注出来，而出租车司机听到这个地名时立刻皱起了眉头，想了半天，说了句：“地名往大了说。”直到听了胡集镇的名号，才踩了油门。
一路上，全都是厂房，纺织厂、家具加工厂、机械加工厂紧紧地挨在一起，而海安县城随着这些厂房一路向西延伸，可到了胡集镇，城市好像在这里被突然拦腰斩断，没有了高楼建筑，取而代之的都是农村常见的二层小楼，几十间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村落，一直延伸到天际边。
胡集镇最高的建筑便是垃圾焚烧厂百米高的大烟囱，和普通的烟囱不同，它不是圆柱形，而是一个标准的长方体，外表上还画着一棵树，亮丽的黄色让人在很远的地方便能瞅见它。
与其他地方不同，垃圾焚烧厂周围没有最常见的那种二层民房，取而代之的则是整片整片的油菜花地，四月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远望去，黄澄澄的一大片花海，两千年前开挖的老通扬运河从花海中横穿而过，静静地向西流淌。
一对老夫妇在田埂里，刚刚换好胶鞋，正准备下地锄草，他们脚下的这片空旷的油菜花地正是昔日的东庙村，2010年7月，垃圾焚烧厂改扩建，东庙村被整体迁移走，宁静的田野上只有通扬运河的流水声。
可是，与乡村美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民生活中的纠结。
这里的村民有个习惯，会时不时抬头望望天，看看风向。不管是56岁的吴圣宏、71岁的黄领芳和60岁的谢村林，现在即使搬离了故土，住上了楼房，依旧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其实他们都不喜欢有风的天气，尤其是向自家吹来的风，风一来，臭味就来了。对于这种臭味，每个人的描述都不一样，像是好久没有洗过的小孩尿布味，像是脚臭的味道，甚至是尸体腐烂的气味。
风来了，每一个人的反应却是默契十足，进屋，关门，关窗，然后咒骂一句：该死的垃圾焚烧厂，然后望着不远处冒着白烟的大烟囱，无奈地摇摇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始终都在进进出出，开开关关的节奏中生活着。
关于垃圾焚烧厂的记忆
关于垃圾焚烧厂，村民吴圣宏的记忆是从一堵围墙开始的。
2006年7月的一个早晨，他发现一个施工队进驻了村里的一块荒地，人数越来越多，红砖和水泥被不断地运了进来，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一道十米长的围墙盖了起来，村内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
可到了晚上，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让村里人相信，一个垃圾焚烧厂将会被建在村里，所有人都没法接受这个消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那面围墙聚集。
“高科技、全封闭、无污染”，吴圣宏第一次听到了官方人员对这座还没动工的垃圾焚烧厂作出了详细描述，“很多人相信了这句话，都开始离开那道围墙”。
没有了村民的阻拦，垃圾焚烧厂很快便建了起来。吴圣宏一家正好住在了那根大烟囱下面。
2006年9月29日，垃圾焚烧厂点火运行，噩梦开始了。最直接的就是让吴圣宏一家人没法在院子里吃饭了，“没法吃啊，盘子刚端到院子，回趟屋，再一看就是一层黄色的灰尘。”
吴圣宏的老婆吕爱华也是满腹牢骚，她是个爱干净的人，以前一天打扫一次就行，现在什么时候看都觉得脏。
一家人中，吴圣宏的儿子吴志刚意见最大，他养了十多头羊，越养越多，等垃圾焚烧厂建成后，他的羊就越来越少了。“羊屎都是一粒一粒的，吃了那些有黄色灰尘的青草，拉出来都是一摊一摊的。”
自从垃圾焚烧厂开火后，吴圣宏的睡眠就特别不好，“晚上垃圾烧的最多，灰尘最大，声音也最响，很呛人。”他想了个办法，把毛巾打湿后，盖在脸上睡觉，吕爱华则是强烈反对，认为这样做不吉利。
终于有一天，吴圣宏忍不住，他去垃圾焚烧厂去理论，原因是家里的两头老母猪都死了，吴圣宏是东庙村的养猪大户，这两头母猪每年都能生下好多的猪仔，卖猪仔的钱是吴家最主要的收入。
不踏入厂区半步
“去了好多次，有些时候连厂门都没让我进去。”吴圣宏说自己一直都没有要到赔偿，不过村里人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人还看见吴圣宏炫耀过自己要到的赔偿。
“他不动脑子，要到钱就到处说，很多人就学他和厂里要，后来厂里就不愿给他，村里有些人就不一样，要到赔偿什么都不说，下次还能要一些。”村里的一位老人觉得吴圣宏不会做事。
不过村子里牲畜的确是死得越来越多，呛人的灰尘和刺鼻的臭味愈发让人忍受不了，很多人都开始找垃圾焚烧厂理论。
去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妇女，因为离垃圾焚烧厂门口比较近，吕爱华一听到有人吵闹，都会跟着去。“看门的都是年轻小伙子，真动起手，村里的后生肯定吃亏，他们不敢打老人和女人，容易出人命。”
慢慢地，吴圣宏发现光去吵去闹，对垃圾焚烧厂的影响一点没有，他想着带人去堵门，还必须堵东门。东门是垃圾车进入厂区的主门，一车车垃圾都是从这里运进焚烧炉的，堵住它，垃圾焚烧厂就必须要停工。
为了堵死，吴圣宏在村里找来了一根腰粗的原木，用来顶住了东门，带了草席和干粮，还在门口搭起了凉棚，准备打持久战，不过三天就结束了，警察来了，理由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
这条路走不通，吴圣宏开始想其他办法，他把自家的死猪和死羊全部都丢在垃圾焚烧厂的大门口，村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都开始学着干。
一时间，垃圾厂门口丢满了这些死去的牲畜，那时正值盛夏，厂门口苍蝇漫天，臭不可闻。“没有用，那是垃圾焚烧厂，人家就是专门处理垃圾的。”吴圣宏后来看见垃圾厂的人直接把厂门口的垃圾送进了焚烧炉里。
垃圾厂门口的事日复一日地在重复上演，村民们在与垃圾厂的吵吵闹闹中过着日子，谁也没有想到会出大事，直到2008年7月的一天，王忠明被警察抓了，东庙村里炸开了锅。 起因是前一天，王忠明和20多位村民越过了垃圾厂的大铁门，冲进了厂房里，垃圾厂的很多人后来都说看见王忠明试图去拉总闸。
王忠明显然没有在意他冲进垃圾厂厂房的事，他说自己只是想劝阻垃圾焚烧厂停工。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去胡集镇上的菜市场卖鸡，他走到菜市场里面时，两位警察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他们说想和我聊聊昨天垃圾厂的事，我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但是让王忠明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被送到了刑警中队的问询室里。
李照凤是王忠明的老婆，那天她一直等丈夫回来吃晚饭，丈夫没有回来，她却等来了胡集镇上的几位干部。
“你老公犯了大事，差点害死了50多个人。”这几位干部开口的第一句话便让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家庭主妇吓了一跳，后来她才得知王忠明如果拉下总闸，可能会引发焚烧炉的爆炸，当时在场的50多个人都跑不了。
李照凤当晚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便找到了胡集镇的书记，当时书记正在通电话，李照凤安静地在一边听着，电话里正讲着她丈夫的事，她听到王忠明已经从刑警中队押到了看守所，还被剃了光头，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一个星期后，事情发生了转机，李照凤接到胡集派出所的通知，和他们一起去海安看守所接王忠明，她丈夫已经被放了出来。对于其中的原因，李照凤一点也不想知道，她只想自己的丈夫平安归来。
后来总有人拿“剃光头”这事来调侃王忠明，他倒是乐呵呵的，因为在看守所里没受什么苦，因为年纪比较大，他还挺受照顾的。
反倒是东庙村的村民们对“剃光头”这事挺怵的，自此以后，任何与垃圾焚烧厂的纠纷，他们都有一个底线：不踏入厂区一步。
后来，东庙村的村民去垃圾焚烧厂的次数越来越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人领头了，以前这个工作都是东庙村的老支书来干的，因为他年纪长，在村里颇有威望，但是他很快就被垃圾焚烧厂“招安”了。
老支书成了垃圾焚烧厂的保安，一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终日坐在保安亭里，专职劝导来吵闹的村民，为此，很多村里人都疏远了和老支书的关系，甚至还有人在背后说老支书坐在保安亭里像“躺在水晶棺材里”。
“我就是个标尺”
2009年10月，垃圾焚烧厂停火了，而东庙村的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上了一份拆迁通知书。
垃圾焚烧厂要改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厂界外300米是国家要求的卫生防护距离，东庙村几乎都在这300米以内。
即使搬到很远的地方，坏事还是接踵而至，其中让大家最恐惧的就是有好多人都得了癌症。
对于具体得癌症的人数，村里没有统一的说法，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村里会计私下统计的数字——接近百人，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时都被吓坏了，因为整个东庙村加起来才1000多人而已。
在整个东庙村里，黄领芳家最惨，别家得癌症的基本只有一个人，而她家有两个人都得了癌症。
一个是她大儿媳妇，得了乳腺癌，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乳房已经被切除。另外一个则是她的老公，得了肺癌，没能挺过来。
她老公叫徐玉庭，1992年就去了海安县城的人民银行当保安，这一当就是25年，老了后回到东庙村，住了不到一年，就开始咳嗽，咳出了血。
黄领芳觉得见血就是很严重的事，就拉着他去县城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肺癌，还是晚期的，她没敢把这个告诉老公，怕他受打击。
从海安县城回来后，徐玉庭咯血更厉害了，他的精神也变得越来越迷迷糊糊，最后只能躺在床上。黄领芳为了照顾老伴，就在旁边又支起了一张床，每天晚上她每隔两个小时都要起身帮老伴顺顺气。
不过就是这间隔的两个小时，二人阴阳相隔。“那天晚上三点，我起来给他盖被子，一摸人，都凉了，鼻子里一点气都没有。”黄领芳说她老公“走”得很安静，一点声响都没有，而徐玉庭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肺癌。
黄领芳觉得自己老公连烟都不抽，得肺癌肯定是和垃圾焚烧厂排出的烟有关系，后来她去找垃圾焚烧厂的领导说，对方连门都没让她进，后来还动了找政府解决这事的念头，但最终未成行，她不敢，因为怕被“剃光头”。
这些人虽因政府拆迁搬离了东庙村，但是仍心有余悸。因为得癌症的事，不光是东庙村，连谢河村也有了。
谢河村是东庙村的邻村，两村之间隔着一条老通扬运河，在胡集镇，谢河村是除东庙村外离垃圾焚烧厂距离最近的一个村。
“它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被消灭掉。”丁国圣就住在谢河村的最南边，他老婆一年前死于鼻癌，他也觉得这和垃圾焚烧厂有着莫大的关系，“天天闻臭味，谁不会得病，迟早我们都会得病死掉的。”
与黄领芳不同，丁国圣虽有不满，但是没有找过任何人，他认为找谁都没有用，反而还会惹祸上身，他也知道王忠明被剃光头的事。
在东庙村和谢河村，除了王忠明被剃光头的事是尽人皆知外，谢勇打了五年官司还没赢也是村民们的闲暇时的谈资。
他们是通过谢勇才知道这个事情可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是，他们又觉得非常纠结。一方面他们为谢勇感到不值，为了这个事殷实的家底都败光了，而且还失去了一份固定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很盼望谢勇能够坚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给大家开个先河。
“我就是个标尺，如果我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村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去打官司，如果没有赢，大家都会保持沉默。”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去找谢勇打听他官司的事，谢勇说自己知道大家心里在想着什么。
在江苏海安县，东庙村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手机地图里甚至都没有标注出来，而出租车司机听到这个地名时立刻皱起了眉头，想了半天，说了句：“地名往大了说。”直到听了胡集镇的名号，才踩了油门。
一路上，全都是厂房，纺织厂、家具加工厂、机械加工厂紧紧地挨在一起，而海安县城随着这些厂房一路向西延伸，可到了胡集镇，城市好像在这里被突然拦腰斩断，没有了高楼建筑，取而代之的都是农村常见的二层小楼，几十间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村落，一直延伸到天际边。
胡集镇最高的建筑便是垃圾焚烧厂百米高的大烟囱，和普通的烟囱不同，它不是圆柱形，而是一个标准的长方体，外表上还画着一棵树，亮丽的黄色让人在很远的地方便能瞅见它。
与其他地方不同，垃圾焚烧厂周围没有最常见的那种二层民房，取而代之的则是整片整片的油菜花地，四月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远望去，黄澄澄的一大片花海，两千年前开挖的老通扬运河从花海中横穿而过，静静地向西流淌。
一对老夫妇在田埂里，刚刚换好胶鞋，正准备下地锄草，他们脚下的这片空旷的油菜花地正是昔日的东庙村，2010年7月，垃圾焚烧厂改扩建，东庙村被整体迁移走，宁静的田野上只有通扬运河的流水声。
可是，与乡村美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民生活中的纠结。
这里的村民有个习惯，会时不时抬头望望天，看看风向。不管是56岁的吴圣宏、71岁的黄领芳和60岁的谢村林，现在即使搬离了故土，住上了楼房，依旧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其实他们都不喜欢有风的天气，尤其是向自家吹来的风，风一来，臭味就来了。对于这种臭味，每个人的描述都不一样，像是好久没有洗过的小孩尿布味，像是脚臭的味道，甚至是尸体腐烂的气味。
风来了，每一个人的反应却是默契十足，进屋，关门，关窗，然后咒骂一句：该死的垃圾焚烧厂，然后望着不远处冒着白烟的大烟囱，无奈地摇摇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始终都在进进出出，开开关关的节奏中生活着。
关于垃圾焚烧厂的记忆
关于垃圾焚烧厂，村民吴圣宏的记忆是从一堵围墙开始的。
2006年7月的一个早晨，他发现一个施工队进驻了村里的一块荒地，人数越来越多，红砖和水泥被不断地运了进来，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一道十米长的围墙盖了起来，村内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
可到了晚上，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让村里人相信，一个垃圾焚烧厂将会被建在村里，所有人都没法接受这个消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那面围墙聚集。
“高科技、全封闭、无污染”，吴圣宏第一次听到了官方人员对这座还没动工的垃圾焚烧厂作出了详细描述，“很多人相信了这句话，都开始离开那道围墙”。
没有了村民的阻拦，垃圾焚烧厂很快便建了起来。吴圣宏一家正好住在了那根大烟囱下面。
2006年9月29日，垃圾焚烧厂点火运行，噩梦开始了。最直接的就是让吴圣宏一家人没法在院子里吃饭了，“没法吃啊，盘子刚端到院子，回趟屋，再一看就是一层黄色的灰尘。”
吴圣宏的老婆吕爱华也是满腹牢骚，她是个爱干净的人，以前一天打扫一次就行，现在什么时候看都觉得脏。
一家人中，吴圣宏的儿子吴志刚意见最大，他养了十多头羊，越养越多，等垃圾焚烧厂建成后，他的羊就越来越少了。“羊屎都是一粒一粒的，吃了那些有黄色灰尘的青草，拉出来都是一摊一摊的。”
自从垃圾焚烧厂开火后，吴圣宏的睡眠就特别不好，“晚上垃圾烧的最多，灰尘最大，声音也最响，很呛人。”他想了个办法，把毛巾打湿后，盖在脸上睡觉，吕爱华则是强烈反对，认为这样做不吉利。
终于有一天，吴圣宏忍不住，他去垃圾焚烧厂去理论，原因是家里的两头老母猪都死了，吴圣宏是东庙村的养猪大户，这两头母猪每年都能生下好多的猪仔，卖猪仔的钱是吴家最主要的收入。
不踏入厂区半步
“去了好多次，有些时候连厂门都没让我进去。”吴圣宏说自己一直都没有要到赔偿，不过村里人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人还看见吴圣宏炫耀过自己要到的赔偿。
“他不动脑子，要到钱就到处说，很多人就学他和厂里要，后来厂里就不愿给他，村里有些人就不一样，要到赔偿什么都不说，下次还能要一些。”村里的一位老人觉得吴圣宏不会做事。
不过村子里牲畜的确是死得越来越多，呛人的灰尘和刺鼻的臭味愈发让人忍受不了，很多人都开始找垃圾焚烧厂理论。
去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妇女，因为离垃圾焚烧厂门口比较近，吕爱华一听到有人吵闹，都会跟着去。“看门的都是年轻小伙子，真动起手，村里的后生肯定吃亏，他们不敢打老人和女人，容易出人命。”
慢慢地，吴圣宏发现光去吵去闹，对垃圾焚烧厂的影响一点没有，他想着带人去堵门，还必须堵东门。东门是垃圾车进入厂区的主门，一车车垃圾都是从这里运进焚烧炉的，堵住它，垃圾焚烧厂就必须要停工。
为了堵死，吴圣宏在村里找来了一根腰粗的原木，用来顶住了东门，带了草席和干粮，还在门口搭起了凉棚，准备打持久战，不过三天就结束了，警察来了，理由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
这条路走不通，吴圣宏开始想其他办法，他把自家的死猪和死羊全部都丢在垃圾焚烧厂的大门口，村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都开始学着干。
一时间，垃圾厂门口丢满了这些死去的牲畜，那时正值盛夏，厂门口苍蝇漫天，臭不可闻。“没有用，那是垃圾焚烧厂，人家就是专门处理垃圾的。”吴圣宏后来看见垃圾厂的人直接把厂门口的垃圾送进了焚烧炉里。
垃圾厂门口的事日复一日地在重复上演，村民们在与垃圾厂的吵吵闹闹中过着日子，谁也没有想到会出大事，直到2008年7月的一天，王忠明被警察抓了，东庙村里炸开了锅。 起因是前一天，王忠明和20多位村民越过了垃圾厂的大铁门，冲进了厂房里，垃圾厂的很多人后来都说看见王忠明试图去拉总闸。
王忠明显然没有在意他冲进垃圾厂厂房的事，他说自己只是想劝阻垃圾焚烧厂停工。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去胡集镇上的菜市场卖鸡，他走到菜市场里面时，两位警察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他们说想和我聊聊昨天垃圾厂的事，我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但是让王忠明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被送到了刑警中队的问询室里。
李照凤是王忠明的老婆，那天她一直等丈夫回来吃晚饭，丈夫没有回来，她却等来了胡集镇上的几位干部。
“你老公犯了大事，差点害死了50多个人。”这几位干部开口的第一句话便让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家庭主妇吓了一跳，后来她才得知王忠明如果拉下总闸，可能会引发焚烧炉的爆炸，当时在场的50多个人都跑不了。
李照凤当晚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便找到了胡集镇的书记，当时书记正在通电话，李照凤安静地在一边听着，电话里正讲着她丈夫的事，她听到王忠明已经从刑警中队押到了看守所，还被剃了光头，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一个星期后，事情发生了转机，李照凤接到胡集派出所的通知，和他们一起去海安看守所接王忠明，她丈夫已经被放了出来。对于其中的原因，李照凤一点也不想知道，她只想自己的丈夫平安归来。
后来总有人拿“剃光头”这事来调侃王忠明，他倒是乐呵呵的，因为在看守所里没受什么苦，因为年纪比较大，他还挺受照顾的。
反倒是东庙村的村民们对“剃光头”这事挺怵的，自此以后，任何与垃圾焚烧厂的纠纷，他们都有一个底线：不踏入厂区一步。
后来，东庙村的村民去垃圾焚烧厂的次数越来越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人领头了，以前这个工作都是东庙村的老支书来干的，因为他年纪长，在村里颇有威望，但是他很快就被垃圾焚烧厂“招安”了。
老支书成了垃圾焚烧厂的保安，一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终日坐在保安亭里，专职劝导来吵闹的村民，为此，很多村里人都疏远了和老支书的关系，甚至还有人在背后说老支书坐在保安亭里像“躺在水晶棺材里”。
“我就是个标尺”
2009年10月，垃圾焚烧厂停火了，而东庙村的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上了一份拆迁通知书。
垃圾焚烧厂要改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厂界外300米是国家要求的卫生防护距离，东庙村几乎都在这300米以内。
即使搬到很远的地方，坏事还是接踵而至，其中让大家最恐惧的就是有好多人都得了癌症。
对于具体得癌症的人数，村里没有统一的说法，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村里会计私下统计的数字——接近百人，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时都被吓坏了，因为整个东庙村加起来才1000多人而已。
在整个东庙村里，黄领芳家最惨，别家得癌症的基本只有一个人，而她家有两个人都得了癌症。
一个是她大儿媳妇，得了乳腺癌，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乳房已经被切除。另外一个则是她的老公，得了肺癌，没能挺过来。
她老公叫徐玉庭，1992年就去了海安县城的人民银行当保安，这一当就是25年，老了后回到东庙村，住了不到一年，就开始咳嗽，咳出了血。
黄领芳觉得见血就是很严重的事，就拉着他去县城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肺癌，还是晚期的，她没敢把这个告诉老公，怕他受打击。
从海安县城回来后，徐玉庭咯血更厉害了，他的精神也变得越来越迷迷糊糊，最后只能躺在床上。黄领芳为了照顾老伴，就在旁边又支起了一张床，每天晚上她每隔两个小时都要起身帮老伴顺顺气。
不过就是这间隔的两个小时，二人阴阳相隔。“那天晚上三点，我起来给他盖被子，一摸人，都凉了，鼻子里一点气都没有。”黄领芳说她老公“走”得很安静，一点声响都没有，而徐玉庭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肺癌。
黄领芳觉得自己老公连烟都不抽，得肺癌肯定是和垃圾焚烧厂排出的烟有关系，后来她去找垃圾焚烧厂的领导说，对方连门都没让她进，后来还动了找政府解决这事的念头，但最终未成行，她不敢，因为怕被“剃光头”。
这些人虽因政府拆迁搬离了东庙村，但是仍心有余悸。因为得癌症的事，不光是东庙村，连谢河村也有了。
谢河村是东庙村的邻村，两村之间隔着一条老通扬运河，在胡集镇，谢河村是除东庙村外离垃圾焚烧厂距离最近的一个村。
“它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被消灭掉。”丁国圣就住在谢河村的最南边，他老婆一年前死于鼻癌，他也觉得这和垃圾焚烧厂有着莫大的关系，“天天闻臭味，谁不会得病，迟早我们都会得病死掉的。”
与黄领芳不同，丁国圣虽有不满，但是没有找过任何人，他认为找谁都没有用，反而还会惹祸上身，他也知道王忠明被剃光头的事。
在东庙村和谢河村，除了王忠明被剃光头的事是尽人皆知外，谢勇打了五年官司还没赢也是村民们的闲暇时的谈资。
他们是通过谢勇才知道这个事情可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是，他们又觉得非常纠结。一方面他们为谢勇感到不值，为了这个事殷实的家底都败光了，而且还失去了一份固定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很盼望谢勇能够坚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给大家开个先河。
“我就是个标尺，如果我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村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去打官司，如果没有赢，大家都会保持沉默。”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去找谢勇打听他官司的事，谢勇说自己知道大家心里在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