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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垦体系在激励机制和运行体制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1978年至1992年农垦体系的承包制和放权让利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工积极性和农垦企业的自主性，但承包制本身在顶层设计上存在着较大的历史局限，使农垦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所降低。1992—2001年农垦改革确定了从行政化管理体制向集团化和企业化过渡的总方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四到户”改革与农垦集团化并不耦合。近十几年尤其是2015年之后农垦改革进入快车道，竞争力和效率迅速提高，但仍旧面临着地位边缘化、经营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