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内颇有个性的丹羽宇一郎，曾被人称为“走路逛街的董事长”，不知是“祸”是“福”，2010年来了一个“转身”，由民而官，成了日本驻中国大使。他履职接受采访时说：“民也好，官也好，追究这些无助于外交。现在日本国难当前，却没有危机感，这个职务是要为国献身的工作。”大家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工作”并不轻松，也不遂心如愿，但那“献身”的精神，倒是和“竭忠殉国”的张养浩有着相通之处。是笔者生拉硬扯吗？不！因为他曾投书日本《周刊文春》说：“日本官僚一流，经济二流，政治三流。”而要使经济、政治也成为一流，他建议从首相以降的所有日本政治人物，都应该去读中国元朝张养浩所写的《三事忠告》。这就是笔者联想的触媒，也由此想对《三事忠告》作点评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事忠告》说：“养浩为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二卷，凡七纲，七十二子目。为御史时，著《风宪忠告》一卷，凡十篇。入中书时，著《庙堂忠告》一卷，凡十篇。”日本安冈正笃将此译为《为政三部书》，文字虽不算多，但内容相当全面，这大概也是丹羽建议日本所有政治人物都应该去读此书的原因之一。

官德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吴兢《贞观政要·公平》）。“在一切正义的原则中，对于人类道德上的公正是最带有实质性的”（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中外一理，对行施公权力的为官者，一个核心的价值评判就是一个“公”字，要出以公心，追求公平公正。与此相反，以公权为自己、为小集团而经营打算就是“私”，所谓“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韩非子·五蠹》）。对此，张养浩有何见解呢？请看：“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于此有人焉，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虽骨肉之亲，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诚如是，则为相为风宪者，安有临事乏才之叹！”“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大率惟务尽公无私，斯得之矣。”（《风宪忠告》）“前辈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所谓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戒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
　　张养浩在地方上做过县令，在朝廷任过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等。职务变化，工作不同，“举所阅历者著之”，才有了内容不同的《三事忠告》。《三事忠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以贯之的信念，那就是为官用权要“公其心”，要“宁公而贫”，切不可“假其权威，惟济己私”，“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仅自己要“戒贪”，而且还要“禁家人侵渔——夫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大率皆由家人喜奢好侈，中既不给，其势必巧于求人，纵其所亲，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徵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比年以来，坐是败辱者，骈首骊踵”（《牧民忠告》）。这也是张养浩之所以成为一代名臣的道德根基与为官理念。

官识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官德固然极其重要，然而无才无识，也不可能有什么卓越的建树。识者，学识、见识、胆识也，这都是为官者必备的。
　　学识——张养浩说：“凡学仕者经史之余，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一旦入官，庶不为俗吏所迂也。”（《牧民忠告·法律为师》）话虽简短，然其内涵却广博而渊深，所以说：“爱民治国，能无知乎。”（《老子》十章）当然，没有知识，缺乏智慧的昏官、庸官历代并不少见，元代则是更多，于此亦可见《三事忠告》既有其历史的承传与深刻，更有其现实的针对性。
　　见识——“见不尽者，天下之事”。至于一个人能“见”到多少，如何认知与理解，则与其阅历、学养、思想、观念等等密不可分，见识有别，行为与追求自然也就各异其趣了。人贵有自知之明，首先得认知自己。所以在《牧民忠告》开篇第一条就是“省己”：“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接到任命不是喜形于色，而是扪心自问，凭什么获此待遇？给自己一个清醒的定位，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说来容易，做到也难。
　　人无完人，除了给自己一个准确“定位”之外，还要清醒地看到自己习性、个性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纠正。张养浩为此特地写了一节“克性之偏”，他说：“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则官无难为，事无不集者矣。弛缓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庄，率略克之以详，烦苛克之以大体。苟不度所任，一循己之偏而处之，鲜有不败者矣。”（《牧民忠告》）
　　如果说以上所述是对自我的所见所识，那么还必须对客观现实诸如世态人情、社会状况与变化趋势等等，都应调查研究，了然于心。因为“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苏洵《审势》）。所以张养浩认为当你走马上任，“比次其境，则路访途询民瘼轻重、吏弊深浅、前官良否、强宗有无、控诉之人多与寡。至则远居数舍，召掌之者语其详，疏其概，先得其情”（《牧民忠告·上任》）。了解情况，也不仅为了决策当下之务，更可以因应于未来。“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因其已然，而将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识远虑者不能。……惟君子为能见微知著，思患而预防之（《庙堂忠告·远虑》）。又说：“今为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为主，非彼狃徇一偏，盖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风宪忠告·询访》总之，不论在地方，在朝廷，也不论搞行政、管监察，都要心正眼明，而不能盲人骑瞎马，也不能偏听偏信。这，也是《三事忠告》一以贯之的“忠告”。
　　胆识——清楚了职责之下须要治理的问题，接下来该是实施了。不过，有些事能不能切实地付诸行动，还要看主政者的胆识。有没有胆识，一要看自身是正是邪？张养浩说：“或谓邑有豪强，则不能致治，是殆为贪邪之吏而发。夫豪强之所以敢横者，由牧民者有以纵之也。其所有纵之者，私于彼而已矣。苟绝其私，可不动声色而使其胆落气夺。圣人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此其验矣。”（《牧民忠告·戢强》）二要看对待荣辱得失，乃至生死成败的信念和态度，这更是关乎有无胆识，能否付诸行动的关键，所以张养浩对此也反复地加以论述： 　　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然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庶上不负国，下不负所学。（《风宪忠告·奏对》）
　　把上述内容简括一下，就是为官者的胆识要在守正为心，处之以道，不因荣辱、得失，死生而易其心，改其道，变其行，这是张养浩为官的原则，也是他对为官者的“忠告”。

官品

　　这里讲的“官品”不是官吏的阶位等级，而是指官员的胸襟、节操、气度、言行等等所展示出来的品格和精神风貌。官品，当然根基于人品，但由于身份与职守的原因，官品自有着与此相关的内涵与表现。比如：
　　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任一县之责则忧一县，任一州之责则忧一州，任一路之责者则忧一路，任天下之责者以天下为忧。盖任重则责重，责重则忧深”（《牧民忠告·轻去就》）。责重忧深，忠于职守，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此相反，则是“以位为乐”、“苟于其职”，这便是另一码子事了。
　　遇事不推，勇于担当——“教民不至，则犯禁者多；养民无术，则疾饥者众。为守与牧，而使其至此，独归咎于民，难矣”（《牧民忠告·自责》。是自觉担当，还是推诿、逃避、隐瞒、封锁，便见出截然不同的官品。这种担当也会表现在同僚之中，《庙堂忠告·分谤》中说：“使其为一己之私，自贻伊戚，固无足恤。其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公家之务一以大公至正处之，彼非为己为家而得罪，则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与之共难也哉？……使分谤引咎之事，为宰相者诚能力行于今，将见士大夫之名节愈厉，民间之薄俗可敦，而国家他日亦不患其无仗义死节之士矣。”总而言之，张养浩认为“凡居官，必先敢于负荷，而后可以有为”（《牧民忠告·捕蝗》）。
　　位无高下，要在“爱民”——前面说的责重忧深，勇于担当等等，其实都是根于“爱民”、“重民”的本意。张养浩说：“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庙堂忠告·重民》）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不分职位高下，凡为政者都应有此品格。郑燮有一首题画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郑板桥的意思是我这个小小县令心中想的都是民间疾苦，像您（包括）这样山东布政使大员也该去听听、看看、有点作为吧！画意诗情，巧妙地表现了一个芝麻官的爱民情怀和一片苦心。巧的是，在他之前，山东堂邑县（今并入聊城），也有一位爱民的县官张养浩，他的“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襟怀，不仅落实到政务中，还明确地写入《牧民忠告》。请看：“心诚爱民，智无不及——赤子之生，无有知识，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厥理无他，诚焉而已矣。盖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周；惟其爱，故智无不及。吏之于民，与是奚异？诚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
　　浅显的比喻，把深奥的道理说得言简意赅。张养浩首先强调一个“诚”字，因为为官者很少直言自己不为民、不爱民，而更多的是心无百姓，却能巧舌如簧，口惠实不至。不过，“行不信者名必耗”，耍久了，必露出真相，丧失人心。只有真诚地爱民，才能以百姓之心为心，才能了解、体贴百姓冷暖疾苦，才能知“其所欲”，也由此才能找到解其困的办法，所谓“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欧阳修《偃虹堤记》）。
　　不贪财，不邀名——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说：“不可自鬻——代之未至也，风民立石以颂德，结绮门以祖行，鸠钱帛以佐路费，建生祠以图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也。盖为善不求人知者为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呶呶焉自谋自鬻，为崇虚誉者，斯在下矣。”
　　有的官员在离任之前，用各种方式去暗示、提醒、劝告百姓集资集物，为自己立碑，建生祠，聚敛钱财，既要留下“不朽之名”，还要满载钱帛而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趁着调动或离任狠狠地捞一把，张养浩认为这都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因为“好官必不爱钱”（吴汝纶《与儿书》）。至于“名”，我们得多讲几句。孔老夫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所以在传统文化中读书人还是很在意“名”的。但是，如何获得“名”，也有一个不可颠覆的原则，那就是切忌自夸。《老子·二十四章》中说：“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孔子的弟子颜渊说自己的志向是：“愿不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希望不自夸长处，不表白劳绩。总之，“君子不自大其事”，是儒、道两家皆认可的人格修养。违此者，即“钓名之人，无贤士焉”（《管子·法法》）。这其中除了高尚鄙俗之分，还有一个真假虚实的问题，老子说：“自伐者无功。”明代朱伯庐的话也极为深刻，他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治家格言》）虚伪的东西总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张养浩说：“惟崇虚誉者，斯为下矣。”
　　不“恋栈”，不干政——古代官员也会因年老、疾病、昏庸、失职等等原因，离开职位，比较正常的、带有制度性的就是年迈致仕，告老还乡。之所谓：“岁老岂能冲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韩愈《入关咏马》）；“老而谢事，古之礼也”（苏辙《文彦博乞致仕不许不允批答二首》）。外国有：“让老马在适当的时候退役，免得它在赛场上出丑，被观众们耻笑。”（贺拉斯《书信集》）中外相通，这，不仅有益于政事，也是对生命规律的尊重、对个体的关爱，当然也体现了制度的文明与进步。但是，人各有异，有人会觉得一旦退归，如愿以偿，如释重负；也有人会顿感失落，依依不舍，所谓“驽马恋栈”。这种“恋栈”情结，大概也可以分为两类：一，官员有官员的生活程式，手中有着大小不等的权力，生活程式可以变成习惯，权用久了，也会形成嗜好，也会“上瘾”。培根说过：“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而使人适应。”（《培根论人生·论革新》）所以有的官员一旦失位无权，“惯性”不再，便无所适从，难以“适应”，怀旧之情便油然而生。二，权与利相关，在位时不仅有俸禄，还有门庭若市带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处”。一旦无权，不仅待遇缩水，门前冷落车马稀，“好处”难再觅。如果执著于这一点，那就不是一般的“习惯”问题，而是别有所求。所谓“驽马恋栈豆”，“恋”的是“豆”、是“禄”、是“利”。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无法平静的，贪欲也会使人失去理智，由“恋栈”、“恋豆”而“干政”，就是一种典型的官场病态。张养浩在《牧民忠告·致政》）中曾指出：“尝见仕而休居者，往往不喜其闲，或命子侄，或托朋友，市奸构讼，靡政不及。小有所违，则曰：‘去官同见任。’使新上者法格令驰，拒纳维谷，甚而挠沮排觝，为状百端。细民无知，亦从而靡。设使己政之初，人以是干扰，则当若何？凡居闲者，不可不戒。”
　　这种置政事、规律、制度、脸面皆不顾的“去官”，与“进则安居以行其志，退则安居以修其所未能，是进亦有为而退亦有为也”（《牧民忠告》）的官员，其官品与境界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以上就《三事忠告》中有关官德、官识、官品，分别做了评述，那只是由于行文的方便，其实三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有其德，方有其识、其品；而有其识、有其品，才能在职务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提升、展示其德，才能赋予“爱民”、“重民”以有情有意的、实实在在的内涵，而不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