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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二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三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四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部分提到，“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针对的都是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义务教育不均衡、择校热高烧不退、学生课业负担沉重、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教育行政化趋向严重、学术行政化与功利化。客观而言，这些问题早在2009年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就曾引起社会关注，此后，2010年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针对这些“老大难”问题，均提到明确的改革思路。但遗憾的是，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纲要》提到的这些改革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决定》提到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基本上都是对三年前颁布的《纲要》所提到的相关改革的重申。比如，对于高考改革，《纲要》提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包括“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略微不同的是，《决定》提到了“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明确“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很显然，这体现了国家坚定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可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贯彻《决定》，切实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在笔者看来，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应把握改革的核心实质，抓住教改的“牛鼻子”
《决定》提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些设想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即希望通过减少科目减轻学生负担，不分文理科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一年多考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但笔者看来，如果这成为未来高考改革的重点，恐难起到多大效果。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做改革调整，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切实缓解社会的考试焦虑。高考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牛鼻子”，而考试招生分离又是高考改革的“牛鼻子”。
推进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把目前已经尝试的90所高校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脱钩，将自主招生移到统一高考之后，并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为评价即可。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可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申请成绩要求的考生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大学独立进行录取，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考试、招生方式，就做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果操作成熟，就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革考试。实行一年多考，最终形成多次考试、多次选择、多次录取，建立全新的多元评价体系。这种考试、招生方式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招生的方式，已经运作多年，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难题。
从目前的高考改革思路来看，虽然再次提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但是改革的落脚点可能还在考试改革，包括统一考试、减少科目、一年多考，这都是在不改变集中录取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这样的改革效果尚需观察。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过去20年的高考改革，一直在高考科目上做文章，从7门到6门，再到3+X，可应试教育的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原因在于高校在录取时还是按单一的分数从高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再就是，推进一年多考，须对应多次录取才有成效；否则，多次考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进行排序录取，还是为一次集中录取服务，非但不能减轻学生考试焦虑，反而可能增加学生的考试焦虑。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院士管理制度改革中，《决定》提出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被认为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来说，这一改革确有进步意义，会让当选院士感受到“淘汰”的压力，也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但是，这却不是触及根本的院士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院士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院士利益化——院士本来是最高学术荣誉，现在却与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挂钩。某人当选院士之后，这不但是单位的荣耀，个人也可获得各种好处，包括津贴、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学术话语权。从当选起，院士就一直处在学术顶端，是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种评审的牵头人，这导致院士评审、院士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如“跑要”公关现象、院士四处兼职、学术腐败等。有的院士非但没有起到学术表率作用，反而败坏学术风气，改革院士制度势在必行。“张曙光案”曝出行贿2000万用于“跑要”院士，就折射出了当选院士极为可观的“双重”利益。
近年，针对院士当选年龄过大、终身制等问题，舆论提出过年轻化、建立退出机制的建议。但其实，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学术荣誉，不与学术利益挂钩，年龄和终身制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学者符合当选的条件，什么时候当选都可以，因为当选之后，他还是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进行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特权。同时，终身荣誉也没有问题，因为只是荣誉而已。
一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二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三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四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部分提到，“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针对的都是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义务教育不均衡、择校热高烧不退、学生课业负担沉重、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教育行政化趋向严重、学术行政化与功利化。客观而言，这些问题早在2009年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就曾引起社会关注，此后，2010年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针对这些“老大难”问题，均提到明确的改革思路。但遗憾的是，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纲要》提到的这些改革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决定》提到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基本上都是对三年前颁布的《纲要》所提到的相关改革的重申。比如，对于高考改革，《纲要》提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包括“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略微不同的是，《决定》提到了“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明确“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很显然，这体现了国家坚定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可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贯彻《决定》，切实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在笔者看来，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应把握改革的核心实质，抓住教改的“牛鼻子”
《决定》提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些设想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即希望通过减少科目减轻学生负担，不分文理科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一年多考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但笔者看来，如果这成为未来高考改革的重点，恐难起到多大效果。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做改革调整，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切实缓解社会的考试焦虑。高考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牛鼻子”，而考试招生分离又是高考改革的“牛鼻子”。
推进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把目前已经尝试的90所高校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脱钩，将自主招生移到统一高考之后，并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为评价即可。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可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申请成绩要求的考生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大学独立进行录取，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考试、招生方式，就做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果操作成熟，就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革考试。实行一年多考，最终形成多次考试、多次选择、多次录取，建立全新的多元评价体系。这种考试、招生方式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招生的方式，已经运作多年，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难题。
从目前的高考改革思路来看，虽然再次提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但是改革的落脚点可能还在考试改革，包括统一考试、减少科目、一年多考，这都是在不改变集中录取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这样的改革效果尚需观察。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过去20年的高考改革，一直在高考科目上做文章，从7门到6门，再到3+X，可应试教育的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原因在于高校在录取时还是按单一的分数从高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再就是，推进一年多考，须对应多次录取才有成效；否则，多次考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进行排序录取，还是为一次集中录取服务，非但不能减轻学生考试焦虑，反而可能增加学生的考试焦虑。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院士管理制度改革中，《决定》提出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被认为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来说，这一改革确有进步意义，会让当选院士感受到“淘汰”的压力，也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但是，这却不是触及根本的院士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院士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院士利益化——院士本来是最高学术荣誉，现在却与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挂钩。某人当选院士之后，这不但是单位的荣耀，个人也可获得各种好处，包括津贴、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学术话语权。从当选起，院士就一直处在学术顶端，是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种评审的牵头人，这导致院士评审、院士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如“跑要”公关现象、院士四处兼职、学术腐败等。有的院士非但没有起到学术表率作用，反而败坏学术风气，改革院士制度势在必行。“张曙光案”曝出行贿2000万用于“跑要”院士，就折射出了当选院士极为可观的“双重”利益。
近年，针对院士当选年龄过大、终身制等问题，舆论提出过年轻化、建立退出机制的建议。但其实，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学术荣誉，不与学术利益挂钩，年龄和终身制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学者符合当选的条件，什么时候当选都可以，因为当选之后，他还是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进行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特权。同时，终身荣誉也没有问题，因为只是荣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