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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莫言
大概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教授马悦然到岭南大学座谈交流。马悦然走到任何地方，大家都问同一个问题：谁会得诺贝尔奖？我建议他改名叫诺悦然。那次到岭南大学也是，我记得和他讨论，我说中国作家获奖有六个原因。其实是开玩笑，缘由是很多年前，一些作家在南京开会，王安忆开玩笑说，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就像中六合彩。
我当时跟马悦然开玩笑说，我们来看看六合彩的这六个号码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是一定要写乡土；第二，一定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实、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这个作家跟政府要有一定的距离；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者法文的翻译；第六，他要在海外获奖，就是在海外受到评论界的支持。
下面来说说这几个部分。
一定要写乡土。因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把写乡土、写农村看作是写中国的民族魂。在今天，中国作家自己都觉得写乡土、写大地，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学的力量的。稍微讲远一点，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西化，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来，中国还是乡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回头看三千年的文化历史，很多国家的文明消亡了。概括中华文明，我们非常引以为自豪，我们是最稳定的，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三千年前的话原封不动在今天可以成为语言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农业文明。
在世界范围比较一下，荷兰是航海、商贸的文明，英国、德国是工业和科技，南美虽然是种植业，但是跟中国不一样，它是纳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一种种植，贩卖黑奴是为了让他们种甘蔗、种咖啡，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种所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中国是农业文明。如果说，诺贝尔奖以及全球的阅读市场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的确写农村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
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浪漫主义早已让步给通俗文学，西方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一直是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从源流上讲，最早是施蛰存上海的新感觉派，后来是九叶派诗人，张爱玲也许算得上。国内真的重新起来是到1980年代，这一批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莫言也是其中之一。
要有好的翻译。中国作家到海外的翻译出现一个情况，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越容易翻译回去。残雪在美国译得很好，在大学做教材，在中国读的人不多。像董桥、白先勇的作品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以后效果就差很多。换句话说，作家本来是受现代主义翻译作品影响后写小说，容易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等，因此也比较容易被国际阅读市场接受，我一点都没讲到价值判断，我只是讲文学、文化流通当中的语言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海外评奖。莫言《生死疲劳》之前的主要作品都由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莫言成为最终提名在这个小圈子已经好几年了，提了很多次了，自从大江健三郎力荐以后，莫言就被列入了考虑名单。据说那些瑞典评委有一个疑问，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太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他们给《百年孤独》的作者发了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实际上也巨大地影响了中国寻根文学。可是他们不希望另外一个作家获奖，只是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路子。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读到了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的《生死疲劳》。它用了一个章回体，评奖委员会觉得葛浩文一直说莫言不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是对的，莫言连着《水浒》。莫言写作文体上的章回体是由《生死疲劳》体现的，结果这个成为他获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曾担任过海外文学奖的评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西方汉学界的价值观。美国现在有个专门给中国文学的奖，叫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组织专家学者评奖。第一届评奖我是评委之一，那一届的得奖者就是莫言。当时我提名王蒙、金庸，最后确定的还有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共6人。评审时，西方学院里的汉学家，一下就把金庸排除掉，他们给他贴一个标签说是武侠小说，认为那是通俗文学。金庸在中华文化圈有这么高的阅读量，大家这么喜欢，但是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的确市场不大，远远没有达到在华文世界这么高的地位。这个得承认，那还都是高手翻译的。然后，他们又轻易把王蒙拿下了，原因是他做过部长。我在上海出生、长大，然后我就帮王安忆，最后还是投不过他们，原因是他们就觉得王安忆不写农村，又不是很现代主义的写法，王安忆的《长恨歌》在他们的想象里怎么能变成一个中国的印象？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上海的变化，或者说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怎么生活的一个延续。
另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葛浩文。大家知道葛浩文是一个美国的汉学家，他翻译很多人的作品，他翻译谁就爱上谁。他早期翻译萧红，后来写了萧红的传记。他近年来翻译莫言，而且他不单是翻译，他大力推荐和评论。那次评奖我的印象太深，他就是拼命帮莫言说话。所以说，海外的评奖是有很多偶然因素的。
翻译，先天局限
我刚才讲的原因全是我们做评论的人想出来的，莫言只是做他自己，他没有那套乡土文字，但是他有乡土的经验。很多人提问说，一个好的最优秀的中国作家，是否应该代表中国呢？我刚才讲了，这不是应该，当然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盼望，尤其外国人会有这么一个盼望，或者全世界有这么一个盼望，但是从作家本身来讲，不应该想这么多。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作家，王蒙是写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白先勇写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这是白先勇的使命感。他说中文的外患很简单就是欧化语系，从五四以来的欧化语系，一直以来。“一直以来”这个词他都是非常反对的。
我们其实很佩服这样的一些作家。可是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得诺贝尔奖呢？道理非常简单，是翻译。
我很怀疑沈从文的文字翻译成别的文字以后，大家能不能读得懂它的好处。沈从文写，山上一座塔，塔下一座屋子，前面一条船，船上一个老头，有一个女儿，养了一条黄狗。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最简单的中国山水画，可是翻译以后能不能保持这样？沈从文的文章我们不知道，张爱玲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张爱玲的文字我们读中文的人都知道非常非常好。张爱玲的英文也非常好，她到了香港以后去投标，美国新闻处招人翻译《老人与海》，她中了，拿了一笔钱翻译《老人与海》，这样看来她的英文也不错。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写完以后在美国根本没法出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出版社给钱让她写，她写的还是自己那点事情，美国出版社一看，旧中国这么黑暗，那不是说共产党革命很好吗？不能出版。这说明美国的出版界当时也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第二，张爱玲的写作太照她中文的写法，随便举一个例子，她说衣服是蜜绿色，她用英文写honey green，美国人一看，honey green什么意思？honey怎么会green，那是一个变质的honey。张爱玲就是这样，所以她失败了。张爱玲的失败不是特例，白先勇在美国教汉语，他写的《台北人》自己翻译，找了一个美国的专家，两个人合译。自己最懂自己吧？翻译出来，我问过好多人，他们就说，白先勇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比中文差太多。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先天局限，要是看明白这个局限，我们也就对它不要期望太高，因为它一定要变成英文、法文甚至要变成瑞典文，才能够被那些人所阅读。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余光中、阿城等作品的无法翻译，一点都不影响这些作品所能代表的文学价值。因为最好的中国文学，我们期望它表现中国，我们更期望它表现中文。
责任编辑：张蕾磊
大概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教授马悦然到岭南大学座谈交流。马悦然走到任何地方，大家都问同一个问题：谁会得诺贝尔奖？我建议他改名叫诺悦然。那次到岭南大学也是，我记得和他讨论，我说中国作家获奖有六个原因。其实是开玩笑，缘由是很多年前，一些作家在南京开会，王安忆开玩笑说，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就像中六合彩。
我当时跟马悦然开玩笑说，我们来看看六合彩的这六个号码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是一定要写乡土；第二，一定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实、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这个作家跟政府要有一定的距离；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者法文的翻译；第六，他要在海外获奖，就是在海外受到评论界的支持。
下面来说说这几个部分。
一定要写乡土。因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把写乡土、写农村看作是写中国的民族魂。在今天，中国作家自己都觉得写乡土、写大地，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学的力量的。稍微讲远一点，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西化，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来，中国还是乡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回头看三千年的文化历史，很多国家的文明消亡了。概括中华文明，我们非常引以为自豪，我们是最稳定的，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三千年前的话原封不动在今天可以成为语言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农业文明。
在世界范围比较一下，荷兰是航海、商贸的文明，英国、德国是工业和科技，南美虽然是种植业，但是跟中国不一样，它是纳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一种种植，贩卖黑奴是为了让他们种甘蔗、种咖啡，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种所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中国是农业文明。如果说，诺贝尔奖以及全球的阅读市场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的确写农村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
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浪漫主义早已让步给通俗文学，西方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一直是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从源流上讲，最早是施蛰存上海的新感觉派，后来是九叶派诗人，张爱玲也许算得上。国内真的重新起来是到1980年代，这一批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莫言也是其中之一。
要有好的翻译。中国作家到海外的翻译出现一个情况，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越容易翻译回去。残雪在美国译得很好，在大学做教材，在中国读的人不多。像董桥、白先勇的作品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以后效果就差很多。换句话说，作家本来是受现代主义翻译作品影响后写小说，容易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等，因此也比较容易被国际阅读市场接受，我一点都没讲到价值判断，我只是讲文学、文化流通当中的语言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海外评奖。莫言《生死疲劳》之前的主要作品都由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莫言成为最终提名在这个小圈子已经好几年了，提了很多次了，自从大江健三郎力荐以后，莫言就被列入了考虑名单。据说那些瑞典评委有一个疑问，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太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他们给《百年孤独》的作者发了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实际上也巨大地影响了中国寻根文学。可是他们不希望另外一个作家获奖，只是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路子。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读到了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的《生死疲劳》。它用了一个章回体，评奖委员会觉得葛浩文一直说莫言不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是对的，莫言连着《水浒》。莫言写作文体上的章回体是由《生死疲劳》体现的，结果这个成为他获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曾担任过海外文学奖的评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西方汉学界的价值观。美国现在有个专门给中国文学的奖，叫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组织专家学者评奖。第一届评奖我是评委之一，那一届的得奖者就是莫言。当时我提名王蒙、金庸，最后确定的还有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共6人。评审时，西方学院里的汉学家，一下就把金庸排除掉，他们给他贴一个标签说是武侠小说，认为那是通俗文学。金庸在中华文化圈有这么高的阅读量，大家这么喜欢，但是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的确市场不大，远远没有达到在华文世界这么高的地位。这个得承认，那还都是高手翻译的。然后，他们又轻易把王蒙拿下了，原因是他做过部长。我在上海出生、长大，然后我就帮王安忆，最后还是投不过他们，原因是他们就觉得王安忆不写农村，又不是很现代主义的写法，王安忆的《长恨歌》在他们的想象里怎么能变成一个中国的印象？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上海的变化，或者说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怎么生活的一个延续。
另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葛浩文。大家知道葛浩文是一个美国的汉学家，他翻译很多人的作品，他翻译谁就爱上谁。他早期翻译萧红，后来写了萧红的传记。他近年来翻译莫言，而且他不单是翻译，他大力推荐和评论。那次评奖我的印象太深，他就是拼命帮莫言说话。所以说，海外的评奖是有很多偶然因素的。
翻译，先天局限
我刚才讲的原因全是我们做评论的人想出来的，莫言只是做他自己，他没有那套乡土文字，但是他有乡土的经验。很多人提问说，一个好的最优秀的中国作家，是否应该代表中国呢？我刚才讲了，这不是应该，当然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盼望，尤其外国人会有这么一个盼望，或者全世界有这么一个盼望，但是从作家本身来讲，不应该想这么多。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作家，王蒙是写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白先勇写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这是白先勇的使命感。他说中文的外患很简单就是欧化语系，从五四以来的欧化语系，一直以来。“一直以来”这个词他都是非常反对的。
我们其实很佩服这样的一些作家。可是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得诺贝尔奖呢？道理非常简单，是翻译。
我很怀疑沈从文的文字翻译成别的文字以后，大家能不能读得懂它的好处。沈从文写，山上一座塔，塔下一座屋子，前面一条船，船上一个老头，有一个女儿，养了一条黄狗。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最简单的中国山水画，可是翻译以后能不能保持这样？沈从文的文章我们不知道，张爱玲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张爱玲的文字我们读中文的人都知道非常非常好。张爱玲的英文也非常好，她到了香港以后去投标，美国新闻处招人翻译《老人与海》，她中了，拿了一笔钱翻译《老人与海》，这样看来她的英文也不错。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写完以后在美国根本没法出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出版社给钱让她写，她写的还是自己那点事情，美国出版社一看，旧中国这么黑暗，那不是说共产党革命很好吗？不能出版。这说明美国的出版界当时也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第二，张爱玲的写作太照她中文的写法，随便举一个例子，她说衣服是蜜绿色，她用英文写honey green，美国人一看，honey green什么意思？honey怎么会green，那是一个变质的honey。张爱玲就是这样，所以她失败了。张爱玲的失败不是特例，白先勇在美国教汉语，他写的《台北人》自己翻译，找了一个美国的专家，两个人合译。自己最懂自己吧？翻译出来，我问过好多人，他们就说，白先勇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比中文差太多。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先天局限，要是看明白这个局限，我们也就对它不要期望太高，因为它一定要变成英文、法文甚至要变成瑞典文，才能够被那些人所阅读。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余光中、阿城等作品的无法翻译，一点都不影响这些作品所能代表的文学价值。因为最好的中国文学，我们期望它表现中国，我们更期望它表现中文。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