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台湾中生代小说家，1967年生。作品以小说为主，包括《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等。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等。

《西夏旅馆》可能是另一本书

　　骆以军43岁前不会上网。他看书看纸质的，做笔记能拿着卡夫卡、福克纳整本整本地抄书，没聊过msn，没在bbs上灌过水，没玩过blog，注册过一个邮箱基本不用，回邮件只会回个“好”字或者“ok”（因为不会打其它字），搞得人家以为他是个冷淡的人。在这公元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小说家骆以军仍然保持着到哪儿都带着一叠稿纸、用墨水笔（而不是电脑）写长篇小说的古董习惯。印刻的编辑收到他40万字的《西夏旅馆》的书稿是奇厚的一捆，白纸黑字戳得密密麻麻，“铺开来能盖满一个篮球场”。
　　写《西夏旅馆》耗掉了骆以军四年。他最初的设想是制造一本像 《哈扎尔词典》那样的“伪书”，名字也想好了，叫《如烟消失的两百年帝国》。这会是一部辞典式的小说，布满了西夏人交织的梦境和虚构的历史，就像汉人写《东京梦华录》一样，它将是党项人的《兴庆府梦华录》。这项浩大工程要求小说家吃掉巨无霸般的史料，咀嚼消化，然后再吐出来，在脑内搭山筑城，整个过程对写作者心力脑力体力的挑战可想而知。
　　骆以军挑战的结果是—他的身体首先垮了。写了五个月，由于压力过大，抑郁症爆发，整个人如陷泥淖，心智“跌到了前所未有的坏损程度，还妄想靠意志力继续”。之后他服了软，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去医院排队，看病吃药。药倒是有效得很，只要服到足够的量，“之前那种down到死的感觉马上全消”。
　　但骆以军还是为抑郁症付出了代价：某些感觉的丧失，人变得“钝钝的”，敏感度、锐利感毫无疑问在下降。他喜欢提自己是白羊座，写小说靠的是一蹴而就的爆发力，由尖锐感调动起来的加速度—转速调到最高，小说才能瞬间冲到最深的地方。现在他的转速降下来了，盯着铺满书桌的材料（包括西夏地图），之前建造的帝国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继续。因为这样的偶然，这样的人生玩笑，“我只好把它写成了另一本书。”
　　自称最后一个西夏人的叙事者图尼克，用不断繁殖的谣言和廉价故事搭建起了一座左支右绌的宫殿。那个消失的历史王朝倒影和现代旅馆—无根之所—局促空间里的想象轮番上演，隐喻着骆以军那从南京漂泊到台湾的父辈—“外省人第一代”的命运、历史和缠绕终生的身份认同。
　　而作为一个外省人的儿子，骆以军说，他和他的后代将面对的是越来越彻底的被同化。没有灭绝，繁衍还在继续，但“外省人”这样一个族群却在繁衍中被消融，如同曾在中国历史上惊鸿一瞥创建西夏文明的党项人。

在脸书上练习定标

　　骆以军是在交完了《西夏旅馆》这份“大作业”后开始玩脸书（即facebook）的。一开始是他大儿子在玩开心农场，他“监控”了几眼，就迷上了，天天跑去便利店买农民币，盖了一座“非常帅的房子”。后来他老婆看不下去父子俩天天为了个游戏废寝忘食，强拆了农庄。骆以军原本“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3点盖农庄的时间突然多出来了，无所事事，只好上网。”
　　没有经过bbs、blog年代的洗礼而直接进入facebook，令骆以军比沿循互联网社交工具发展轨迹按部就班的网民更能直视脸书时代的悲伤。“所有人发布的所有东西，就像雨点打在车窗前一样，一下覆盖过一下，刷一下就淹没掉了。就算你前一天写了最严重的宣言，不管是我不想活了还是某某某我爱你，不是有人来否定你，而是它们都抵挡不了那个‘刷’，刷新就像雨刷一样，会有排山倒海的新信息覆盖你，是这么不见了的。”
　　骆以军用脸书来练习打字。抄书（继续抄博尔赫斯·福克纳，没人理），写他儿子（受欢迎）、他家的狗（超级受欢迎），还贴一些类似于“台北即景”的单一场景写作练习（有人点赞但阅读量低）。他的书向来以难读著称，十几年来在台湾拥有少批量但死忠的粉丝，“多半是资深文青，很矜持，自己也写东西那种”。但玩脸书之后，骆以军才开始体会在那种“走在大街上的知名度”。“大概是我贴过照片，台湾地方又小，去便利店会突然冒出人跟你打招呼，说哇哇你小儿子现在怎样，我好喜欢你家狗狗，然后说我是你脸友！”
　　骆以军承认，“我去年在台湾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就是直接从脸书上扒下来的东西出的，一本烂书，因为我不会用标点，打出来一句空一行，有读者还当我改行开始写散文诗。”但他依然停不下来，“还是像吸毒一样”不停地刷脸书上陌生人的自白。“有时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能让人突然来了兴趣把Ta好几年里一条条的记录看完。你能知道什么时候爱情在Ta那里发生、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Ta怀疑人生。我知道这样很脑残，但另一方面讲，每一个个体把他最内在、或者说最急切的表达展现出来，现实中最稀薄的存在感的轮廓在脸书上洒出来了，对我来讲，这几乎是全景般地看一个个心灵浮游的唐卡。”
　　而那些贴在脸书上少人问津的场景练习们则被他命名为《脸之书》。在这个城市里，骆以军恢复了他“偷故事的人”的本性，身边的故事，哥们的故事，按摩女的故事，的士司机的故事，咖啡馆听来的故事，读者的故事，甚至脸书上的故事。“我想我用这些材料很奢侈，很多故事都可以展开，中篇没有问题，但我想做素描练习。它们聚集到一个量后才有漫天纷飞的景观，就像卡尔维诺说过的，有个人和他的老师在观看满天的银杏叶，每一片叶子看起来都没有不同，但如果你盯住其中一片，练习观察，凝视它的坠落、旋转，其他就成了背景，就只能与这一片形成对位关系，而这一片本身就有了意义。而这样一片一片地叠加，就构成了赋格，构成了有意义的景象。这本书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写作：在眼花缭乱的城市里，甚至眼花缭乱的脸书上练习定标。”

南都周刊 骆以军

　　这个时代，小说家得自寻出路
　　南都周刊：对《脸之书》这本书，唐诺很苛严地认为你就不该出版。在他看来以你的能耐、地位和大家对你的期待，应该“憋”出一本更好的小说来。
　　骆以军：唐诺是我们的大教练，他对文本相当严厉。他很担心我写惯了这种专栏体例，在几千字的框架里面住惯了，会懒得动。其实不是的。我是那种写完一本书就一定要把脑子彻底清空掉的人，写专栏、玩脸书是我的清空方式。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批评我了，十几年前有段时间我写得很快，当时自以为状态很好，有越写越顺的感觉，那时候因为生计压力大还给广告公司写文案、写很烂的剧本，小说其实会沾上那种调调。唐诺和（朱）天心就找到我，很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很担心我，怕我那样下去会把自己废掉。我很感动，然后开始立志要好好写，不能辜负他们。他常说台湾好笔没几支了，损失不起，所以对我们有话都要直说。之前他也说过 《西夏旅馆》太过成熟，我知道这是批评，有点伤心。后来看到他在访谈里讲他太太天心的创作，说得更狠。其实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叫《女儿》，会和之前的东西很不一样。台湾八月就要出版，到时我会拿去向他交代。
　　南都周刊：传统的创作观念仍然认为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才是一个创作者的“立身之本”。但其实以后收录一个21世纪作家的文集时，很可能必须把他曾经的博客、脸书或者微博、散见的访谈、书评导读广告词甚至腰封都包含进去。
　　骆以军：对，现代的写作者早已化身在无量百千亿的各类文体间了。骆以军也不只是写小说的，他同时是父亲、儿子、专栏作家、脚底筋膜炎患者、大乐透赌徒、书评人和被采访者。我在脸书上写的笑话被文学界前辈修理，觉得我放任自己讨好年轻人，但问题是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台湾文学市场的崩盘。（朱）天文、（朱）天心年轻时候的书，纯文学可以当畅销书来卖，能卖出个十几二十万本，到我三十几岁时，也算卖得好的，但只能卖八千、一万本了。而我们的下一辈就更困难。但同时呢，这个时代也提供了脸书这类东西作为你的个人副刊。我们五年级（台湾指上世纪60年代生人）有个名词叫“内向世代”，写的小说都是封闭的自我世界，没有出路，我们这批创作者也都不太在一个媒体平台上有话语权。在以前靠当职业小说家可以谋生的时代，我的名字“骆以军”完全靠严肃的创作得以被辨认。但现在在台湾已经不可能靠写小说谋生了，这种严肃性和整体性也就被消解了。某种程度来说小说家也得“自寻出路”。
　　南都周刊：你觉得把市场如此近地推到小说家眼前，令创作者产生这种直面市场和读者的焦虑是否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景观？
　　骆以军：可能是。马尔克斯、福克纳也曾为生计操心，但那单纯是为“生计”。而非对文学出版一种整体性的焦虑。现在大家的悲观在于，无数波的技术浪潮—从电影电视到互联网，都在压缩文学本来原先占领的版图。我怀疑智能手机真的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它现在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像外接于灵长类动物的一个新生器官一样。现在的小孩写报告不用再去图书馆而是用维基百科，你不得不相信有一个新世界已经在维基百科里形成了。
　　南都周刊：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变化对文学来说本身也构成了新的经验。
　　骆以军：我去年读法国人维勒贝克的小说就有这个感觉。如果说我们正身处的“当代”是碎裂的、肤浅的，而你要把这种碎裂和肤浅精准地写出来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也不肤浅。它的难度和精准地写出一个时代的严肃或者荒诞性是一样高的。小说家要面对、处理这个经验，但不是说每天就微博、微信以及对一些看起来很时髦的符号化的东西沉溺其中—这样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时代”掏空了，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土，但其实就跟广告一样。而100年来的西方小说家面对他们“世纪的剧变”时，有一套清楚严格的哲学工具和文学技法，去支撑他们完成对这种变化的描绘。像卡夫卡，像马尔克斯，直到波拉尼奥，他们的技法可不仅仅是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那样，如果只是那样，那能写出的无非就是虚无颓废性的放纵这些可以一笔带过的东西了，而不可能像他们最后做到的这样：完成了对我们被身困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描摹。
　　南都周刊：所以什么经验是真的，又可以是一个持续书写的过程？
　　
　　骆以军：我们回想21世纪以来流行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哈利·波特》，这些文学能大范围被阅读，其实后面社会细节更细微的差异性背景已经被取消了，它们建立的是一个虚拟的国度，就算有也是简化的国族冲突，只有这样才能被传递，创造一个疯狂阅读的纪录。这些可以归结为某种想象力的胜利，但不是文学的经验。现代的西方小说本身提出的就是一个观看方式的问题。
　　小说对我来讲从20岁到现在，写了快30年。我现在快要50岁了，掌握的技术比起三十出头肯定要丰富和职业化一点，但是每一次让我对这个疯狂及复杂的世界进行叙述的时候，每一次都还是一种搏斗。怎么和它去翻扭，形成重力和反重力之间的交织和排斥？这样来说，我们怎么能说“说故事”这事只是虚构，或只是经验呢。所谓经验，也是要在虚空中以持续的虚拟，以不断创造的形式，去搭桥建站。而我搭桥建站的这套工学，就是从马尔克斯和卡夫卡那些人那里学习到的。在这个辩证过程里，经验会在虚构中出现。经验和虚构是这样交织的，依靠虚构你最后得出的是一种维度更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