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是建党95周年，党在这样一个革命的历程中，我们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思潮，我们的身份和价值的多元都客观地摆在了党和政府的面前。人民的需求和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去面对治理当中的客观问题，去破解其中的问题，最终实现秩序和活力，最终实现人民的满意和社会的进步。所以，关于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性的一个认识，就是社会治理问题现在已不单单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可能是具象的，甚至可能是破碎的，罗列一些问题可能也是非常多的，但在这背后是需要在机制、体制、理论各方面进行创新。
社会治理领域是一个非常丰富和繁杂的系统，我们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迫切要解决什么问题，着眼长远要解决什么，这都需要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重点应该落脚在基层，关键是体制机制，目的在人。按照这样一个要求，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市委在2014年组织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调研组，对全上海的基层治理进行了客观现实和体制机制的一个全面调研，形成了上海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俗称“1+6”，所谓“1+6”就是一个大的文件和六个配套文件。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治理的若干意见，在《人民日报》上做了整版刊登。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都在努力地从体制机制上，从目标任务上，从路径方法上对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路径、队伍、保障进行一个系统的回答，以此逐步来解决社会我们各方需求、各方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社会治理工作也像建设发展任务一样，它是迫切摆在我们面前要回应的，但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我们的法制完善、体制完善、工作完善当中，包括思想逐渐地在认同当中实现它，来做好它。所以，社会治理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在我们包括上海市委党校在内的各级智库的支持下，能够进一步地把创新落到实处。在全面小康的进程当中，在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中，在深化改革的布局当中，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也在从严治党的要求下，能够把社会治理的工作进一步地科学化。最终实现人民的满意和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
第二，上海市社会创新治理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哪些成绩。先说我们社会工作党委，在解放初期，社工委是一个特别任务的组织，到了新时期，社工委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上海市社工委是2003年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一个工作机构，是市委领导的上海市十大大部党委之一。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当中，在社会的变革当中，我们很多的党的组织和党员需要有一个新的工作和领导的体系。所以，社工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来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到今天为止，上海市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有40多万家。它对上海的GDP的增量，对上海劳动力的吸附和对整个科技创新、发明专利的贡献度都达到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到，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进行党建探索，进行这样一种领导方式的实践是很有必要的。2006年以后，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市成立了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我们承担了上海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主要是规划、协调、推进、督促整个上海的社会建设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几年来，市委要求上海经过5到10年的探索，构建社会建设的六大体系，包括民生、就业、保障、社会事业、社会稳定与治安平安等六大体系。随着十六大社会治理这个要求的提出，我们在市委领导下，对社会治理的内涵以及上海“十三五”社会治理的工作的定位和推进的项目正在着手进行规划。同时，也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对一些重点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破题。比如徐汇区的绿主妇家园其实就是源于基层、源于实践所产生的一种治理的一种新的体制机制和模式，是我们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面对上海这样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的实际所构架的一种工作的方法。所以说，从上海的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工作党委来讲，我们在市委的领导下，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社会领域这个工作的推进，希望能够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这么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良好局面。
第三，在社会治理工作上我们哪些工作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一个工作，我们社工党委一手是两新党建，一手是社会建设。从两新党建来讲，我们有很多理论和实践的困惑需要去回答，在私有和公有的权限问题上，在这样一个社会构架上，党的建设到底怎么做。关于现在体制的改革，我们最近有几项工作，一项工作就是编制好上海的“十三五”专项规划，集人大、政协、社会公众以及理论专家的共识，梳理并完善，对社会治理在未来五年当中要实现什么目标，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因为这个社会领域太宽泛了，要解决的问题也太多，到底什么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亦或是当前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急症，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所以这个我们正在编制的过程中，也衷心地期待各省市以及专家学者、实践工作者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好的意见、建议。
第二个工作，我们正在研究怎么以问题导向来及时听取社会意见，及时回应社会诉求。因为现在的民众的诉求可能也是很个性化。在个性化的背后，党和政府怎么进一步梳理它的共性要求，怎么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来回应。从方法上来讲，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和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在上海这一次的基层治理中，我们感到有几样是直接回应目前发展需要的，比如说第一我们对队伍力量的保障，因为现在在队伍这个问题上，我们感到工作还是要有力量的。对这个队伍的保障，人才资源、人力资源可能是最大的翘杆。第二比如说讲到我们现在招商引资的部分，招商引资的部分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管理方式的变化，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功效是一个功能的变化，是一个职能的变化，就是要求我们面对群众最直接的基层载体，能够更好地去关注它的领域的群众和企业的要求。也就是在我们国家现有的最小的行政单元用最短的管理半径、最快捷地去服务群众和解决群众诉求，包括我们现在再往下延伸，在居委会中那么多的组织，这些组织最后怎么能够以服务也好、以领导也好，以股东也好，怎么更好地实现它的有序，反映它的魂。这些工作关键是怎么把它落实好。包括最近正在研究的区域化党建的问题，上海做了很多年了，我们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探索区域化党建，那时候我在街道，区域化党建做什么，区域化党建就是把区域内的所有的活力迸发出来，就是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一些服务、引领、补充和回应。我想，这也是区域化党建，不是就党建论党建，而是以服务和发展论党建的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些我觉得从上海的实践来讲，都是在基层，在社会和在群众当中大家感到比较解渴的几个方面。
第三个工作，就是研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的总体比例，按照整个的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还可以更高。但是这些组织的体系、方法，其介入社会治理的渠道、路径和载体，以及怎么更好地来回应社会诉求等这些问题，需要党和政府进一步研究。北京是以一些枢纽式的方式进行管理，那么上海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我们前天跟有关的研究机构也开了题，这其中涉及的，既有党的领导的问题、自治的问题，也有社会组织作用的它的独立第三方的问题，还有政府在让步过程当中，对它的扶持问题、政策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研究。所以，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不是简单的讲第三方问题，因为这个第三方，因国情不同，因土壤不同，因我们的需求不同，所以它是一个体系的问题，慢工出细活，要逐步地把它研究透、研究细，使它成为我们社会治理当中一支积极的、有活力的有生力量。
第四个工作，就是我们社会工作党委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坚持数年，每年我们都有一些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和社会建设的发展水平，以及上海社会群众满意度的一些调查、研究和指标发布。我们会同研究机构做了若干年，2015年，我们在市委领导下，根据市委的工作要求，我们现在进行区县两级的指标体系的研究。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研究，前几年看它是一个生态地区，但是它的围产儿死亡率很高，高于其他的城区。怎么来解决这么一个悖论的话题，既是一个生态城区，比我们市区的环境优越多了，但是它的围产儿死亡率却那么高，最后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妇幼保健的设施、设备和水平比较低。由此为导向，我们补充这方面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这些指标体系和这些公众满意测评能够为上海市委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决策提供一些民意的诉求和客观数据的分析，用科学的方法来引导社会治理，用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社会学在实践当中的推进。在以上的这些工作中，我们感到，我们是实践者，我们是实战部门，我们需要专家、学者给我们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孙甘霖，中共上海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
社会治理领域是一个非常丰富和繁杂的系统，我们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迫切要解决什么问题，着眼长远要解决什么，这都需要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重点应该落脚在基层，关键是体制机制，目的在人。按照这样一个要求，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市委在2014年组织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调研组，对全上海的基层治理进行了客观现实和体制机制的一个全面调研，形成了上海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俗称“1+6”，所谓“1+6”就是一个大的文件和六个配套文件。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治理的若干意见，在《人民日报》上做了整版刊登。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都在努力地从体制机制上，从目标任务上，从路径方法上对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路径、队伍、保障进行一个系统的回答，以此逐步来解决社会我们各方需求、各方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社会治理工作也像建设发展任务一样，它是迫切摆在我们面前要回应的，但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我们的法制完善、体制完善、工作完善当中，包括思想逐渐地在认同当中实现它，来做好它。所以，社会治理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在我们包括上海市委党校在内的各级智库的支持下，能够进一步地把创新落到实处。在全面小康的进程当中，在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中，在深化改革的布局当中，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也在从严治党的要求下，能够把社会治理的工作进一步地科学化。最终实现人民的满意和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
第二，上海市社会创新治理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哪些成绩。先说我们社会工作党委，在解放初期，社工委是一个特别任务的组织，到了新时期，社工委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上海市社工委是2003年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一个工作机构，是市委领导的上海市十大大部党委之一。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当中，在社会的变革当中，我们很多的党的组织和党员需要有一个新的工作和领导的体系。所以，社工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来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到今天为止，上海市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有40多万家。它对上海的GDP的增量，对上海劳动力的吸附和对整个科技创新、发明专利的贡献度都达到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到，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进行党建探索，进行这样一种领导方式的实践是很有必要的。2006年以后，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市成立了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我们承担了上海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主要是规划、协调、推进、督促整个上海的社会建设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几年来，市委要求上海经过5到10年的探索，构建社会建设的六大体系，包括民生、就业、保障、社会事业、社会稳定与治安平安等六大体系。随着十六大社会治理这个要求的提出，我们在市委领导下，对社会治理的内涵以及上海“十三五”社会治理的工作的定位和推进的项目正在着手进行规划。同时，也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对一些重点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破题。比如徐汇区的绿主妇家园其实就是源于基层、源于实践所产生的一种治理的一种新的体制机制和模式，是我们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面对上海这样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的实际所构架的一种工作的方法。所以说，从上海的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工作党委来讲，我们在市委的领导下，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社会领域这个工作的推进，希望能够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这么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良好局面。
第三，在社会治理工作上我们哪些工作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一个工作，我们社工党委一手是两新党建，一手是社会建设。从两新党建来讲，我们有很多理论和实践的困惑需要去回答，在私有和公有的权限问题上，在这样一个社会构架上，党的建设到底怎么做。关于现在体制的改革，我们最近有几项工作，一项工作就是编制好上海的“十三五”专项规划，集人大、政协、社会公众以及理论专家的共识，梳理并完善，对社会治理在未来五年当中要实现什么目标，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因为这个社会领域太宽泛了，要解决的问题也太多，到底什么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亦或是当前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急症，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所以这个我们正在编制的过程中，也衷心地期待各省市以及专家学者、实践工作者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好的意见、建议。
第二个工作，我们正在研究怎么以问题导向来及时听取社会意见，及时回应社会诉求。因为现在的民众的诉求可能也是很个性化。在个性化的背后，党和政府怎么进一步梳理它的共性要求，怎么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来回应。从方法上来讲，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和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在上海这一次的基层治理中，我们感到有几样是直接回应目前发展需要的，比如说第一我们对队伍力量的保障，因为现在在队伍这个问题上，我们感到工作还是要有力量的。对这个队伍的保障，人才资源、人力资源可能是最大的翘杆。第二比如说讲到我们现在招商引资的部分，招商引资的部分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管理方式的变化，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功效是一个功能的变化，是一个职能的变化，就是要求我们面对群众最直接的基层载体，能够更好地去关注它的领域的群众和企业的要求。也就是在我们国家现有的最小的行政单元用最短的管理半径、最快捷地去服务群众和解决群众诉求，包括我们现在再往下延伸，在居委会中那么多的组织，这些组织最后怎么能够以服务也好、以领导也好，以股东也好，怎么更好地实现它的有序，反映它的魂。这些工作关键是怎么把它落实好。包括最近正在研究的区域化党建的问题，上海做了很多年了，我们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探索区域化党建，那时候我在街道，区域化党建做什么，区域化党建就是把区域内的所有的活力迸发出来，就是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一些服务、引领、补充和回应。我想，这也是区域化党建，不是就党建论党建，而是以服务和发展论党建的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些我觉得从上海的实践来讲，都是在基层，在社会和在群众当中大家感到比较解渴的几个方面。
第三个工作，就是研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的总体比例，按照整个的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还可以更高。但是这些组织的体系、方法，其介入社会治理的渠道、路径和载体，以及怎么更好地来回应社会诉求等这些问题，需要党和政府进一步研究。北京是以一些枢纽式的方式进行管理，那么上海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我们前天跟有关的研究机构也开了题，这其中涉及的，既有党的领导的问题、自治的问题，也有社会组织作用的它的独立第三方的问题，还有政府在让步过程当中，对它的扶持问题、政策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研究。所以，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不是简单的讲第三方问题，因为这个第三方，因国情不同，因土壤不同，因我们的需求不同，所以它是一个体系的问题，慢工出细活，要逐步地把它研究透、研究细，使它成为我们社会治理当中一支积极的、有活力的有生力量。
第四个工作，就是我们社会工作党委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坚持数年，每年我们都有一些社会治理的指标体系和社会建设的发展水平，以及上海社会群众满意度的一些调查、研究和指标发布。我们会同研究机构做了若干年，2015年，我们在市委领导下，根据市委的工作要求，我们现在进行区县两级的指标体系的研究。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研究，前几年看它是一个生态地区，但是它的围产儿死亡率很高，高于其他的城区。怎么来解决这么一个悖论的话题，既是一个生态城区，比我们市区的环境优越多了，但是它的围产儿死亡率却那么高，最后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妇幼保健的设施、设备和水平比较低。由此为导向，我们补充这方面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这些指标体系和这些公众满意测评能够为上海市委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决策提供一些民意的诉求和客观数据的分析，用科学的方法来引导社会治理，用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社会学在实践当中的推进。在以上的这些工作中，我们感到，我们是实践者，我们是实战部门，我们需要专家、学者给我们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孙甘霖，中共上海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