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粥，以适量的米谷和药物同煮，再加入一定的配料和调味的稀粥，是一种用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食疗方，也称之为“药粥疗法”。
　　药粥，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漫长历史。早在《周书》中就有“黄帝始烹谷为粥”的文字记载。但应用药物与米谷煮粥治疗疾病，最早見之于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该传云：“齐王故王阳虚候时，病甚，众医背为蹶，臣意诊脉，以为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另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4种医学方剂书中，记载有服食青粱米粥治疗蛇咬伤，用加热的石块煮米汁内服治疗肛门痒痛等方。据考证，这批出土的古医书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临床上对药粥的应用，颇多阐发，《伤塞论》中就有很多米药合用的名方。《本草蒙筌》称赞说：“粳米，伤寒方中，亦多加入，各有取义。未尝一拘，少阴症，桃花汤每加，取甘以扶正气也；竹叶石膏汤频用，取甘以益不足焉。”可见，善用粳米，且多妙义，实为使用药粥之先驱。
　　唐代，大医家孙思邈编著了《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作，其中就有“食治”专节，并收集了民间用谷皮糠粥防治因缺少2种维生素所致的脚气病、羊骨粥温补阳气、防风粥“去四肢风”等粥方。唐·同州刺史孟洗撰著有《食疗本草》，原书早已散佚。
　　宋代，当局重视这一食治疗法，并在官方编纂出版的《右平圣惠方》和《孟济总录》中，作了广收博采，如《太平圣惠方》第96、97卷，专为“食治门”，选列中风、水肿、咳嗽、脚气，以及补益虚损、脾胃气弱不下食和小儿、妊娠、产后等27类，共载药粥129方。又如《圣济总录》，也是宋代医学巨著之一，全书是征集当时民间及医家所献医方结合“内府”所藏的秘方汇编而成。
　　元代，药粥在宫廷王室里也受欢迎。元朝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主管宫廷贵族的饮食烹调，他根据多年的经验，结合诸家本草及名医方术知识，编写《饮臆正要》，其中有不少滋补强壮、延年益寿和防治疾病的药粥方。如用于“补脾胃、益气力”的乞马粥，其实就是用羊肉同粱米煮成的稀粥。医药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为“脾胃论”的创始人，看病用药每多主张健脾养胃。所以对药粥疗法也有所研究，在《食物本草》卷五中，专门介绍了28个常用的药粥方。此外邹在宋朝陈直《养老奉亲书》共录药粥77方，为后世中老年人食养食疗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明代，医圣李时珍长期走访民间，结合前人应用药粥经验，在《本草纲目》中选载了药粥62方，并列出专节作了论述。尤其突出的是明·周王朱木肃等编撰的《普济方》，是汉唐以来最大的一部方书。书中收集药粥180方，对每一粥方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论述，是明初以前记载药粥最多的一书。除此以外，关于药粥的记载，还散见于明代其他有关书刊中，如明初开国元勋刘伯温《多能鄙事》载有药粥30方，戏曲作家高《遵生八》中收有38方。古琴家戏曲理论家朱权《月瞿仙神秘》收录10方，以及万历进士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载粥16方等，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应用药粥治病十分普遍。
　　清代，药粥疗法又有所发展。黄之鹤所著《粥谱》一书，收载粥方247个，是目前记载粥方最多的一份资料，他将所有的粥分为谷类、蔬菜、水果类、植物类、卉药类、动物类等，简述了每一粥方的功用主治。曹庭栋结合前人和自己的经验，选择了适合老人养生治病的药粥100方，在他所编的《老老恒言》中，将药粥分别列为上、中、下三类。费伯雄《食鉴本草》又按风、寒、暑、湿、燥、火、气、血、阴、阳、痰等项进行分类，共载药粥29方。章穆的《饮食辨录》收有55方，何克讠东的《成方切要》、张璐的《本经逢原》、汪昂的《医方集解》等，均有应用药粥治病的记载。
　　延至近代，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药粥疗法未能广泛应用于临床，但一些老中医仍能古粥新用，收效颇著。随着烹调事业的发展，药粥已从单一型趋向多味型，甚至出现八味粥(八宝粥)，给人们的养生保健提供了丰富的品种。
　　药粥的应用推广，作为一种食疗方法，已从医疗走向保健，从家庭走向社会。有的地区已将滋补保健的粥品纳入工业化发展之路，使药粥商品化，为药膳事业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好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