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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袭击对于人类的影响恐怕未会在短时间内消化，而近年来大屠杀的阴影笼罩在全球，翻译引进的思想类图书反映了不同领域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
就如同美国的“9·11”事件不但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政治态势一样，巴黎恐怖袭击的影响同样深远。各种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一恐怖袭击事件，自然也有不同的结论。要知道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惊魂未定的人群很容易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为什么法国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准备？袭击为何如此轻易就打破了警戒线？如果在自己的城市和国家都丝毫没有安全感，这样的政府是否应该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而言，我们的国家是否是失败的？
美国的两位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探讨了这个话题，在他们看来，造成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狭隘的精英统治，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权益。政治权力在贫困国度的集中，让经济的改革发展止步不前，日复一日陷入贫困的根源。而贫困正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国家的失败，政府的软弱，让很多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他们借用各种宗教组织代替政府的职能，后果就是吸纳更多的极端分子，成为恐怖主义的一大隐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105年9月第一版）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分析，在他看来，国家力量主要体现在能否在自己的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各样的规则，但是执行所依靠的并非仅是肉体的胁迫，更重要的还有合法的权威。很多失败的国家看似有着密不透风的统治体系，但是只不过是靠恐怖统治囚禁和恐吓自己的政治对手，但是国家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如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纠纷的裁定和宏观经济的调控等方面，经常是毫无能力的，这样的国家看似强大，其实色厉内荏，无法持久，稍有军事政变就会改朝换代。
福山的这本书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强大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看作是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必备条件，只要这三者之间求得一个很好的平衡，就能预防国家的失败。但大多数国家都无法达致这种理想状态。在很多失败的国家中，国家和法治要么软弱，要么缺席。就算有能在三者之间达致一个微妙的平衡，也很难持久，发展的困境，腐败的困扰，都会重新让三者失衡。福山梦想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未来早就饱受人们的质疑，大胡子哲学家齐泽克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发表评论就说，巴黎的恐怖袭击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抵制，这也是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齐泽克在评论文章中还提到，为了应对这种欧洲难民营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要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规范，包括宗教自由，反对群体压力限制个人自由、妇女权利等，而不用担心这样的规范将出现“欧洲中心主义”。其次，这些限制范围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包容。而如果规范和交流都不起作用，则应使用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宗教学家彼得·伯格在他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也曾建议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需要在西方化与固守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但无论如何都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且按照它们自身的实存境况去理解（讨论必须重点集中在宗教而非其他方面，比如说种族或族群）。总而言之，如果宗教本身作为一种公共生活范畴遭到禁止的话，涉及宗教认同的各种争执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起来”。巴黎恐怖袭击即是这种宗教与文明冲突的缩影。
我不知道这样的联想是否合适，每次一旦发生类似于大屠杀这样的恐怖袭击，我印象深刻的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对纳粹大屠杀这种历史事件的一种解释。福山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必然成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因为偶然的中断而改变方向，他们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痛苦无法补偿，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对历史是否有一个理性模式这一问题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构建的任何普世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无法对那些对于经历过的人而言极为真实的许多事件给出合理说明。普世历史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无法取代上帝的位置，给历史上一个受害者带来个人的救赎。”
也许福山说得对的，但是身为历史中人，作为情感的个体，大概也无法理解这种理性的冷酷，因为每次屠杀都意味着对我们良心的拷问，让人意识到知识的无力，文明的脆弱。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人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也许大屠杀是普世历史中的偶然，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理解这种惨绝人性的原因所在。就如同美国历史学家戴维·M·克罗在《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所做的工作，与其为大屠杀这个概念赋予何等重要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大屠杀的施行者和受害者都是人，大屠杀期间死于纳粹德国及其同伙之手的犹太人是母亲、姐妹、父亲、儿女，他们珍爱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而奔波。而大屠杀的另一方也是人，纳粹时期的很多德国人确实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虐待狂，但是同样很多杀人者是普通人，他们有家庭和职业，战争结束后，又回到家人的怀抱。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人的杀戮行为？就像我们很难理解普通人突然有一天会变成狰狞杀手一样，与其说这是平庸的恶，倒不如说是一种根本的恶。
就像我们注意到，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事件策划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被击毙，关于他的身世也被一点点披露。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位早年接受私立教育，深受父母宠爱的花花公子，不知如何在20多岁，性情大变，在街头游荡，酗酒吸毒，被判入狱，后逃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据说年初的《查理周刊》被袭事件，他也是幕后元凶。而另外的媒体报道中，另一位自杀式炸弹的携带者是阿巴乌德的表妹，媒体拼凑出来的印象是来自破碎的家庭，会抽烟，总是出入夜店，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总之不是一个“好女人”。 我们好像习惯了这种设定，无法接受恶人是普通人，总想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他们日常生活性格中的表现，就好像他们做出这种杀戮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恶人，就算他们不是天性如此，后天的环境对他们的心智进行了败坏，让他们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恶人。借用理查德·J·伯恩斯坦在《根本恶》（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中的那个说法，所谓“恶”肯定不是我们无法设想的形式，相反，我们可以清晰地设想它，“它所命名的是那样一种品性，这种品性不听从义务的要求，也不遵循道德的法则”。换句话说，恶的这种品性根植于人性，特别是根植于意志力的败坏，即人性的脆弱或者人心的恶劣。
某种意义上，20世纪是可以用大屠杀定义的世纪，因为从大屠杀开始，我们见识到了文明的败坏，人性的堕落是一处无底的深渊。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根本恶”到底怎么发生的，人性的善变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尽可能理解人性的复杂，去理解人性中“根本的恶”，也要理解像普通人一样做出伤害他人的“平庸的恶”。尽管存在多种类型的恶，但他们并没有共同的本质，也无法化约性的进行理解，而且我们必须避免将恶物化的诱惑，不能对恶的存在无动于衷，忍气吞声，更不能低估恶的力量以及恶人的品性，作恶者的责任无法逃脱。
2015年还有两本大书正好处在两个恶的极端之间，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讨论的是人类历史中的暴力趋势在减少，以及我们该如何让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从心理学、神经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探究。这就是说，人类的文明还是占据了发展史的主要阶段。但与此同时，当我们感受到身边发生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事件时，当我们遭遇到暴力袭击时，我们内心的挫败和伤害会让我们质疑暴力会减少是一种错觉。这不是悖论，是并行不悖的现实。用福山的话说，普世的历史无法解决个体的痛苦，但我反对的是，个体的痛苦无法忽视，只有在尊重个体受难的国度，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就如同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这受难的国度》（译林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中用美国内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被死亡定义的国家。战争的每一条生命的死亡都值得尊重，因为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剧变。人类并非是死亡的被动受害者，他们是参与者，为死亡做准备，想象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那些幸存者，他们要适应因自己的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他们还要忍受亲友死亡的负罪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死亡带来的生命终结和肉体的变异，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自我审视和自我定义，而这些关于死亡与幸存者的经历会改变社会、文化和政治，正如巴黎恐怖袭击中死亡会改变整个世界的认知一样。
我提及的另外一个极端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一本讲述人类历史中的种族大清洗的书。如果说平克的书是乐观主义者的书写，这本很显然是悲观主义者的态度，而且曼将这种种族之间的大屠杀定义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招致了很多批评。在曼的叙述中，几乎每个政权都会经历一个大屠杀的阶段，就算最喜欢为民主制代言的美国也难辞其咎，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大屠杀至今讳莫如深。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也提及到，在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阶段中，总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杀戮，因为流放或肃清人口，以创建更为同质的政治体，促进民族统一，是一个王朝统治转化的必然阶段，在某种意义上，“种族清洗只是这个转化的天然伴生品”。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正是对这一虚伪的政治体制的反弹，自由民主的背后同样有很多见不得光的黑暗面，这样的价值体系如何能够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他们宁愿回归到自己的传统和内心当中寻找新的出路。
最后让我们回到《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借用这个特殊的时刻，讲述了1945年，世界文明被摧毁，满目疮痍的世界里，有从堆满尸体的集中营逃离出来的幸存者，有抵抗纳粹成功的英雄战士，有遭受几年战火摧残的普通人，有充满野心踌躇满志的国际政客，他们都矗立在这个满是废墟的世界里。这是个告别旧世界的时刻，也是一个要打算重建新世界的时刻，他们都立下决心，决不让历史重演。用布鲁玛的话说，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和乌托邦，即在战争的灰烬当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但是恰恰在最后一页，布鲁玛话锋一转：“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因为战争不会清零，屠杀并未停止，人心依然复杂。
就如同美国的“9·11”事件不但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政治态势一样，巴黎恐怖袭击的影响同样深远。各种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一恐怖袭击事件，自然也有不同的结论。要知道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惊魂未定的人群很容易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为什么法国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准备？袭击为何如此轻易就打破了警戒线？如果在自己的城市和国家都丝毫没有安全感，这样的政府是否应该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而言，我们的国家是否是失败的？
国家的失败与文明的冲突
美国的两位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探讨了这个话题，在他们看来，造成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狭隘的精英统治，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权益。政治权力在贫困国度的集中，让经济的改革发展止步不前，日复一日陷入贫困的根源。而贫困正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国家的失败，政府的软弱，让很多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他们借用各种宗教组织代替政府的职能，后果就是吸纳更多的极端分子，成为恐怖主义的一大隐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105年9月第一版）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分析，在他看来，国家力量主要体现在能否在自己的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各样的规则，但是执行所依靠的并非仅是肉体的胁迫，更重要的还有合法的权威。很多失败的国家看似有着密不透风的统治体系，但是只不过是靠恐怖统治囚禁和恐吓自己的政治对手，但是国家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如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纠纷的裁定和宏观经济的调控等方面，经常是毫无能力的，这样的国家看似强大，其实色厉内荏，无法持久，稍有军事政变就会改朝换代。
福山的这本书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强大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看作是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必备条件，只要这三者之间求得一个很好的平衡，就能预防国家的失败。但大多数国家都无法达致这种理想状态。在很多失败的国家中，国家和法治要么软弱，要么缺席。就算有能在三者之间达致一个微妙的平衡，也很难持久，发展的困境，腐败的困扰，都会重新让三者失衡。福山梦想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未来早就饱受人们的质疑，大胡子哲学家齐泽克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发表评论就说，巴黎的恐怖袭击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抵制，这也是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齐泽克在评论文章中还提到，为了应对这种欧洲难民营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要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规范，包括宗教自由，反对群体压力限制个人自由、妇女权利等，而不用担心这样的规范将出现“欧洲中心主义”。其次，这些限制范围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包容。而如果规范和交流都不起作用，则应使用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宗教学家彼得·伯格在他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也曾建议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需要在西方化与固守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但无论如何都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且按照它们自身的实存境况去理解（讨论必须重点集中在宗教而非其他方面，比如说种族或族群）。总而言之，如果宗教本身作为一种公共生活范畴遭到禁止的话，涉及宗教认同的各种争执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起来”。巴黎恐怖袭击即是这种宗教与文明冲突的缩影。
平庸的恶，还是根本的恶
我不知道这样的联想是否合适，每次一旦发生类似于大屠杀这样的恐怖袭击，我印象深刻的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对纳粹大屠杀这种历史事件的一种解释。福山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必然成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因为偶然的中断而改变方向，他们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痛苦无法补偿，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对历史是否有一个理性模式这一问题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构建的任何普世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无法对那些对于经历过的人而言极为真实的许多事件给出合理说明。普世历史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无法取代上帝的位置，给历史上一个受害者带来个人的救赎。”
也许福山说得对的，但是身为历史中人，作为情感的个体，大概也无法理解这种理性的冷酷，因为每次屠杀都意味着对我们良心的拷问，让人意识到知识的无力，文明的脆弱。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人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也许大屠杀是普世历史中的偶然，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理解这种惨绝人性的原因所在。就如同美国历史学家戴维·M·克罗在《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一书中所做的工作，与其为大屠杀这个概念赋予何等重要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大屠杀的施行者和受害者都是人，大屠杀期间死于纳粹德国及其同伙之手的犹太人是母亲、姐妹、父亲、儿女，他们珍爱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而奔波。而大屠杀的另一方也是人，纳粹时期的很多德国人确实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虐待狂，但是同样很多杀人者是普通人，他们有家庭和职业，战争结束后，又回到家人的怀抱。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人的杀戮行为？就像我们很难理解普通人突然有一天会变成狰狞杀手一样，与其说这是平庸的恶，倒不如说是一种根本的恶。
就像我们注意到，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事件策划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被击毙，关于他的身世也被一点点披露。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位早年接受私立教育，深受父母宠爱的花花公子，不知如何在20多岁，性情大变，在街头游荡，酗酒吸毒，被判入狱，后逃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据说年初的《查理周刊》被袭事件，他也是幕后元凶。而另外的媒体报道中，另一位自杀式炸弹的携带者是阿巴乌德的表妹，媒体拼凑出来的印象是来自破碎的家庭，会抽烟，总是出入夜店，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总之不是一个“好女人”。 我们好像习惯了这种设定，无法接受恶人是普通人，总想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他们日常生活性格中的表现，就好像他们做出这种杀戮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恶人，就算他们不是天性如此，后天的环境对他们的心智进行了败坏，让他们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恶人。借用理查德·J·伯恩斯坦在《根本恶》（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中的那个说法，所谓“恶”肯定不是我们无法设想的形式，相反，我们可以清晰地设想它，“它所命名的是那样一种品性，这种品性不听从义务的要求，也不遵循道德的法则”。换句话说，恶的这种品性根植于人性，特别是根植于意志力的败坏，即人性的脆弱或者人心的恶劣。
死亡带给我们的改变
某种意义上，20世纪是可以用大屠杀定义的世纪，因为从大屠杀开始，我们见识到了文明的败坏，人性的堕落是一处无底的深渊。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根本恶”到底怎么发生的，人性的善变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尽可能理解人性的复杂，去理解人性中“根本的恶”，也要理解像普通人一样做出伤害他人的“平庸的恶”。尽管存在多种类型的恶，但他们并没有共同的本质，也无法化约性的进行理解，而且我们必须避免将恶物化的诱惑，不能对恶的存在无动于衷，忍气吞声，更不能低估恶的力量以及恶人的品性，作恶者的责任无法逃脱。
2015年还有两本大书正好处在两个恶的极端之间，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讨论的是人类历史中的暴力趋势在减少，以及我们该如何让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从心理学、神经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探究。这就是说，人类的文明还是占据了发展史的主要阶段。但与此同时，当我们感受到身边发生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事件时，当我们遭遇到暴力袭击时，我们内心的挫败和伤害会让我们质疑暴力会减少是一种错觉。这不是悖论，是并行不悖的现实。用福山的话说，普世的历史无法解决个体的痛苦，但我反对的是，个体的痛苦无法忽视，只有在尊重个体受难的国度，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就如同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这受难的国度》（译林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中用美国内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被死亡定义的国家。战争的每一条生命的死亡都值得尊重，因为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剧变。人类并非是死亡的被动受害者，他们是参与者，为死亡做准备，想象死亡，忍受死亡，也试图去理解死亡。而那些幸存者，他们要适应因自己的存活与他人死亡而出现的新身份，他们还要忍受亲友死亡的负罪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死亡带来的生命终结和肉体的变异，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自我审视和自我定义，而这些关于死亡与幸存者的经历会改变社会、文化和政治，正如巴黎恐怖袭击中死亡会改变整个世界的认知一样。
我提及的另外一个极端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一本讲述人类历史中的种族大清洗的书。如果说平克的书是乐观主义者的书写，这本很显然是悲观主义者的态度，而且曼将这种种族之间的大屠杀定义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招致了很多批评。在曼的叙述中，几乎每个政权都会经历一个大屠杀的阶段，就算最喜欢为民主制代言的美国也难辞其咎，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大屠杀至今讳莫如深。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也提及到，在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阶段中，总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杀戮，因为流放或肃清人口，以创建更为同质的政治体，促进民族统一，是一个王朝统治转化的必然阶段，在某种意义上，“种族清洗只是这个转化的天然伴生品”。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正是对这一虚伪的政治体制的反弹，自由民主的背后同样有很多见不得光的黑暗面，这样的价值体系如何能够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他们宁愿回归到自己的传统和内心当中寻找新的出路。
最后让我们回到《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借用这个特殊的时刻，讲述了1945年，世界文明被摧毁，满目疮痍的世界里，有从堆满尸体的集中营逃离出来的幸存者，有抵抗纳粹成功的英雄战士，有遭受几年战火摧残的普通人，有充满野心踌躇满志的国际政客，他们都矗立在这个满是废墟的世界里。这是个告别旧世界的时刻，也是一个要打算重建新世界的时刻，他们都立下决心，决不让历史重演。用布鲁玛的话说，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和乌托邦，即在战争的灰烬当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但是恰恰在最后一页，布鲁玛话锋一转：“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因为战争不会清零，屠杀并未停止，人心依然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