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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的美学原理的代表性著作，迪基《美学导论》用了一种史论结合的方式写作，提出了不少与中国美学原理不同的观点和内容，特别是“制度论”。从而与中国美学原理在写作方式、体系结构、观念诠释、具体内容等方面，形成对照。
人文学术新思潮·跨文化语境中的美学原理：迪基《美学导论》与中国美学原理写作的差异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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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的美学原理的代表性著作，迪基《美学导论》用了一种史论结合的方式写作，提出了不少与中国美学原理不同的观点和内容，特别是“制度论”。从而与中国美学原理在写作方式、体系结构、观念诠释、具体内容等方面，形成对照。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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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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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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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期
其他文献
舍勒及其追随者哈特曼提出了质料价值伦理学说。该理论立足于现象学对西方伦理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主张对德性之立足根基的价值本身进行探察。价值的认知与价值的功能化滞后于价值洞见，而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内容，或“质料”。价值洞见从根本上发端于情感的家园——心灵，这一过程可以通过情感现象学得到理解。立足于情感现象学，舍勒提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探察异质文化价值之根基，从而同情、容忍直至接受异己文化范式，最终实现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谐调”。舍勒的思想能够在佛教学说中得到回应。
印度古代吠檀多派哲学的最早经典《梵经》认为至高无上的梵既是世界的动力因，又是世界的质料因，既是创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又是创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并且，梵还是在一种游戏状态中通过无特定目的的活动而实现其创造行为的。在与之相关的论述中深刻揭示了宇宙、宇宙事物整体统一的系统存在性，以及无目的、自创生、自组织演化的复杂性特征。
神仙非有情非无情的感情状态，与道家圆教义理相通。熟悉黄老之术的胡兰成，感情观恰与之一致。本文旨在表明道足以应物，举出道应于人事之一例，管中窥豹。汉文明中，道不仅见于人事，也见于制器、技艺，遍及百姓日用，中国人的人生因此成为修道的过程，人性的超越维度就此保住，因此中国无宗教。当下重建中国文明，应洄复日常修行这一传统。洄复的关键，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要钩沉出道究竟如何见于人事、制器与技艺？这里是一点初步的努力。
城市新区作为大城市地区未来人口和产业调整重要的扩散和转移区域逐渐兴起，如何令这些新区合理承接大城市地区的经济、产业、人口等资源，迅速健康地发展，成为了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以快速成长中的西部重要大城市西安市的东部新区——泸灞生态区为例，通过对泸灞生态区以生态为导向的实践的分析，从生态理念、环境修复、产业构建、空间发展等方面探讨生态导向下城市新区的健康发展模式，为国内其它新区建设提供借鉴。
马克思有两次重大的理论转折:一是存在论上的由近代哲学向当代哲学的转折,即在哲学的穿透中抵达到生活本身的生存论,它内在地要求自身在与现实的接触中,以一种新的哲学样态割断它同旧哲学外在形式上的联系,由此引起了马克思理论活动中的另一次转折,即由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折.通过后一种转折,马克思现实地彰显和内在地展露出新哲学的革命本性.
"节欲"是中国传统修养论的基础,儒、墨、道、法都主张节欲.节欲修养观的价值论意义在于,它通过对主体需要的调适、对评价标准的矫正、对价值取向的引导、对人格价值的升华和对理想社会价值的建构,确立和提升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在物欲横流的现代,"节欲"观仍有其积极因素.
“空”乃自己所拥有，自觉出让而成者，“空”非先天而有，亦非现成可居，“空”是自觉的创造。“空”皆为人自觉“空”出者。每一片空地，每一段空闲，皆是创造之果。这种创造精神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不是“控制”，而是“放手”、“出让”。空松动了满溢坚实而紧张的生命，打开了虚驰的生机，亦为封闭的生命划出通往万物、通往未来的通道。生命因空而柔软灵动，闲因空而可期。
反映两性关系的性意识包含性自我意识、性伦理意识和性道德意识三种基本形式，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对其不合逻辑的认知和评价，过去由于受传统性道德的深重影响而主要表现为“泛性道德”的偏向，现在由于受到另类性言论和主张的严重干扰又出现“泛性自由”的偏向。这两种偏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存在致使不少人在性意识的认知和评价上陷入“说不清道不明”和“左不是，右不是”的两难悖境。为此，需要在把握三种性意识不同的内涵和共有的边界的基础上，根据“伦理优先”的原则建构性意识的应有逻辑。
现在我们所说“唐诗学”的蔚为奇观，乃唐以后历代诗论家阐发理论之累积结果，在唐时较多的是零散诗论，较为有系统的多由宋人启导。较早前陈伯海主编的《历代唐诗论评选》堪称代表，然而有感“唐代唐诗论”这部分不足之处。毕竟唐入诗论家的理论学说，有开启、孕育发展之功，不得不深究详论。因此，本文以“唐人论唐诗”为研究对象，从中寻究唐人诗论家日积月累所阐发的理论学说，并梳理其脉络源流，传承演变一一“风文声”，此乃“唐代唐诗学”核心思想的构成部分，正是本文“唐人论唐诗”论述的旨趣所在。
本文运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对于长期流行我国文艺学界的文学——政治关系观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自主性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虽然广泛流行，但却建立在对于“政治”、对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狭义理解上，它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而实际上极“左”时期的所谓“政治”指特定的党派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