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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引起的争论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2010年伊始，沉寂12年的著名学者摩罗推出新书《中国站起来》，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不完全同意摩罗的观点而作序、《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感动作序，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两岸三地的各界名家联袂推荐，共同表达“中国站起来”的呼声。
摩罗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几个月以来，摩罗陆续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腾讯网、中国新闻周刊等几十家媒体采访，受邀到各地高校演讲。摩罗接受《长江商报》专访时坦言：“中国为什么要站起来?站起来只是为了按照中国的利益说话。所以，《中国站起来》的主题就是我是中国人，只想说中国话。”
《中国站起来》甫一面市，就因其独树一帜的犀利观点引起轰动，诸如“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义和团拯救中国”、“谁在妖魔化爱国主义”、“谁在培养西方文化的信徒”、“天朝没有夜郎自大”、“乾隆会见英国使臣没有错”、“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全球化的陷阱”、“改变五四以来的文化导向”等。
著名学者易中天首先表达不同看法，认为当前中国的道德沙尘暴与国民劣根性有重大关联，引发2010年首场文化大擂台，备受关注。这次易摩之论大抵属于严谨的学术探讨，然而有一些人根本不读《中国站起来》，就不遗余力地抵制、责难与谩骂。他们对《中国站起来》揭示的重大的思想文化问题不愿意多谈，不敢正面撄其锋芒，只喜欢胡乱扣帽子，只着意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情绪碎片”、“武断而不容商量的所有的论调”。因此，一股声势浩大、联合围剿的妖魔化《中国站起来》的浪潮兴起，也就不足为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报道偏离中立客观的职业立场，完全一边倒批判。由国内十几家报纸联合操办的2009年烂书榜，竟将2010年新书《中国站起来》列为第二名。其中，凡是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预见并设法化解危机的图书，凡是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图书，凡是广受读者好评的好书，几乎都被评为烂书。这些自我标榜为独立人士，反对被代言，却一不小心为美国人代言。他们不承认中国的外部环境的恶劣，认为来自西方的压力纯属子虚乌有。他们沉浸于国内的民权抗争的迷狂中，无暇西顾欧美，无心环顾全球，自然看不到中国所处的国际境地之恶劣。
我以为，殖民主义从来没有远离这个星球，传统殖民主义是用枪炮刀剑血淋淋的屠杀来完成，当代的新殖民主义则是用经济渗透、金融控制、文化洗脑、军事威慑等综合多元的方式来完成。而《中国站起来》是摩罗站在中国立场、通览近代史、心忧现实发出的真诚声音，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反思中国百年思想文化史、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如何看待摩罗标识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分裂的问题，如何理性探讨关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的问题，如何在抵御不公正国际秩序的侵害与建立公民社会之间寻求联系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理解并支持《中国站起来》的良苦用心及其思想意义，反对媒体的围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刘仰、司马平邦等人强烈抨击中国精英的文化软骨病，呼吁中国精英要站直。作家刘震云说：“摩罗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者，散发着特别耀眼的光芒。很多人之所以批评是因为误解摩罗了，摩罗在书中告诉中国人一种民族生存的大道，而不是局限于现实的细节问题。”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者王小东认为：“摩罗的《中国站起来》以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思想史料，梳理了逆向种族主义的来龙去脉；以中西历史比较的大量事实，驳斥了逆向种族主义的荒谬性。……一两个赤子是喝不破的，非但喝不破，而且会被那些与骗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的文人墨客群起围剿、扼杀。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赤子来喝破逆向种族主义这件皇帝的新衣。”
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接受媒体专访时谈道：“我和摩罗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我特别尊重他的人格和文风，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直抒胸臆的创作：谈出你的真实想法，不要躲在别人的意见身后，不要躲在引文的身后，不要躲在那种伪学术的身后。……摩罗很多意见，我都不能赞同，但我尊重他的表述本身，也尊重他的勇气和担当，我尊重的是一腔热血。”
摩罗一直自称该书“献给越过无数苦难与屈辱、正在奋力崛起的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献给崛起的一代”。起码武汉的青年印刷工人心领神会，发出力挺的声音：“《中国站起来》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优点，不要抬不起头，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不是完美无瑕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中国站起来》表达出一种豪气，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解答我们心头的许多困惑，让我们中国人更有信心、更有干劲。”
毋庸置疑，无论是颠倒黑白的污蔑之词，还是理性客观的推崇之言，关于《中国站起来》的争议必将持续下去，一场关于“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的大讨论必将继续下去。
我所认识的摩罗
大凡科学家就应像爱因斯坦一样胡子拉碴、蓬头怪相的模样；大凡思想者必有深邃凌厉的目光，看透尘世俗相，直抵生命本真。我发现，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第一次见到摩罗老师，我感到很吃惊，他给我的印象，不是深沉得忧郁，而是阳光得可爱。
早在上世纪末，北大三杰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随笔集，震撼不少知识青年的神经，引发全国大学生的思想共鸣。鲁迅曾盛赞晚唐三子(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彰20世纪耒的北大三杰并不过分。在朦胧诗退潮后，北大三杰横空出世，恰好填补了大学校园的这段精神真空期。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正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和大多数70末、80初生人一样，我在大学时代领略摩罗的思想震撼力，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一个着迷于死亡情结、反叛怪戾的爱伦坡式人物。
摩罗对人性之恶的揭示与鞭笞，对缺乏耻辱感的痛骂与责问，对非人命运的咒骂与怜悯，成为上世纪末盘旋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回响。他将鲁迅开创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推向了极致，被钱理群教授誉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继承人。自省自责到羞愧的地步，这是需要勇气的，摩罗以一种孤绝愤激的姿态做到了。
然而，思想毕竟是过于严肃的东西，一旦放到生活中来难免给人碍手碍脚之感。不少思想家不被世俗所待见，即是此理。作 为一个年轻学子，我只能默默欣赏摩罗，不敢奢望在生活中相谈甚欢。这便是我对摩罗最初的误解。
去年，我与摩罗通过邮件、电话有过很多交流，不仅被他的思想震撼力所折服，更被他的坦率真诚所吸引。他其实不是一个咀嚼耻辱的“独孤求败”式人物，而是笑看人生、达观生活的真诚朋友。中秋节前夕，我到北京出差，专程拜访摩罗老师。那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却没有任何隔膜与陌生感，反倒如老朋友重逢般亲切。
摩罗老师倒完茶，便落座聊起来，谈到兴致处，便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甚至会击节称快，全无师生辈分之级差概念。
“笑笑要放学了，我要去接，很快就回来。”临近五点钟，摩罗老师起身出门了。
我便一人杲在屋里，屋子并不大，大概是两室一厅，客厅的陈设很简单，紧挨着的书房被书籍占领，一台老土的电脑桌也堆着书。那个下午是那么的奇妙，摩罗老师许我为忘年之交。
今年伊始，摩罗因推出新作《中国站起来》而饱受争议。易中天猛批其国民性问题，钱理群未如期参加新书发布会，钱文忠不同意其观点勉力作序，甚至有同学宣布与他绝交。尤其荒唐的是，一些网友只看书名就骂。
面对扑面而来的批评甚至谩骂，我颇感不平。在很多人只知道顶礼膜拜的时候，摩罗只是觉得五四时贤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殖民者强加的国民劣根性不妥当，在思想根源上助长了当下一些中国人的崇洋媚外意识，应当反思。摩罗在书中的论述周详缜密，并无大碍，其宗旨是希望我们看清五四时代前贤的历史局限性，为我们今天的精神崛起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精神养料。摩罗从来没否定过鲁迅等五四巨匠的重要功绩，也多次坦言自己不具备否定他们的学术能力。而且，我从中体会到的是深沉的悲悯与大爱，不是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敌意与荒唐。每每讲给摩罗老师听，他总是报以微笑，不愿意以恶意揣摩别人，想必那些读者需要时间才能理解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误解。摩罗、孔庆东应邀在腾讯网做访谈节目，事后我们一起吃饭。孔老师说：“交朋友首先看人品，看是否真诚。”这让我感慨万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朋友价值几何”才是不少人择友的第一原则。朋友是有很多种的，有些是一时之交，时过境迁便没了联络的兴致；有些是终生之交，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放在心上。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孔庆东义无反顾地支持摩罗?因为摩罗是一个真诚的可信赖的朋友。
在新书发布会上，好友刘震云惊讶于摩罗的思想转变，直言对他的转变的好奇心甚过对这本书的内容，但始终相信摩罗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仰说得更为透彻：“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
唯有真诚，方能永远。摩罗从自由主义者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丢掉真诚的品性和学者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无可指摘的。他说：“我接受五四以来的教育，本来一直认为西方是乌托邦，穷人都有饭吃，人人平等。达尔文打破了我的这种幻想，让我窥见真实的西方殖民史。达尔文在书中谈到某岛的人类种族灭绝问题，归因于外地人带来新的食品，破坏了当地的生物链，导致无法生育。其实，西方殖民者的屠杀才是真相。作为人文学者，达尔文如此避讳殖民的歪曲解释让我太震撼了。原来，我们以为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其实那些人的良心被狗吃得更糟糕。达尔文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坚决不承认殖民对当地的危害，坚持认为自己是传播文明和进步的。”摩罗自述从被洗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何其沉痛也。所以，他心无旁鹜地研究西方殖民史的真相，试图找出一百年来中国人精神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为当代中国人挺起脊梁略尽绵薄之力。
我想，摩罗的思想转变，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浮沉，更折射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错愕与醒来之间纠缠的涅槃过程以及复杂的心路历程，具有标志性意义。从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到关注民族大义与安危，摩罗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与潜伏在神州大地的洋奴势不两立。从此，左派、右派的标签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从此，坚守中国立场的“中派”知识分子，呼之已出，兼顾左右，心系民族，情牵苍生，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民族主义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鲁迅不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鲁迅因为“哀其不幸”，所以“怒其不争”，所以“俯首甘为孺子牛”；摩罗因为要“站起来”，所以“咀嚼耻辱”，所以“呐喊挺起脊梁做大国民”。让自己咀嚼耻辱，让别人享受阳光，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才是摩罗的真诚夙愿。面对一个真诚的朋友，面对一片赤子之情，谁忍心去误解、去谩骂、去抹黑呢?至少我不敢。我想，今天的摩罗被孤独、被诬蔑、被误解、被妖魔化的局面，正如12年前的摩罗被追捧、被表扬、被偶像化一样，都是真诚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位独立思考、真诚发声的思想家的一种礼赞。历史将证明，中国需要这样的孤独的呐喊者。
(本文编辑 杜娟)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2010年伊始，沉寂12年的著名学者摩罗推出新书《中国站起来》，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不完全同意摩罗的观点而作序、《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感动作序，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两岸三地的各界名家联袂推荐，共同表达“中国站起来”的呼声。
摩罗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几个月以来，摩罗陆续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腾讯网、中国新闻周刊等几十家媒体采访，受邀到各地高校演讲。摩罗接受《长江商报》专访时坦言：“中国为什么要站起来?站起来只是为了按照中国的利益说话。所以，《中国站起来》的主题就是我是中国人，只想说中国话。”
《中国站起来》甫一面市，就因其独树一帜的犀利观点引起轰动，诸如“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义和团拯救中国”、“谁在妖魔化爱国主义”、“谁在培养西方文化的信徒”、“天朝没有夜郎自大”、“乾隆会见英国使臣没有错”、“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全球化的陷阱”、“改变五四以来的文化导向”等。
著名学者易中天首先表达不同看法，认为当前中国的道德沙尘暴与国民劣根性有重大关联，引发2010年首场文化大擂台，备受关注。这次易摩之论大抵属于严谨的学术探讨，然而有一些人根本不读《中国站起来》，就不遗余力地抵制、责难与谩骂。他们对《中国站起来》揭示的重大的思想文化问题不愿意多谈，不敢正面撄其锋芒，只喜欢胡乱扣帽子，只着意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情绪碎片”、“武断而不容商量的所有的论调”。因此，一股声势浩大、联合围剿的妖魔化《中国站起来》的浪潮兴起，也就不足为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报道偏离中立客观的职业立场，完全一边倒批判。由国内十几家报纸联合操办的2009年烂书榜，竟将2010年新书《中国站起来》列为第二名。其中，凡是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预见并设法化解危机的图书，凡是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图书，凡是广受读者好评的好书，几乎都被评为烂书。这些自我标榜为独立人士，反对被代言，却一不小心为美国人代言。他们不承认中国的外部环境的恶劣，认为来自西方的压力纯属子虚乌有。他们沉浸于国内的民权抗争的迷狂中，无暇西顾欧美，无心环顾全球，自然看不到中国所处的国际境地之恶劣。
我以为，殖民主义从来没有远离这个星球，传统殖民主义是用枪炮刀剑血淋淋的屠杀来完成，当代的新殖民主义则是用经济渗透、金融控制、文化洗脑、军事威慑等综合多元的方式来完成。而《中国站起来》是摩罗站在中国立场、通览近代史、心忧现实发出的真诚声音，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反思中国百年思想文化史、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如何看待摩罗标识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分裂的问题，如何理性探讨关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的问题，如何在抵御不公正国际秩序的侵害与建立公民社会之间寻求联系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理解并支持《中国站起来》的良苦用心及其思想意义，反对媒体的围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刘仰、司马平邦等人强烈抨击中国精英的文化软骨病，呼吁中国精英要站直。作家刘震云说：“摩罗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者，散发着特别耀眼的光芒。很多人之所以批评是因为误解摩罗了，摩罗在书中告诉中国人一种民族生存的大道，而不是局限于现实的细节问题。”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者王小东认为：“摩罗的《中国站起来》以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思想史料，梳理了逆向种族主义的来龙去脉；以中西历史比较的大量事实，驳斥了逆向种族主义的荒谬性。……一两个赤子是喝不破的，非但喝不破，而且会被那些与骗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的文人墨客群起围剿、扼杀。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赤子来喝破逆向种族主义这件皇帝的新衣。”
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接受媒体专访时谈道：“我和摩罗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我特别尊重他的人格和文风，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直抒胸臆的创作：谈出你的真实想法，不要躲在别人的意见身后，不要躲在引文的身后，不要躲在那种伪学术的身后。……摩罗很多意见，我都不能赞同，但我尊重他的表述本身，也尊重他的勇气和担当，我尊重的是一腔热血。”
摩罗一直自称该书“献给越过无数苦难与屈辱、正在奋力崛起的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献给崛起的一代”。起码武汉的青年印刷工人心领神会，发出力挺的声音：“《中国站起来》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优点，不要抬不起头，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不是完美无瑕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中国站起来》表达出一种豪气，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解答我们心头的许多困惑，让我们中国人更有信心、更有干劲。”
毋庸置疑，无论是颠倒黑白的污蔑之词，还是理性客观的推崇之言，关于《中国站起来》的争议必将持续下去，一场关于“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的大讨论必将继续下去。
我所认识的摩罗
大凡科学家就应像爱因斯坦一样胡子拉碴、蓬头怪相的模样；大凡思想者必有深邃凌厉的目光，看透尘世俗相，直抵生命本真。我发现，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第一次见到摩罗老师，我感到很吃惊，他给我的印象，不是深沉得忧郁，而是阳光得可爱。
早在上世纪末，北大三杰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随笔集，震撼不少知识青年的神经，引发全国大学生的思想共鸣。鲁迅曾盛赞晚唐三子(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彰20世纪耒的北大三杰并不过分。在朦胧诗退潮后，北大三杰横空出世，恰好填补了大学校园的这段精神真空期。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正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和大多数70末、80初生人一样，我在大学时代领略摩罗的思想震撼力，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一个着迷于死亡情结、反叛怪戾的爱伦坡式人物。
摩罗对人性之恶的揭示与鞭笞，对缺乏耻辱感的痛骂与责问，对非人命运的咒骂与怜悯，成为上世纪末盘旋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回响。他将鲁迅开创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推向了极致，被钱理群教授誉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继承人。自省自责到羞愧的地步，这是需要勇气的，摩罗以一种孤绝愤激的姿态做到了。
然而，思想毕竟是过于严肃的东西，一旦放到生活中来难免给人碍手碍脚之感。不少思想家不被世俗所待见，即是此理。作 为一个年轻学子，我只能默默欣赏摩罗，不敢奢望在生活中相谈甚欢。这便是我对摩罗最初的误解。
去年，我与摩罗通过邮件、电话有过很多交流，不仅被他的思想震撼力所折服，更被他的坦率真诚所吸引。他其实不是一个咀嚼耻辱的“独孤求败”式人物，而是笑看人生、达观生活的真诚朋友。中秋节前夕，我到北京出差，专程拜访摩罗老师。那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却没有任何隔膜与陌生感，反倒如老朋友重逢般亲切。
摩罗老师倒完茶，便落座聊起来，谈到兴致处，便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甚至会击节称快，全无师生辈分之级差概念。
“笑笑要放学了，我要去接，很快就回来。”临近五点钟，摩罗老师起身出门了。
我便一人杲在屋里，屋子并不大，大概是两室一厅，客厅的陈设很简单，紧挨着的书房被书籍占领，一台老土的电脑桌也堆着书。那个下午是那么的奇妙，摩罗老师许我为忘年之交。
今年伊始，摩罗因推出新作《中国站起来》而饱受争议。易中天猛批其国民性问题，钱理群未如期参加新书发布会，钱文忠不同意其观点勉力作序，甚至有同学宣布与他绝交。尤其荒唐的是，一些网友只看书名就骂。
面对扑面而来的批评甚至谩骂，我颇感不平。在很多人只知道顶礼膜拜的时候，摩罗只是觉得五四时贤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殖民者强加的国民劣根性不妥当，在思想根源上助长了当下一些中国人的崇洋媚外意识，应当反思。摩罗在书中的论述周详缜密，并无大碍，其宗旨是希望我们看清五四时代前贤的历史局限性，为我们今天的精神崛起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精神养料。摩罗从来没否定过鲁迅等五四巨匠的重要功绩，也多次坦言自己不具备否定他们的学术能力。而且，我从中体会到的是深沉的悲悯与大爱，不是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敌意与荒唐。每每讲给摩罗老师听，他总是报以微笑，不愿意以恶意揣摩别人，想必那些读者需要时间才能理解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误解。摩罗、孔庆东应邀在腾讯网做访谈节目，事后我们一起吃饭。孔老师说：“交朋友首先看人品，看是否真诚。”这让我感慨万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朋友价值几何”才是不少人择友的第一原则。朋友是有很多种的，有些是一时之交，时过境迁便没了联络的兴致；有些是终生之交，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放在心上。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孔庆东义无反顾地支持摩罗?因为摩罗是一个真诚的可信赖的朋友。
在新书发布会上，好友刘震云惊讶于摩罗的思想转变，直言对他的转变的好奇心甚过对这本书的内容，但始终相信摩罗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仰说得更为透彻：“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
唯有真诚，方能永远。摩罗从自由主义者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丢掉真诚的品性和学者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无可指摘的。他说：“我接受五四以来的教育，本来一直认为西方是乌托邦，穷人都有饭吃，人人平等。达尔文打破了我的这种幻想，让我窥见真实的西方殖民史。达尔文在书中谈到某岛的人类种族灭绝问题，归因于外地人带来新的食品，破坏了当地的生物链，导致无法生育。其实，西方殖民者的屠杀才是真相。作为人文学者，达尔文如此避讳殖民的歪曲解释让我太震撼了。原来，我们以为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其实那些人的良心被狗吃得更糟糕。达尔文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坚决不承认殖民对当地的危害，坚持认为自己是传播文明和进步的。”摩罗自述从被洗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何其沉痛也。所以，他心无旁鹜地研究西方殖民史的真相，试图找出一百年来中国人精神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为当代中国人挺起脊梁略尽绵薄之力。
我想，摩罗的思想转变，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浮沉，更折射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错愕与醒来之间纠缠的涅槃过程以及复杂的心路历程，具有标志性意义。从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到关注民族大义与安危，摩罗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与潜伏在神州大地的洋奴势不两立。从此，左派、右派的标签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从此，坚守中国立场的“中派”知识分子，呼之已出，兼顾左右，心系民族，情牵苍生，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民族主义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鲁迅不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鲁迅因为“哀其不幸”，所以“怒其不争”，所以“俯首甘为孺子牛”；摩罗因为要“站起来”，所以“咀嚼耻辱”，所以“呐喊挺起脊梁做大国民”。让自己咀嚼耻辱，让别人享受阳光，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才是摩罗的真诚夙愿。面对一个真诚的朋友，面对一片赤子之情，谁忍心去误解、去谩骂、去抹黑呢?至少我不敢。我想，今天的摩罗被孤独、被诬蔑、被误解、被妖魔化的局面，正如12年前的摩罗被追捧、被表扬、被偶像化一样，都是真诚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位独立思考、真诚发声的思想家的一种礼赞。历史将证明，中国需要这样的孤独的呐喊者。
(本文编辑 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