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似乎不是下棋的高手。
　　他的日记中经常有下棋的记载，不过下的多是跳棋，和宋美龄下，连输几盘，再扳回后，还沾沾自喜，专门在日记中记上一笔。其实，这还多半是宋美龄顾及其自尊心，故意放水让他。
　　下棋平庸不一定就不是战略高手，不过，很多人会把棋坛视为展示战略的一个平台。而且就蒋介石而言，如在棋枰上所展示的，他在战略上很难称得上绝顶高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
　　进而，尼克松比较了蒋介石和他的最大对手毛泽东：“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如果说，毛泽东带给人们的强烈印象是变、是革命、是求新，那么蒋介石更多展现给人们的则是稳、是妥协、是守成。
　　蒋介石面临的时代，奇异地要求、适应、熔铸着这一性格。

双重身份

　　近代中国，经历历史罕见的大变革、大动荡，近代科技带来的世界空间距离缩小，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作为近代秩序的后来者，当其怯生生地面对全新环境时，国家及民众都不得不承受进入新体系带来的实际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屈辱。20世纪初王朝体系的崩溃，又使中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统制秩序失范的时代。
　　过渡时代的震荡，带给中国人精神上的冲击从当年的文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笼罩着强烈的孤独、绝望、悲伤情绪，文学常常就是时代精神直观的缩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成功登上历史舞台。从1924年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训练党军，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仅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北伐这样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从南到北横扫全国的军事巨作，也是不到一年就从珠江打到长江，国民革命的洪流真有如摧枯拉朽。之所以如此，革命力量的发挥自是重要因素，对手方的没落也不能不看到，此正如两个当时颇有影响的银行家通信时所说：“北洋军阀诚如尊论，已等于晚清之绿营，暮气太深，如能早日淘汰，即是中国之福。”北伐顺应的是人民望治的心理。这一点，可以从许许多多的材料中得到佐证，而不是像当今有些研究者声言的，仅仅是因为国共两党事后共同塑造。
　　国民革命的成功，使蒋介石成为当年众多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妇女致信胡适：“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们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
　　武英雄的说法，恰切道出蒋介石的特质。尽管有国民革命的正当性旗号，但蒋介石的北伐本质上还是武装征讨。黄埔建军和东征，造就他作为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强人的地位；北伐的成功，则使其向全国统治者的地位迅速迈进。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力的扩张和支撑。应该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文弱的气质。
　　孙中山创建国民党后，尽管从未离开武装革命，但国民党的文人气质非常明显，蒋应该是孙中山屡战屡败后，晚年思想明显向武装革命倾斜的一个果实。枪杆子为王的时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既让腐朽的北洋集团不堪一击，也使文人出身的党内资深领袖汪精卫、胡汉民在他面前显得那样软弱。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是一群文人中的军人，但在军人中，蒋介石又是和一群文人泡在一起的异数。和一般出身行伍者不同，蒋并不纯为一介武夫。从5岁发蒙，到19岁东渡日本，蒋接受了完整的国内经籍教育，其所处的江浙文化圈对外界变化又较为敏感，在同龄人中受到相对较多的近代教育影响。到日本留学后，投身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兼具革命党和军人的双重身份。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极具书卷气，他周围的革命同志也多爱读书，这对蒋介石难免会有影响。所以，蒋介石的军人气质后来改变了国民党，但国民党的文人气其实也在熏染着他。
　　近代中国，没有武力很难实现纵横捭阖的英雄梦，同样，没有政治视野和抱负，也不大可能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击舸中流。

圣人梦

　　甚至，蒋介石比一般的政治人物抱负更加远大，他不仅要做君，还想成圣。君师合一，是蒋介石衷心的追求。蒋介石的圣人梦在他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后就开始发酵。
　　1928年9月，他在日记中反复警醒自己：“立志以天地万物为心，立品以不忮不求为心，男女饮食之间，尤首注意也。德之不讲，何以革命，立功何为。必先立德，为民之法，为国之本也。”立德以为民之法的想法开始浮现。1936年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的声望日隆，自信心空前高涨，日记中更明确了内心的企求：“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如日记中所显示的，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希望成圣，期冀的是自立立人之道，即通过领袖躬行践履道德历练，身体力行，使四方景从，德化天下。蒋介石成长过程中，深受王阳明一脉的宋明理学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相当程度上相信，道德教化可以提升人心，而人心的提升又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
　　1932年，蒋介石在中央军官学校作《中国的立国精神》讲演，其中透露出非常明显的传统德化政治观：“大学里讲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身就是由本身做起；无论何事，必要由自己个人起……个个人能够向上、爱国，个个人能够知道廉耻、知道礼义，到这时候，当然国家会有秩序、政治会上轨道。如此，国家当然能够成为现时代的新国家，然后能够争生存于現代的世界。” 　　面对利益分化、思想多元、日益趋于复杂的近代世界，蒋介石还在一厢情愿期许着德治的光辉，不能不说，这种期待和时代趋势太过睽违。所以，尽管个人的修身的确不无进展，但他所期望的效果却不可能出现。作为一个面对空前纷繁任务的大国领袖，蒋介石如此期待自我的勘磨修行，多多少少倒是又让人感觉到了军人的幼稚和简单。大陆兵败之际，张治中曾上书蒋介石，不留情面地批评：“钧座之思想，自底定全国以还，即渐有保守倾向，以致若干亟应改革之要政，受钧座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故本党革命政策，始终不能表现于政治现实……钧座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之若干同志，咸认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应。”应该说，张治中的说法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无论是尼克松的评论还是张治中的批评，都道出了蒋介石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即保守有余、变革不足，尼克松干脆称蒋为“保守的革命者”。保守而又革命，多少有些拗口，让人怀疑尼克松定义的准确，不过，读一读蒋介石自己的表态或可发现，这一定义竟然意外贴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曾明确宣示自己的革命观：“革命是最真实的人生，绝对不是小说，革命不是弹指立现的空中楼阁，乃是一针一缕辛苦织成的织物。所以革命虽少不了热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进行却不能凭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视步骤和程序……真正负责的革命者，要照着革命的环境是怎么样，胸中热烈地燃炽着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详十分仔细地按着时期和方略，一些不放松，一些不间断地去干。这固然是沉闷，但是革命者能避免这个沉闷的苦痛吗？”
　　当蒋介石把革命弄成“沉闷的苦痛”时，尽管其中不无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现实顾虑，但和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仍然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旗相比，抱令守律、规行矩步的思想特质仍然体现得至为明显。观察毛泽东，人们一眼可见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在蒋介石这里，常会看到的是他对政治对手的“手下留情”。追根溯源，这和蒋介石的“圣人”追求、爱惜羽毛和求稳的心态当然不会没有关系。

过渡者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不能离开个体的视角，但又切不可仅在其中看到个体。毕竟，更多时候，他们巨大的身影在改变着群体的同时，也被群体所塑造。所以，蒋介石的选择其实还有着更深厚的背景。
　　看看蒋纬国晚年对其父亲的评点，颇中肯綮：“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蒋纬国说到了蒋介石政权的关窍处。南京政府的成立，本身就建立在各种力量合作的基础之上。仅仅在广州革命阵营内部，就有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几大军事集团，尤其是桂系，对蒋介石始终构成重大挑战。在北方，与国民党结盟的地方实力派有冯玉祥、阎锡山等，加上大大小小难以尽数的投靠者，南京政府对全国的统一就是整合这些大大小小的实力派勉强完成。正因此，蒋介石的统治，很长时间内实际都在和这些力量玩着平衡游戏。他利用、整合这些力量登上权力顶峰，在顶峰又时时注意维持着这些力量的平衡。有时，平衡游戏在他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当有机会打破，一举奠定胜势时，甚至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
　　对蒋介石的这种处境，埃德加·斯诺写的《蒋委员长访问记》有精当的观察，他如此描述蒋的性格与时代：“蒋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顶点。他的特别才能是他有能力预知在他下面的伟大力量的移动，而乘时维持他自己的平衡。他从来不做先驱，但他也从来不做后卫……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动他。”“蒋氏的领袖才能，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长处和弱点。”
　　对于蒋介石而言，悲剧在于，他的崛起结束了王朝体系崩溃后的震荡，带来了国家的短暂平衡，历史选择了他所代表的力量来建立、维持这种平衡，他的视野、才华、能力、个性也适应着这种平衡。但是，一个日渐面对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局面，求新求变、全新驟变是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题，迎头赶上是中国这样一个自我期许甚高的民族不可能不怀抱的梦想。
　　激烈的求变欲望主宰了近代中国一代代人的心灵，方案越宏大、设计越完整，改变越彻底，越能激起人们的共鸣。在此背景下，“保守的革命”“动荡的平衡”，除了留给人们保守的印象、无能的讥诮外，很难想象还能赢得什么喝彩。即连蒋介石最信重的陈诚，也对他弘扬传统的举动大不以为然：“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一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
　　简单地说蒋复古似乎也并不全面，蒋介石固然精神上尊崇中国传统思想，但起码在行动上并不抱残守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实用主义更符合他的行事方式，在20世纪科学化的时代，蒋介石也在力求对这样的潮流作出回应，他对科学尤其是实用科学的重视，体现着这个取向。具体到面对传统精神时，蒋也在企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开出科学源流。阐扬《大学》《中庸》的意义，就是希望从学、庸中开发出所谓中国科学精神的源流，返本开新。
　　作为今人，我们也许可以很轻松地批评蒋介石的这种努力，执拗、不讨好而且缺乏实效。
　　然而，毕竟蒋自幼浸润传统经籍，对近代思想了解不多，又成长于民族革命的氛围中，他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有其自己的脉路。作为具有强烈民族情结的国家领袖，在中国精神传统遭遇困境的时代，蒋对传统精神的维护既是维护传统精神本身，某种程度上在蒋看来也未尝不是对这个山河破败的家国的维护，因此，多少带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情。问题在于，时代毕竟在前行，20世纪的中国面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价值观都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融入世界是唯一选择，在此背景下，过多强调对传统的坚持，隐隐然透出的，是以中国传统精神对抗世界潮流的企图。
　　所以，平衡、求稳、实用，如果说在追求统一的时代曾经是蒋的一个优势的话，随着时代的推展，面对既有强大行动力和组织力，又有一套理论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已越来越变成他沉重的包袱。
　　然而，这就是蒋介石。一个徘徊于传统和近代世界之间的领导者，一个具有霹雳手段而又“心慈手软”的军人，一个拔擢于丛林之中却又梦想成圣的政治领袖，一个亲手打下江山又把江山失掉尽尝成败滋味的老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命定而又不可或缺的过渡者。
　　历史如棋，蒋介石的这一手，已经永远镌在历史的棋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