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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56岁的魏柏昂（Axel Weber）成为瑞银集团第一位非瑞士籍主席。魏柏昂的上任，与瑞银集团进行的战略转型相关。瑞银正在通过消除过多的管理层级、简化产品和投资组合、重塑投资银行业务等来满足监管要求和提高股东回报。
魏柏昂光鲜的履历及一贯的谨慎作风，使其成为瑞银集团主席的合适人选。他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曾担任德国央行行长，是默克尔的得力干将，并曾被视为欧洲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但他在2011年2月辞职，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今年1月中旬，他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并不避讳瑞银当前所遭遇的麻烦，并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审慎分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行业务麻烦不断，瑞银也不能幸免。2012年12月末，瑞银集团被指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并收到高额罚单；一年以前，瑞银交易员Kweku Adoboli曾因“未經授权的交易”导致瑞银集团高达23亿美元的亏损。
魏柏昂对《财经》记者称，正本清源，查到水落石出，杜绝未来再次发生，是瑞银在LIBOR事件和未授权交易事件中的态度。
瑞银当下的转型，则是适应新的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产物。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性的监管要求水涨船高，而另一方面是持续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令银行业在其间生存困难，欧债危机更对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控制提出了考验。瑞银集团削减投资银行业务中资金成本过高的业务，而回归为客户提供服务等最基本的职能，也是对巴塞尔协议III要求的提前适应。
2012年10月底，瑞银集团称，未来三年内将总计裁员1万人，将总的人员规模缩减至5.4万人，这一消息震惊全球银行业。
“裁员并非即刻进行，而是未来数年内逐步完成的。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将转向风险和复杂性较低的领域，未来三年的调整将非常残酷。” 魏柏昂向《财经》记者表示。
魏柏昂认为，全球银行业将形成一个新的常态，回归其本源，即以客户为核心提供金融服务。过去数十年，银行过于泛滥，也过于自我，现在必须在新的现实面前转过弯来。
针对欧洲央行的政策取向，魏柏昂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将在两年内达到极限，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是全球经济更好的出路。
银行业战略转型
《财经》：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始终未见好转，一方面是低迷的全球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紧的资本金和其他监管要求。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银行业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困境？
魏柏昂：全球银行业的确深受宏观因素影响，尤其是经济活动放缓以及低利率的货币环境。这不仅直接影响银行业的盈利，且令客户的偏好也发生改变，他们变得更谨慎，趋向保守，喜欢持币待观。要适应新的环境，银行更专注于盈利性更好的业务，更专注于客户，通过专业投资技能为客户提供建议，在目前艰难的环境下尤为重要。由于盈利能力下降，银行也需要进一步控制成本。
对于瑞银集团来说，以上因素促使我们加速战略调整，正如我们最近宣称的，降低成本、缩减机构、简化产品和投资组合、重塑整个投资银行业务等。瑞银将从资金成本过高的业务上退出或进行缩减；而作为对于具有优势的股权、研究、顾问、外汇等业务，也不会放弃。
《财经》：这是瑞银集团缩减投行业务，专注财富管理业务的原因吗？
魏柏昂：监管趋严提高了投资银行很多业务线的资金成本，从而降低了其盈利能力。瑞银集团的财富管理业务和全球资产管理业务一直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投行业务，我们力求降低其复杂性，更着重于服务客户而不再是承担更多的风险和杠杆。
瑞银集团所做的战略调整，是在前瞻性地去适应新的监管要求。虽然巴塞尔协议III要求2018年底之前达标即可，但瑞银集团会在这一限期前提前符合新要求。
《财经》：去年10月底，瑞银集团进行过一轮大规模的裁员，主要考虑是什么？瑞银集团称，未来三年内将总计裁员1万人，其中投行业务大规模削减，这意味着什么？
魏柏昂：正如你所说，裁员并非即刻进行，而是未来数年内逐步完成的，这反映了瑞银集团长期的战略调整，调整雇员数量对我们而言是最艰难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希望以更平滑的方式进行。我们未来的战略立足于一流的财富管理业务和全球资产管理业务，而投资银行业务转向风险和复杂性较低的领域，未来三年的调整将甚为困难。
当一个机构战略转型时，不可能仅仅调整业务条线，必然伴随人员的变动，这是最令人遗憾的。
《财经》：瑞银集团的投行业务似乎麻烦不断。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操纵指控，到交易员因“未经授权的交易”而导致23亿美元的亏损，瑞银集团是如何度过这些事件带来的危机的？投资银行是否难以杜绝自营交易产生的风险？
魏柏昂：上述事件中，一些瑞银员工的行为不当，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已采取果断的惩罚措施，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那些内控和管理不力的员工，直接开除。对此类有违职业道德水准的行为，零容忍。我们与监管者充分合作，协助全程调查。
如果一家银行想进行彻底的战略转型，必须将过去的错误查到水落石出，以杜绝未来再次发生。我们将事实和证据全部摆在桌面上，正本清源，这是我们在操纵LIBOR事件和未授权交易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
监管趋严是全球性的，如美国也有沃尔克法则，限制自营业务。其他国家的监管者也制定了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如在英国，将零售业务和投行业务进行部分分离，投行无法再从商业存款中取得流动性，其资金成本因此上升，这对投行的业务模式提出额外的挑战。
瑞士的监管者相反地没有提出这一结构改革政策，只是在资本充足率上的监管要求高于其他国家，达到19％，而英国和北美对于系统性重要银行仅要求10％以上。 《财经》：华尔街的黄金时代已不再，未来全球银行业将走向一个新的状态。如何看待全球银行业面临的变革和转型？
魏柏昂：全球银行业将形成一个新的常态。过去数十年，银行业过于泛滥，也过于自我，在一些情况下，它们把自身的交易利益与客户利益掺和在一起，现在银行重新回归其本源，即以客户为核心提供金融服务，客户将成为未来银行业的主要驱动力。我想这是正确的未来道路，我们必须在新的现实面前转过弯来。
量化宽松极限来临
《财经》：去年12月中旬，美联储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4。至此，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等全球范围内，为提振经济，均采取一轮接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您如何看待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魏柏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联储已推出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以全球而论，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已长达数十年，过去几年间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也愈渐宽松。
因此，零利率或者接近零利率政策已成世界主要央行的主流。与此同时，其资产负债表也达历史顶点，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占其GDP的20％，欧洲央行该比率超过30％。
在此情形下，更多的流动性或以其他手段被进一步释放，有些央行通过外汇兑换操作释放流动性，在未来几年流动性没有收紧的迹象。
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经济衰退，预防通缩风险，但其期限的不断延长会产生负面效应，导致金融市场扭曲，引起泡沫，如房地产市场。
在两年之内，货币政策将达到其极限，央行再无计可施，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再多的量化宽松也无益于提振经济。到那时，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将成为更大挑战。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实行起来将很困难，如果速度太慢，将严重刺激通货膨胀；但如果速度太快，将令资本市场产生动荡。当流动性撤回之时，其负面效应将显现，所以在未来做出货币政策的决策将很困难。
《财经》：若货币政策空间到头，而经济尚未充分恢复，那何以提振全球经济？
魏柏昂：或许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更好的道路。金融危机拉低了很多经济体的潜在增速，而过于扩张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对长期经济增速起到积极的作用，并没有解决经济结构的问题和持续增长性的问题。
《财经》：QE4被视为缓冲“财政悬崖”的工具，目前美国两党关于“财政悬崖”的谈判已经进入白热化，如何看待“财政悬崖”对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未来的影响？
魏柏昂：财政悬崖面临增税和减支两大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债务上限”这一概念。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已到相当高的水准，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赤字纷纷接近甚至超过GDP的100％水平，这是过于泛滥，由此带来的后果更加深远。
除了瑞士、德国等外，其他国家并无合理的组织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国家一边被迫减赤、缩减财政支出，而一边又不停地增加新的债务。距离安全和稳定的债务比率，我们还相差甚远，现在唯一可以期望的是限制赤字的增速。
这些发达国家正逐渐步入老龄化，其增长前景逐步黯淡，而新兴市场正在崛起。很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超越了其实际的能力，其高消费不过是通过高负债来维持，这是更核心的问题。
《财经》：自2009年起，欧债危机已迈入第四年，这期间欧盟各国进行了债务谈判、债务削减、大规模的货币投放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等多重努力，欧洲目前的情况是否将持续？
魏柏昂：欧洲危机并不会止步于这四年，将会持续更久，而且没有速效药。2012年欧元区处于衰退，2013年整体经济将停滞不前，现在欧洲央行正采取拖延策略，即直接货币交易，其实很难赢得更多的时间，因此欧洲的决策者在蛇年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首先，欧元区需要就一个结构性的改革达成共识，这需要各国的妥协。对于欧洲未来何去何从，政治上如何取舍，观点至今无法统一。如德国愿意把更多的责任转移到欧盟层面，但法国仍显迟疑，所以最终解决欧洲问题未达成一个清晰的方案。
其次，财政政策需进一步整合，但是任何迈向更紧密的协同步伐都异常艰难，不同的税收系统、不同的选举机制使实现统一的税率、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系统变得困难。以实际退休年龄为例，德国55岁至64岁的就业率超过60％，而意大利仅40％左右。
第三，很多短期问题亟待解决，欧元区一些国家被金融市场所摒弃，需为其提供更多的信用支持，欧洲整体银行体系也需要修复和再融资。以上这些，暂时都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案。
今年，美国GDP增速有望维持在2％－2.5％，中国可维持在7％－7.5％，欧元区将持续停滞不前，所以全球经济的复苏是缓慢的。疲弱的欧元也会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国家形成压力，全球化导致欧债危机将继续影响美国、中国以及全球经济。
《财经》：主权债务危机令欧洲银行业承受了哪些压力？
魏柏昂：欧洲银行业必须进一步稳定，保证支持实体经济的信贷，这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前提，但修复需要一步步来。
首先，欧洲银行正在建立单一监管机制（SSM），拥有超过300亿欧元资产的大型银行将被欧洲央行直接实施监管。这是很重要但远远不够的第一步。
单一监管机制需要一个泛欧洲的存款担保机制的辅助，但这不大可能在今年实现，需要更大的财政和政治制度的整合作为基础，实行需数年时间。
《财经》：中国经济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魏柏昂：经过多年的高速扩展，中国GDP增速开始放缓，但已在一个良好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回想2004年参加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争论过，中国经济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周行长当时说没有着陆，最终他是对的。
对未来中国经济造成挑战的主要因素，除了出口市场低迷，还有长期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改变，比如进一步刺激内需。
中国需重新整合其银行体系，并进一步刺激内需，达到新的平衡。中國新的领导层也对未来几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排列，如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潜在问题、降低城乡收入差别、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加大社保覆盖范围等。
魏柏昂光鲜的履历及一贯的谨慎作风，使其成为瑞银集团主席的合适人选。他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曾担任德国央行行长，是默克尔的得力干将，并曾被视为欧洲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但他在2011年2月辞职，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今年1月中旬，他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并不避讳瑞银当前所遭遇的麻烦，并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审慎分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行业务麻烦不断，瑞银也不能幸免。2012年12月末，瑞银集团被指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并收到高额罚单；一年以前，瑞银交易员Kweku Adoboli曾因“未經授权的交易”导致瑞银集团高达23亿美元的亏损。
魏柏昂对《财经》记者称，正本清源，查到水落石出，杜绝未来再次发生，是瑞银在LIBOR事件和未授权交易事件中的态度。
瑞银当下的转型，则是适应新的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产物。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性的监管要求水涨船高，而另一方面是持续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令银行业在其间生存困难，欧债危机更对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控制提出了考验。瑞银集团削减投资银行业务中资金成本过高的业务，而回归为客户提供服务等最基本的职能，也是对巴塞尔协议III要求的提前适应。
2012年10月底，瑞银集团称，未来三年内将总计裁员1万人，将总的人员规模缩减至5.4万人，这一消息震惊全球银行业。
“裁员并非即刻进行，而是未来数年内逐步完成的。我们的投资银行业务将转向风险和复杂性较低的领域，未来三年的调整将非常残酷。” 魏柏昂向《财经》记者表示。
魏柏昂认为，全球银行业将形成一个新的常态，回归其本源，即以客户为核心提供金融服务。过去数十年，银行过于泛滥，也过于自我，现在必须在新的现实面前转过弯来。
针对欧洲央行的政策取向，魏柏昂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将在两年内达到极限，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是全球经济更好的出路。
银行业战略转型
《财经》：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始终未见好转，一方面是低迷的全球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紧的资本金和其他监管要求。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银行业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困境？
魏柏昂：全球银行业的确深受宏观因素影响，尤其是经济活动放缓以及低利率的货币环境。这不仅直接影响银行业的盈利，且令客户的偏好也发生改变，他们变得更谨慎，趋向保守，喜欢持币待观。要适应新的环境，银行更专注于盈利性更好的业务，更专注于客户，通过专业投资技能为客户提供建议，在目前艰难的环境下尤为重要。由于盈利能力下降，银行也需要进一步控制成本。
对于瑞银集团来说，以上因素促使我们加速战略调整，正如我们最近宣称的，降低成本、缩减机构、简化产品和投资组合、重塑整个投资银行业务等。瑞银将从资金成本过高的业务上退出或进行缩减；而作为对于具有优势的股权、研究、顾问、外汇等业务，也不会放弃。
《财经》：这是瑞银集团缩减投行业务，专注财富管理业务的原因吗？
魏柏昂：监管趋严提高了投资银行很多业务线的资金成本，从而降低了其盈利能力。瑞银集团的财富管理业务和全球资产管理业务一直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投行业务，我们力求降低其复杂性，更着重于服务客户而不再是承担更多的风险和杠杆。
瑞银集团所做的战略调整，是在前瞻性地去适应新的监管要求。虽然巴塞尔协议III要求2018年底之前达标即可，但瑞银集团会在这一限期前提前符合新要求。
《财经》：去年10月底，瑞银集团进行过一轮大规模的裁员，主要考虑是什么？瑞银集团称，未来三年内将总计裁员1万人，其中投行业务大规模削减，这意味着什么？
魏柏昂：正如你所说，裁员并非即刻进行，而是未来数年内逐步完成的，这反映了瑞银集团长期的战略调整，调整雇员数量对我们而言是最艰难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希望以更平滑的方式进行。我们未来的战略立足于一流的财富管理业务和全球资产管理业务，而投资银行业务转向风险和复杂性较低的领域，未来三年的调整将甚为困难。
当一个机构战略转型时，不可能仅仅调整业务条线，必然伴随人员的变动，这是最令人遗憾的。
《财经》：瑞银集团的投行业务似乎麻烦不断。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操纵指控，到交易员因“未经授权的交易”而导致23亿美元的亏损，瑞银集团是如何度过这些事件带来的危机的？投资银行是否难以杜绝自营交易产生的风险？
魏柏昂：上述事件中，一些瑞银员工的行为不当，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已采取果断的惩罚措施，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那些内控和管理不力的员工，直接开除。对此类有违职业道德水准的行为，零容忍。我们与监管者充分合作，协助全程调查。
如果一家银行想进行彻底的战略转型，必须将过去的错误查到水落石出，以杜绝未来再次发生。我们将事实和证据全部摆在桌面上，正本清源，这是我们在操纵LIBOR事件和未授权交易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
监管趋严是全球性的，如美国也有沃尔克法则，限制自营业务。其他国家的监管者也制定了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如在英国，将零售业务和投行业务进行部分分离，投行无法再从商业存款中取得流动性，其资金成本因此上升，这对投行的业务模式提出额外的挑战。
瑞士的监管者相反地没有提出这一结构改革政策，只是在资本充足率上的监管要求高于其他国家，达到19％，而英国和北美对于系统性重要银行仅要求10％以上。 《财经》：华尔街的黄金时代已不再，未来全球银行业将走向一个新的状态。如何看待全球银行业面临的变革和转型？
魏柏昂：全球银行业将形成一个新的常态。过去数十年，银行业过于泛滥，也过于自我，在一些情况下，它们把自身的交易利益与客户利益掺和在一起，现在银行重新回归其本源，即以客户为核心提供金融服务，客户将成为未来银行业的主要驱动力。我想这是正确的未来道路，我们必须在新的现实面前转过弯来。
量化宽松极限来临
《财经》：去年12月中旬，美联储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4。至此，美国、欧洲、日本、澳洲等全球范围内，为提振经济，均采取一轮接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您如何看待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魏柏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联储已推出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以全球而论，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已长达数十年，过去几年间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也愈渐宽松。
因此，零利率或者接近零利率政策已成世界主要央行的主流。与此同时，其资产负债表也达历史顶点，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占其GDP的20％，欧洲央行该比率超过30％。
在此情形下，更多的流动性或以其他手段被进一步释放，有些央行通过外汇兑换操作释放流动性，在未来几年流动性没有收紧的迹象。
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经济衰退，预防通缩风险，但其期限的不断延长会产生负面效应，导致金融市场扭曲，引起泡沫，如房地产市场。
在两年之内，货币政策将达到其极限，央行再无计可施，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再多的量化宽松也无益于提振经济。到那时，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将成为更大挑战。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实行起来将很困难，如果速度太慢，将严重刺激通货膨胀；但如果速度太快，将令资本市场产生动荡。当流动性撤回之时，其负面效应将显现，所以在未来做出货币政策的决策将很困难。
《财经》：若货币政策空间到头，而经济尚未充分恢复，那何以提振全球经济？
魏柏昂：或许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更好的道路。金融危机拉低了很多经济体的潜在增速，而过于扩张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对长期经济增速起到积极的作用，并没有解决经济结构的问题和持续增长性的问题。
《财经》：QE4被视为缓冲“财政悬崖”的工具，目前美国两党关于“财政悬崖”的谈判已经进入白热化，如何看待“财政悬崖”对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未来的影响？
魏柏昂：财政悬崖面临增税和减支两大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债务上限”这一概念。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已到相当高的水准，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赤字纷纷接近甚至超过GDP的100％水平，这是过于泛滥，由此带来的后果更加深远。
除了瑞士、德国等外，其他国家并无合理的组织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国家一边被迫减赤、缩减财政支出，而一边又不停地增加新的债务。距离安全和稳定的债务比率，我们还相差甚远，现在唯一可以期望的是限制赤字的增速。
这些发达国家正逐渐步入老龄化，其增长前景逐步黯淡，而新兴市场正在崛起。很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超越了其实际的能力，其高消费不过是通过高负债来维持，这是更核心的问题。
《财经》：自2009年起，欧债危机已迈入第四年，这期间欧盟各国进行了债务谈判、债务削减、大规模的货币投放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等多重努力，欧洲目前的情况是否将持续？
魏柏昂：欧洲危机并不会止步于这四年，将会持续更久，而且没有速效药。2012年欧元区处于衰退，2013年整体经济将停滞不前，现在欧洲央行正采取拖延策略，即直接货币交易，其实很难赢得更多的时间，因此欧洲的决策者在蛇年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首先，欧元区需要就一个结构性的改革达成共识，这需要各国的妥协。对于欧洲未来何去何从，政治上如何取舍，观点至今无法统一。如德国愿意把更多的责任转移到欧盟层面，但法国仍显迟疑，所以最终解决欧洲问题未达成一个清晰的方案。
其次，财政政策需进一步整合，但是任何迈向更紧密的协同步伐都异常艰难，不同的税收系统、不同的选举机制使实现统一的税率、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系统变得困难。以实际退休年龄为例，德国55岁至64岁的就业率超过60％，而意大利仅40％左右。
第三，很多短期问题亟待解决，欧元区一些国家被金融市场所摒弃，需为其提供更多的信用支持，欧洲整体银行体系也需要修复和再融资。以上这些，暂时都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案。
今年，美国GDP增速有望维持在2％－2.5％，中国可维持在7％－7.5％，欧元区将持续停滞不前，所以全球经济的复苏是缓慢的。疲弱的欧元也会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国家形成压力，全球化导致欧债危机将继续影响美国、中国以及全球经济。
《财经》：主权债务危机令欧洲银行业承受了哪些压力？
魏柏昂：欧洲银行业必须进一步稳定，保证支持实体经济的信贷，这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前提，但修复需要一步步来。
首先，欧洲银行正在建立单一监管机制（SSM），拥有超过300亿欧元资产的大型银行将被欧洲央行直接实施监管。这是很重要但远远不够的第一步。
单一监管机制需要一个泛欧洲的存款担保机制的辅助，但这不大可能在今年实现，需要更大的财政和政治制度的整合作为基础，实行需数年时间。
《财经》：中国经济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魏柏昂：经过多年的高速扩展，中国GDP增速开始放缓，但已在一个良好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回想2004年参加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争论过，中国经济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周行长当时说没有着陆，最终他是对的。
对未来中国经济造成挑战的主要因素，除了出口市场低迷，还有长期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改变，比如进一步刺激内需。
中国需重新整合其银行体系，并进一步刺激内需，达到新的平衡。中國新的领导层也对未来几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排列，如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潜在问题、降低城乡收入差别、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加大社保覆盖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