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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安全问题就成为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并阐发了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观点，初步解决了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安全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执政安全；初步解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6-00-02
政治安全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对社会矛盾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在社会内外矛盾产生解决过程中，保持原有基本结构和性质，消除不安定因素，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联系性，不受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获取公民对执政合法性的广泛认同，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实现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是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期都孜孜追求的目标。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例外。我们党最早提出党的执政政治安全问题的是毛泽东。
一、毛泽东执政时期我们党政治安全的提出及初步解决
毛泽东执政时期我们党面临的政治安全主要是新生政权的维护与巩固，对这一政治课题，他在党的七界二中全会上郑重提出。他主张“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团结社会进步力量，严禁党内腐败，实行人民民主来等措施……来维持政权，站稳脚跟。”为此我们党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
在军事上，对内一方面追剿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势力，另一方面镇压反革命；对外，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手，并取得了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巩固了国内与周边生存环境。政治上，注重政治制度及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基石。这四个政治制度连同城乡基层政权建设不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成为今天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柱石。经济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命脉；思想文化上，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改造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方式和方法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毛泽东离世。社会建设上，实施覆盖全民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待遇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他所做的维护政权站稳脚跟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党的政治安全得到解决，以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正确判断威胁党政治安全的风险来源
毛泽东判断党的政治安全风险源在党内，这同样从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看出来。在讲到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上，他作了“两个预计”：一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二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打败仗。前一种预计是思想作风滑坡蜕变的问题，后一种预计是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给党的政治安全带来致命伤。其中，最为毛泽东担心的是腐化问题。为此，他提出了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
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从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用3年时间整党。这次整党共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238000人，劝退不合格党员90000人，同时吸收新党员1070000人，党员总数达到6369000人。经过整风，纯洁了党的队伍，改进了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有效预防了威胁党的政治安全的风险来源。
三、重视内因，科学分析引发政治安全问题的主导矛盾
经过三年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昭示政治安全的罢工罢课等“闹事”问题。毛泽东以冷静的态度对此种现象进行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就闹事的原因和性质、对闹事的态度和对策等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后一篇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在他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25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提出了消灭“闹事”现象的“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同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又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在党执政历史上首次使用“风险”概念。尽管，这个时候他还不可能对“风险”概念作出更加科学更深入的解释，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执政党高度警醒的问题以及防范风险的基本举措。要防范风险，就要创造出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行，而这种政治局面只有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够形成。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奠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执政风险的理论基石，对于新形势下党应对群体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练好内功是化解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
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党的政治安全的路径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是固本之举。他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风波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全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
党的作风建设以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起点，时间长达半年。在运动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由于党对这种情况估计过重、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致使整风受到冲击和干扰，但整风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客观的。
从1961年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转向调查研究。他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通过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等五种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基层存在的平均主义，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稳定了基层人民政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这一时期，他抓党风建设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兴艰苦奋斗作风，反对特殊化，整肃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他认为领导干部一旦沾染上这四种习气，就会养尊处优，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以致严重脱离群众。他还对某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问题提出严肃批评。
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他率先垂范，降低生活标准，减少日常供应，甚至在一段时间不吃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的表率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使简朴清廉、艰苦奋斗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团结和谐，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
为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1958年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要求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必须至少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之有效，因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长老爷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体力劳动。1957年和1959年，中央先后两次决定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以缩小领导干部同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差别。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出通知：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和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要求整顿特需供应，禁止商品“走后门”。
毛泽东倡导的清廉党风政风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是共和国历史上两个“举世公认”之一。邓小平后来回顾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
四、毛泽东解决党政治安全的思想与实践启示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不仅奠定了党执政历程的起点，而且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解决党的政治安全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政治安全问题的解决与认识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累经验、走向成熟的过程。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因素，党和毛泽东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错误，但这不能泯灭其历史贡献。
毛泽东关于政治安全的思想与实践，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如政治安全风险源的科学判断；解决方法来自内部的选择。我们从这些结论中可以悟出一个基本道理，解决政治安全问题，要注重内因，要注意腐败问题的经常性和反复性。
毛泽东关于解决政治安全问题的思想与实践，需要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深刻总结毛泽东执政时期我们党关于解决政治安全问题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其中一些揭示规律性的思想和论断，结合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实践探索，探索出一套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安全的理论，抵御和防范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政治安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4.
[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95-396.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715.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北京,2007,(10).
[5]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70-71.
[6]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7):1317-1319.
关键词：毛泽东；执政安全；初步解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6-00-02
政治安全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对社会矛盾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在社会内外矛盾产生解决过程中，保持原有基本结构和性质，消除不安定因素，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联系性，不受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获取公民对执政合法性的广泛认同，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实现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是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期都孜孜追求的目标。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例外。我们党最早提出党的执政政治安全问题的是毛泽东。
一、毛泽东执政时期我们党政治安全的提出及初步解决
毛泽东执政时期我们党面临的政治安全主要是新生政权的维护与巩固，对这一政治课题，他在党的七界二中全会上郑重提出。他主张“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团结社会进步力量，严禁党内腐败，实行人民民主来等措施……来维持政权，站稳脚跟。”为此我们党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
在军事上，对内一方面追剿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军事势力，另一方面镇压反革命；对外，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手，并取得了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巩固了国内与周边生存环境。政治上，注重政治制度及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基石。这四个政治制度连同城乡基层政权建设不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成为今天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柱石。经济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命脉；思想文化上，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改造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方式和方法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毛泽东离世。社会建设上，实施覆盖全民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待遇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他所做的维护政权站稳脚跟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党的政治安全得到解决，以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正确判断威胁党政治安全的风险来源
毛泽东判断党的政治安全风险源在党内，这同样从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看出来。在讲到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上，他作了“两个预计”：一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二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打败仗。前一种预计是思想作风滑坡蜕变的问题，后一种预计是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给党的政治安全带来致命伤。其中，最为毛泽东担心的是腐化问题。为此，他提出了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
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从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用3年时间整党。这次整党共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238000人，劝退不合格党员90000人，同时吸收新党员1070000人，党员总数达到6369000人。经过整风，纯洁了党的队伍，改进了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有效预防了威胁党的政治安全的风险来源。
三、重视内因，科学分析引发政治安全问题的主导矛盾
经过三年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昭示政治安全的罢工罢课等“闹事”问题。毛泽东以冷静的态度对此种现象进行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就闹事的原因和性质、对闹事的态度和对策等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后一篇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在他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25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提出了消灭“闹事”现象的“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同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又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在党执政历史上首次使用“风险”概念。尽管，这个时候他还不可能对“风险”概念作出更加科学更深入的解释，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执政党高度警醒的问题以及防范风险的基本举措。要防范风险，就要创造出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行，而这种政治局面只有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够形成。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奠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执政风险的理论基石，对于新形势下党应对群体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练好内功是化解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
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党的政治安全的路径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是固本之举。他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风波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全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
党的作风建设以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起点，时间长达半年。在运动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由于党对这种情况估计过重、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致使整风受到冲击和干扰，但整风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客观的。
从1961年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转向调查研究。他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通过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等五种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基层存在的平均主义，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稳定了基层人民政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这一时期，他抓党风建设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兴艰苦奋斗作风，反对特殊化，整肃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他认为领导干部一旦沾染上这四种习气，就会养尊处优，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以致严重脱离群众。他还对某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问题提出严肃批评。
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他率先垂范，降低生活标准，减少日常供应，甚至在一段时间不吃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的表率作用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使简朴清廉、艰苦奋斗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团结和谐，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
为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1958年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要求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必须至少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之有效，因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长老爷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体力劳动。1957年和1959年，中央先后两次决定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以缩小领导干部同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差别。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出通知：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和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要求整顿特需供应，禁止商品“走后门”。
毛泽东倡导的清廉党风政风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是共和国历史上两个“举世公认”之一。邓小平后来回顾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
四、毛泽东解决党政治安全的思想与实践启示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不仅奠定了党执政历程的起点，而且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解决党的政治安全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政治安全问题的解决与认识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累经验、走向成熟的过程。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因素，党和毛泽东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错误，但这不能泯灭其历史贡献。
毛泽东关于政治安全的思想与实践，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如政治安全风险源的科学判断；解决方法来自内部的选择。我们从这些结论中可以悟出一个基本道理，解决政治安全问题，要注重内因，要注意腐败问题的经常性和反复性。
毛泽东关于解决政治安全问题的思想与实践，需要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深刻总结毛泽东执政时期我们党关于解决政治安全问题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其中一些揭示规律性的思想和论断，结合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实践探索，探索出一套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安全的理论，抵御和防范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政治安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4.
[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395-396.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715.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北京,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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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7):1317-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