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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传染病在医院里蔓延的原因不是无知，不是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而是部分的医护人员没有遵守规章，没有正确地对技术知识加以应用;再就是病人家属的探视也会造成感染的发生。的确，要让每个人都遵守规章很难。150多年过去了，手术室里谨小慎微的精神为什么一直没能传播到那扇双层门之外？这还真是个谜。
12月的某一天，我和传染病专家黛博拉·横江、微生物学家苏珊·马里诺一起在医院巡视。她俩在医院的感染防控组工作，专职负责杜绝医院内病菌感染和蔓延的现象。这可不是个在人前闪耀光辉的工作，她们也都是非常朴实低调的人。横江45岁，马里诺50多岁。尽管外表普普通通，但她们已经成功处理过多次危机，比如流感军团病和致命的细菌性脑膜炎，几个月前，还控制了疑似疯牛病的传播。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每年有200万美国人在医院里受到感染，其中更有9万人死于感染。横江说，在感染防控组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其实不是与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对抗，也不是处理病患和员工中有时会产生的恐慌情绪，而是敦促像我这样的临床医生按照要求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做好了，就能够有效遏制感染扩散，那就是要及时洗手。
她们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她们在外科楼层里到处张贴提示海报;将原有的洗手池重新摆放位置，加装了一些新的，并将其中一些改造成自動式;专门斥资5000美元购买了“预防手推车”，车中存放了一些方便携带、外观也很漂亮的小包，每个小包里洗涤剂、手套、手术衣等用品一应俱全;对执行效果最好的科室，还发放免费的电影票以示奖励。尽管如此，情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洗手的次数仅为应有的1/3到一半，与其他医院并无区别。我们和流鼻涕的病人握手，从伤处剥除粘住的衣物，用听诊器紧贴汗湿的胸口，之后大部分人顶多是在白大褂上蹭几下手，然后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看下一个病人，在病历上狂写，甚至直接抓取食物。
曾经是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医生的手
让人尴尬的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一点儿也不稀奇。1847年，28岁的维也纳产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曾提出一项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医生们没有注意始终、彻底地保持双手清洁，因此造成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自己。产褥热也叫作产后热，在塞麦尔维斯的时代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那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细菌是产褥热的病因，在产妇分娩后通过阴道传染至子宫。
在塞麦尔维斯工作的医院里，每年有3000名妇女生产，其中600多人死于这种疾病，死亡率高达20%！相比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只有1%。塞麦尔维斯由此得出结论，是医生自己在病人之间传播疾病。于是，他下令在他的病房里，所有医生和护士在处理完一名患者后都必须用指甲刷和氯溶液擦洗双手。结果，产妇死亡率立刻下降至1%。这原本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说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医生的行为习惯并没有改变。有些同僚甚至被他的言论激怒，在他们看来，医生绝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病人。最后，塞麦尔维斯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反而被赶出了医院。
塞麦尔维斯本人行事古怪，他拒绝公开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也不愿意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试验来证实自己。相反，每当有人要求他提供证据时，他都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侮辱，总是满怀敌意地抨击对方。他自己的手下也反对他。丢了维也纳的职位以后，他又来到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会站在洗手池边严厉斥责每个忘记擦洗双手的人。人们开始故意躲避他，有时甚至暗中破坏他定下的洗手制度。塞麦尔维斯的确是个天才，但也是个狂人，这让他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直到20年之后，外科消毒法的创始人，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才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提出外科消毒的倡议，当然，他的阐述更为清晰，语气更令人信服，态度也更加谦恭。
可惜，在已经过去150多年的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怀疑，是不是一定要像塞麦尔维斯那样的狂人才能改变洗手这件事的现状。想想横江、马里诺她们面临的是怎样的挑战吧。人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上都有细菌存在，人手上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总量从5000个到500万个不等，头发、腋下和腹股沟里的细菌数量更为密集。手部深层皮肤的细菌，想要清除它们非常困难，即使擦洗和消毒也无济于事。最糟糕的地方非指甲缝莫属。因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颁布的指导方针要求，医护人员不得留指甲，并不得佩戴人造指甲。
普通肥皂最多只能起到中等程度的灭菌作用，其含有的去污剂成分能够去除不那么顽固的灰尘和污垢，连续洗涤15秒也仅能杀死少量的细菌。塞麦尔维斯就是发现普通肥皂的作用有限，才采用氯溶液来消毒的。特制的抗菌肥皂含有洗必泰等化学成分，可以瓦解微生物膜和蛋白质。不过，即使选用了合适的肥皂，想要正确地洗手，也要遵循一个严格的程序：首先，必须摘下手表、戒指和其他珠宝首饰（这些物品最容易藏污纳垢）;然后，用热的自来水湿润双手，涂抹肥皂并使肥皂泡覆盖手部的所有表面，直到双臂1/3的位置，肥皂泡的停留时间要遵照生产厂商的建议（通常是15～30秒）;冲洗整整30秒;用干净的一次性毛巾彻底擦干，最后用擦手毛巾关闭水龙头。接触任何一名病患之后，都必须重复上述步骤。
几乎没人能坚持完成上述流程，而且好像根本不可能做到。每天早晨巡房，住院医生都要在1小时以内检视20位病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通常也要接触差不多数量的患者。按规定，接触每位患者之后都必须洗手，这样一来，就算把每次洗手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医护人员也要花去1/3的工作时间专门用来洗手。而且，如此频繁地洗手还会刺激皮肤、引起皮炎，这本身就会导致细菌数量增多。
酒精凝胶的刺激性比肥皂低，欧洲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将近20年，美国最近几年才开始普及。这种东西使用起来要省事得多，大约只需花15秒左右把凝胶擦遍整个手掌和手指，让它风干即可。给液器可以放置在病床边，取用起来也很方便，无须专门走到洗手池边。有趣的是，纯酒精的杀菌效果并不好，酒精浓度在75%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杀灭细菌。 随着凝胶的普遍应用，遵守正确手部清洁程序的医护人员比率大幅提高，由原先的大约40%上升到70%。但让人头痛的是，医院里的病菌感染率却一点儿也没下降，这说明70%的遵守率根本就不够，还是会给细菌传播提供充足的机会。事实上，耐药性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的感染率还在持续增长。每天，横江都会统计当日的记录表。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她一起查看记录，发现医院的700名病患中有63人感染了MRSA（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另外22人身上发现有VRE（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很不幸，与美国各家医院的感染率不相上下。
超强耐药性细菌的感染率上升已经演变成全世界的噩梦。1988年，英国的一间肾脏透析室受到感染，VRE首次暴发性蔓延。到1990年，这种病菌走出英国国境，到其他国家安家落户，在美国，每1000名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当中就有4个被感染。而到了1997年，重症监护病人遭遇感染的概率竟然上升到23%。一旦，或者干脆更恰当地说，当更具危险性的微生物（比如禽流感病毒，或是从未见过的、更致命的细菌）出现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情形？“那将是一场浩劫。”横江说。
恐怕只有像塞麦尔维斯那样对洗手这件事无比执着才行。目前，横江、马里诺和她们的同事已经着手在医院的各楼层随机抽查。她们事先没有通知就直接进入各个病房，检查是否有溢出的液体未经处理，卫生间有没有打扫，龙头是否滴水，凝胶给液器是不是空的，针盒是不是装得太满，手套和医用罩衣是否储备充足等;她们还要看护士在处理病人伤口处的衣物和导尿管时是否戴了手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感染的通道;当然了，她们也会留意观察大家在接触新的病人之前有没有把手洗干净。一旦发现问题，她们总会毫不犹豫地当面指出。
她们讨厌这样工作，她们可不想自己成为抓捕感染的警察，这样既无趣也无效。医院共有12层病房，每层都有4个不同的分区，学塞麦尔维斯那样在洗手池边怒目而视？她们可做不到。而且，这样做的话，她们还要冒着招惹同事极大反感的危险。
我翻阅了业内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但是我遗憾地发现，那些致力于改变现状的试验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人们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种肥皂或洗手液，能够保持皮肤无菌几小时，这样事情就会简单多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只可惜这种东西还没被发明出来。一位专家因此半开玩笑地提议，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放弃洗手，大家都不去接触病人。
遇到困难时，我们总是期待出现毫不费力的解决办法，最好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不过往往都事与愿违。想获得成功，必须朝正确的方向迈进100步，虽然每步都很短小，但一步接着一步，不能犯错，不能松懈，人人都得努力投入。医生常常被认为是独立的脑力工作者，但其实比起诊断出什么疑难病例，确保每个人都洗手这种事能够更大地促进医学发展。
在李斯特的倡议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手术室里的消毒灭菌工作，但我们在医院病房里的表现却始终不尽如人意。两者的差别竟然如此巨大！在手术室里，没有人会认为清洗双手的遵守率达到90%就足够了。要是哪个医生或护士没有洗干净双手就接近手术台，我们都会惊骇不已。
李斯特时代以来，我们在手术室中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我们一定要穿戴无菌手套和手术服，戴口罩，戴帽子;我们在病人的皮肤上涂抹抗菌剂，在他们的身体上盖消毒铺单;我们把手术器械放进高压蒸汽灭菌器里消毒，如果某些器械过于精密，不能高压灭菌，我们会选用化学灭菌法……
洗手的革命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美国铝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奥尼尔曾经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主持一个地区性医疗改革试点项目。他把解决医院感染问题当作首要大事。为了证明问题可以解决，他安排工程师彼得·佩雷进驻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彼得设计出一个标准化供应体制，在病床边不但备有罩衣和手套，还有纱布、胶带和其他一切所需品，这样大家就不必为寻找这些东西在病房内外来回奔走了;听诊器最容易带来交叉感染，他在每间病房的墙上配备专用的听诊器。他开展并实施了几十项类似的简化性变革，既減少了感染蔓延的概率，也降低了保持清洁的难度。换句话说，他让医院的每个病房都像手术室一样运作。实施这种策略之后，通过医院传染致死的MRSA病例从每个月4～6例减少到每年4～6例，感染率下降了将近90%。
不过，尽管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和倡导行动，两年后，这家医院里只有一个科室还在坚持这些新做法。而且，在佩雷离开到别处去做另外的项目以后，原先那个科室也渐渐不再保持“查杀”了。奥尼尔失望地撤销了这个项目，因为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然而，关于变革的信念并没有熄灭。曾经协助佩雷的一名外科医生乔恩·劳埃德仍在继续苦苦思索变革的方法。“正向偏差”概念给劳埃德带来了启发，可以借助人们已有的能力而非外部建议来指示他们必须如何改变。到2005年3月，他和佩雷成功说服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的领导层，尝试用正向偏差法解决医院感染问题。他们与医院里各级别的相关人员一起展开了一系列历时30分钟的小组讨论。参与讨论的包括餐饮服务人员、大楼管理员、护士、医生甚至还有病人。每次会议，改革小组基本上都以此为开场白：“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解决医院感染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了解你们的意见。”没有人发出指令，也没有专家提出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大家争相献计献策。有人指出哪些地方还没放置凝胶给液器，有人提供防止罩衣和手套供应不足的办法，还有人点到一些护士的姓名，说她们似乎总能记住清洗双手，甚至还会教病人洗手。很多人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询问他们应该怎么做。
以往的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变化。40个新的给液器送到以后，员工们会自行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从前要是看到医生忘了洗手，护士们是不会当面提出的，现在知道其他护士会直接向医生提意见，她们也会照做;有8位物理治疗师不愿意戴手套给病人作治疗，觉得看起来傻乎乎的，但另外2个同事劝他们说，戴个手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医院网站和内部报刊上，改革小组把收集来的意见和医院里发生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毫无遗漏地公布出来，挨个部门张贴每月成果。当然，他们也实施细致的监督，例如，为每位入院和出院病人进行鼻腔细胞培养。投入试验改革一年后，整个医院的MRSA感染率就下降为零，要知道，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取得这样显著的进步了。
之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犹太医疗基金会投资数百万美元，要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全美国范围内另外10家医院里。劳埃德提出警告说，匹兹堡获得的成效能否持久还是个未知数，这里的成功能否在美国其他地区如法炮制也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样，这确实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医生的精进：从仁心仁术到追求卓越》 作者：[美]阿图·葛文德 主编：王一方 译者：李璐）
12月的某一天，我和传染病专家黛博拉·横江、微生物学家苏珊·马里诺一起在医院巡视。她俩在医院的感染防控组工作，专职负责杜绝医院内病菌感染和蔓延的现象。这可不是个在人前闪耀光辉的工作，她们也都是非常朴实低调的人。横江45岁，马里诺50多岁。尽管外表普普通通，但她们已经成功处理过多次危机，比如流感军团病和致命的细菌性脑膜炎，几个月前，还控制了疑似疯牛病的传播。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每年有200万美国人在医院里受到感染，其中更有9万人死于感染。横江说，在感染防控组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其实不是与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对抗，也不是处理病患和员工中有时会产生的恐慌情绪，而是敦促像我这样的临床医生按照要求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做好了，就能够有效遏制感染扩散，那就是要及时洗手。
她们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她们在外科楼层里到处张贴提示海报;将原有的洗手池重新摆放位置，加装了一些新的，并将其中一些改造成自動式;专门斥资5000美元购买了“预防手推车”，车中存放了一些方便携带、外观也很漂亮的小包，每个小包里洗涤剂、手套、手术衣等用品一应俱全;对执行效果最好的科室，还发放免费的电影票以示奖励。尽管如此，情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洗手的次数仅为应有的1/3到一半，与其他医院并无区别。我们和流鼻涕的病人握手，从伤处剥除粘住的衣物，用听诊器紧贴汗湿的胸口，之后大部分人顶多是在白大褂上蹭几下手，然后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看下一个病人，在病历上狂写，甚至直接抓取食物。
曾经是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医生的手
让人尴尬的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一点儿也不稀奇。1847年，28岁的维也纳产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曾提出一项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医生们没有注意始终、彻底地保持双手清洁，因此造成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自己。产褥热也叫作产后热，在塞麦尔维斯的时代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那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细菌是产褥热的病因，在产妇分娩后通过阴道传染至子宫。
在塞麦尔维斯工作的医院里，每年有3000名妇女生产，其中600多人死于这种疾病，死亡率高达20%！相比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只有1%。塞麦尔维斯由此得出结论，是医生自己在病人之间传播疾病。于是，他下令在他的病房里，所有医生和护士在处理完一名患者后都必须用指甲刷和氯溶液擦洗双手。结果，产妇死亡率立刻下降至1%。这原本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说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在其他地方，医生的行为习惯并没有改变。有些同僚甚至被他的言论激怒，在他们看来，医生绝不可能杀害自己的病人。最后，塞麦尔维斯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反而被赶出了医院。
塞麦尔维斯本人行事古怪，他拒绝公开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也不愿意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试验来证实自己。相反，每当有人要求他提供证据时，他都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侮辱，总是满怀敌意地抨击对方。他自己的手下也反对他。丢了维也纳的职位以后，他又来到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会站在洗手池边严厉斥责每个忘记擦洗双手的人。人们开始故意躲避他，有时甚至暗中破坏他定下的洗手制度。塞麦尔维斯的确是个天才，但也是个狂人，这让他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直到20年之后，外科消毒法的创始人，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才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提出外科消毒的倡议，当然，他的阐述更为清晰，语气更令人信服，态度也更加谦恭。
可惜，在已经过去150多年的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怀疑，是不是一定要像塞麦尔维斯那样的狂人才能改变洗手这件事的现状。想想横江、马里诺她们面临的是怎样的挑战吧。人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上都有细菌存在，人手上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总量从5000个到500万个不等，头发、腋下和腹股沟里的细菌数量更为密集。手部深层皮肤的细菌，想要清除它们非常困难，即使擦洗和消毒也无济于事。最糟糕的地方非指甲缝莫属。因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颁布的指导方针要求，医护人员不得留指甲，并不得佩戴人造指甲。
普通肥皂最多只能起到中等程度的灭菌作用，其含有的去污剂成分能够去除不那么顽固的灰尘和污垢，连续洗涤15秒也仅能杀死少量的细菌。塞麦尔维斯就是发现普通肥皂的作用有限，才采用氯溶液来消毒的。特制的抗菌肥皂含有洗必泰等化学成分，可以瓦解微生物膜和蛋白质。不过，即使选用了合适的肥皂，想要正确地洗手，也要遵循一个严格的程序：首先，必须摘下手表、戒指和其他珠宝首饰（这些物品最容易藏污纳垢）;然后，用热的自来水湿润双手，涂抹肥皂并使肥皂泡覆盖手部的所有表面，直到双臂1/3的位置，肥皂泡的停留时间要遵照生产厂商的建议（通常是15～30秒）;冲洗整整30秒;用干净的一次性毛巾彻底擦干，最后用擦手毛巾关闭水龙头。接触任何一名病患之后，都必须重复上述步骤。
几乎没人能坚持完成上述流程，而且好像根本不可能做到。每天早晨巡房，住院医生都要在1小时以内检视20位病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通常也要接触差不多数量的患者。按规定，接触每位患者之后都必须洗手，这样一来，就算把每次洗手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医护人员也要花去1/3的工作时间专门用来洗手。而且，如此频繁地洗手还会刺激皮肤、引起皮炎，这本身就会导致细菌数量增多。
酒精凝胶的刺激性比肥皂低，欧洲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将近20年，美国最近几年才开始普及。这种东西使用起来要省事得多，大约只需花15秒左右把凝胶擦遍整个手掌和手指，让它风干即可。给液器可以放置在病床边，取用起来也很方便，无须专门走到洗手池边。有趣的是，纯酒精的杀菌效果并不好，酒精浓度在75%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杀灭细菌。 随着凝胶的普遍应用，遵守正确手部清洁程序的医护人员比率大幅提高，由原先的大约40%上升到70%。但让人头痛的是，医院里的病菌感染率却一点儿也没下降，这说明70%的遵守率根本就不够，还是会给细菌传播提供充足的机会。事实上，耐药性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的感染率还在持续增长。每天，横江都会统计当日的记录表。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她一起查看记录，发现医院的700名病患中有63人感染了MRSA（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另外22人身上发现有VRE（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很不幸，与美国各家医院的感染率不相上下。
超强耐药性细菌的感染率上升已经演变成全世界的噩梦。1988年，英国的一间肾脏透析室受到感染，VRE首次暴发性蔓延。到1990年，这种病菌走出英国国境，到其他国家安家落户，在美国，每1000名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当中就有4个被感染。而到了1997年，重症监护病人遭遇感染的概率竟然上升到23%。一旦，或者干脆更恰当地说，当更具危险性的微生物（比如禽流感病毒，或是从未见过的、更致命的细菌）出现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情形？“那将是一场浩劫。”横江说。
恐怕只有像塞麦尔维斯那样对洗手这件事无比执着才行。目前，横江、马里诺和她们的同事已经着手在医院的各楼层随机抽查。她们事先没有通知就直接进入各个病房，检查是否有溢出的液体未经处理，卫生间有没有打扫，龙头是否滴水，凝胶给液器是不是空的，针盒是不是装得太满，手套和医用罩衣是否储备充足等;她们还要看护士在处理病人伤口处的衣物和导尿管时是否戴了手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感染的通道;当然了，她们也会留意观察大家在接触新的病人之前有没有把手洗干净。一旦发现问题，她们总会毫不犹豫地当面指出。
她们讨厌这样工作，她们可不想自己成为抓捕感染的警察，这样既无趣也无效。医院共有12层病房，每层都有4个不同的分区，学塞麦尔维斯那样在洗手池边怒目而视？她们可做不到。而且，这样做的话，她们还要冒着招惹同事极大反感的危险。
我翻阅了业内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但是我遗憾地发现，那些致力于改变现状的试验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人们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种肥皂或洗手液，能够保持皮肤无菌几小时，这样事情就会简单多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只可惜这种东西还没被发明出来。一位专家因此半开玩笑地提议，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放弃洗手，大家都不去接触病人。
遇到困难时，我们总是期待出现毫不费力的解决办法，最好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把问题一笔勾销。不过往往都事与愿违。想获得成功，必须朝正确的方向迈进100步，虽然每步都很短小，但一步接着一步，不能犯错，不能松懈，人人都得努力投入。医生常常被认为是独立的脑力工作者，但其实比起诊断出什么疑难病例，确保每个人都洗手这种事能够更大地促进医学发展。
在李斯特的倡议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手术室里的消毒灭菌工作，但我们在医院病房里的表现却始终不尽如人意。两者的差别竟然如此巨大！在手术室里，没有人会认为清洗双手的遵守率达到90%就足够了。要是哪个医生或护士没有洗干净双手就接近手术台，我们都会惊骇不已。
李斯特时代以来，我们在手术室中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我们一定要穿戴无菌手套和手术服，戴口罩，戴帽子;我们在病人的皮肤上涂抹抗菌剂，在他们的身体上盖消毒铺单;我们把手术器械放进高压蒸汽灭菌器里消毒，如果某些器械过于精密，不能高压灭菌，我们会选用化学灭菌法……
洗手的革命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美国铝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奥尼尔曾经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主持一个地区性医疗改革试点项目。他把解决医院感染问题当作首要大事。为了证明问题可以解决，他安排工程师彼得·佩雷进驻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彼得设计出一个标准化供应体制，在病床边不但备有罩衣和手套，还有纱布、胶带和其他一切所需品，这样大家就不必为寻找这些东西在病房内外来回奔走了;听诊器最容易带来交叉感染，他在每间病房的墙上配备专用的听诊器。他开展并实施了几十项类似的简化性变革，既減少了感染蔓延的概率，也降低了保持清洁的难度。换句话说，他让医院的每个病房都像手术室一样运作。实施这种策略之后，通过医院传染致死的MRSA病例从每个月4～6例减少到每年4～6例，感染率下降了将近90%。
不过，尽管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和倡导行动，两年后，这家医院里只有一个科室还在坚持这些新做法。而且，在佩雷离开到别处去做另外的项目以后，原先那个科室也渐渐不再保持“查杀”了。奥尼尔失望地撤销了这个项目，因为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然而，关于变革的信念并没有熄灭。曾经协助佩雷的一名外科医生乔恩·劳埃德仍在继续苦苦思索变革的方法。“正向偏差”概念给劳埃德带来了启发，可以借助人们已有的能力而非外部建议来指示他们必须如何改变。到2005年3月，他和佩雷成功说服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的领导层，尝试用正向偏差法解决医院感染问题。他们与医院里各级别的相关人员一起展开了一系列历时30分钟的小组讨论。参与讨论的包括餐饮服务人员、大楼管理员、护士、医生甚至还有病人。每次会议，改革小组基本上都以此为开场白：“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解决医院感染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了解你们的意见。”没有人发出指令，也没有专家提出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大家争相献计献策。有人指出哪些地方还没放置凝胶给液器，有人提供防止罩衣和手套供应不足的办法，还有人点到一些护士的姓名，说她们似乎总能记住清洗双手，甚至还会教病人洗手。很多人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询问他们应该怎么做。
以往的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变化。40个新的给液器送到以后，员工们会自行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从前要是看到医生忘了洗手，护士们是不会当面提出的，现在知道其他护士会直接向医生提意见，她们也会照做;有8位物理治疗师不愿意戴手套给病人作治疗，觉得看起来傻乎乎的，但另外2个同事劝他们说，戴个手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医院网站和内部报刊上，改革小组把收集来的意见和医院里发生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毫无遗漏地公布出来，挨个部门张贴每月成果。当然，他们也实施细致的监督，例如，为每位入院和出院病人进行鼻腔细胞培养。投入试验改革一年后，整个医院的MRSA感染率就下降为零，要知道，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取得这样显著的进步了。
之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和犹太医疗基金会投资数百万美元，要将这个方法应用到全美国范围内另外10家医院里。劳埃德提出警告说，匹兹堡获得的成效能否持久还是个未知数，这里的成功能否在美国其他地区如法炮制也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样，这确实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医生的精进：从仁心仁术到追求卓越》 作者：[美]阿图·葛文德 主编：王一方 译者：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