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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它首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的观点，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阅读这篇文章，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46-0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称《大纲》）写于1943年9月底或10月初，是恩格斯年仅23岁时的著作，它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迄今已逾170周年。《大纲》是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作以前独立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它标志着恩格斯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產主义的转向，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是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完成的，而《大纲》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大纲》发表不久马克思即对其写下了详细的摘要。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引用了《大纲》的观点。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评价《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不破不立，尽管《大纲》的主要内容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大纲》的许多观点和文字还一直为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所提到或引用，其中《资本论》第一卷有多处引用了《大纲》的内容和观点，《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商业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对竞争以及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分析、对生产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观点等很多论述都可以在《大纲》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源头。
一、《大纲》中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
《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也首次在《大纲》中有所体现，尽管唯物史观是后来马克思全面加以阐述的。
在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恩格斯就是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的，并揭示出了不同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过是为了满足相应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已；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一系列范畴的同时，对其存在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正如其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1]；在分析资本、地租、竞争、垄断、危机等范畴时，恩格斯揭示了它们的历史性：由于这些范畴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这些经济范畴也将不复存在。
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关系的分析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近于成熟。恩格斯认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对立是“空洞无物的”，其根源在于双方将竞争和垄断割裂开来。恩格斯指出竞争无不是以取得垄断为目标，竞争又是以垄断为前提，垄断并不会消除竞争：“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而且只要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垄断的所有权也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经存在，它就是所有权”。[2]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揭示垄断和竞争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必然同时存在竞争和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抛开私有制来指责垄断或竞争都是“完全空洞的东西”，必然使“这两派中任何一派对另一派的指责，都不会不落到自己头上”[3]。其实就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看，由于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从根本上是为私有制辩护的，都有其阶级局限性和各自的片面性，因此它们任何一派都不可能对另一派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阶级本质的揭示
《大纲》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私有制辩护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4]“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5]
但资产阶级却有意无意地掩盖其学说的阶级本质，如“国民财富”一词，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6]又如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率”一词，也是用普遍意义上的效率掩盖了以资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效率，因此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强度也就成了提高“效率”的手段。但这里提高的只是资本家效率，它是以工人的效率——单位劳动所得——下降为代价的。
恩格斯在《大纲》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私有制导致的各种矛盾就越尖锐，作为为私有制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越不科学，越来越需要依靠“诡辩术”。由于“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7]“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8]150多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将研究对象局限在能够计量的范围内，或将那些不易量化的因素抽象掉，醉心于所谓精确和严谨之中，使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西方经济学外表越“科学化”，越“精确”，其本质就越不科学，越不精确。 三、《大纲》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大纲》站在雇佣工人阶级的立场，从维护雇佣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类生产发生了一系列分裂，在这个分裂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彼此对立、彼此斗争，而且每一种要素内部也存在对立和斗争：“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又将人的活动“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9]
私有制导致对立，对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方式。无序的竞争表面上看增强了社会活力，却使社会更趋于衰败：“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動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竞争还导致资本主义伪善的商业道德消失：“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歉收，他们利用一切事件，例如，当年的纽约大火灾。”[10]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根源，两极分化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固有规律，不通过解决所有制问题来解决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通常情况下，按照强者的权利，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果必定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11]
四、《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恩格斯在《大纲》中批判了经济学家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我调节而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周期性。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12]“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13]恩格斯还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后果，并把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14]恩格斯提出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法，实际上是消灭私有制，其中包含了计划经济思想的萌芽：“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15]
五、《大纲》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拱顶石”，通过对它的批判，“这块石头一旦坠落，整个大厦就倾倒”，因此，恩格斯在《大纲》中用了较大篇幅深入地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经济学上的绝望”，是“卑鄙无耻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
马尔萨斯人口论试图以“人口过剩”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而恩格斯指出，贫困、失业、危机等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它是资本主义竞争所导致的。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为了让事实符合自己的理论，而运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用的方法，即对不符合自己理论的事实视而不见：“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16]；马尔萨斯人口论将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但“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由于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仅就其最终结果而言；而生活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17]；此外，马尔萨斯根本没有认识到或忽略了科学的作用，也是其人口论错误的原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18]
恩格斯指出，所谓人口过剩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利益对立造成的：“只要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一方面的人口过剩和另一方面的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关于一国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会消失，那种认为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消失。”[19]所谓人口过剩是制度性的、相对的，并非生活资料的绝对缺乏，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引起的利益对立，马尔萨斯人口论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检视私有制的合理性。
注 释
①“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概念。在1956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即被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17][18][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81，59，56，56，60，57，58，72，75，83，74，74，75，74，80，80，80，80.
[责任编辑：庞 达]
关键词：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46-0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称《大纲》）写于1943年9月底或10月初，是恩格斯年仅23岁时的著作，它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迄今已逾170周年。《大纲》是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作以前独立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它标志着恩格斯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產主义的转向，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是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完成的，而《大纲》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大纲》发表不久马克思即对其写下了详细的摘要。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引用了《大纲》的观点。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评价《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不破不立，尽管《大纲》的主要内容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大纲》的许多观点和文字还一直为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所提到或引用，其中《资本论》第一卷有多处引用了《大纲》的内容和观点，《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商业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对竞争以及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分析、对生产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观点等很多论述都可以在《大纲》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源头。
一、《大纲》中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
《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也首次在《大纲》中有所体现，尽管唯物史观是后来马克思全面加以阐述的。
在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恩格斯就是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的，并揭示出了不同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过是为了满足相应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已；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一系列范畴的同时，对其存在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正如其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1]；在分析资本、地租、竞争、垄断、危机等范畴时，恩格斯揭示了它们的历史性：由于这些范畴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这些经济范畴也将不复存在。
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关系的分析所体现的唯物辩证法近于成熟。恩格斯认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对立是“空洞无物的”，其根源在于双方将竞争和垄断割裂开来。恩格斯指出竞争无不是以取得垄断为目标，竞争又是以垄断为前提，垄断并不会消除竞争：“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而且只要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垄断的所有权也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经存在，它就是所有权”。[2]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揭示垄断和竞争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必然同时存在竞争和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抛开私有制来指责垄断或竞争都是“完全空洞的东西”，必然使“这两派中任何一派对另一派的指责，都不会不落到自己头上”[3]。其实就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看，由于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从根本上是为私有制辩护的，都有其阶级局限性和各自的片面性，因此它们任何一派都不可能对另一派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阶级本质的揭示
《大纲》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私有制辩护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4]“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5]
但资产阶级却有意无意地掩盖其学说的阶级本质，如“国民财富”一词，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6]又如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率”一词，也是用普遍意义上的效率掩盖了以资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效率，因此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强度也就成了提高“效率”的手段。但这里提高的只是资本家效率，它是以工人的效率——单位劳动所得——下降为代价的。
恩格斯在《大纲》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私有制导致的各种矛盾就越尖锐，作为为私有制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越不科学，越来越需要依靠“诡辩术”。由于“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7]“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8]150多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将研究对象局限在能够计量的范围内，或将那些不易量化的因素抽象掉，醉心于所谓精确和严谨之中，使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西方经济学外表越“科学化”，越“精确”，其本质就越不科学，越不精确。 三、《大纲》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大纲》站在雇佣工人阶级的立场，从维护雇佣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类生产发生了一系列分裂，在这个分裂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彼此对立、彼此斗争，而且每一种要素内部也存在对立和斗争：“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又将人的活动“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9]
私有制导致对立，对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方式。无序的竞争表面上看增强了社会活力，却使社会更趋于衰败：“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動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竞争还导致资本主义伪善的商业道德消失：“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歉收，他们利用一切事件，例如，当年的纽约大火灾。”[10]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根源，两极分化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固有规律，不通过解决所有制问题来解决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通常情况下，按照强者的权利，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果必定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11]
四、《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恩格斯在《大纲》中批判了经济学家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我调节而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周期性。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12]“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13]恩格斯还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后果，并把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14]恩格斯提出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法，实际上是消灭私有制，其中包含了计划经济思想的萌芽：“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15]
五、《大纲》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拱顶石”，通过对它的批判，“这块石头一旦坠落，整个大厦就倾倒”，因此，恩格斯在《大纲》中用了较大篇幅深入地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经济学上的绝望”，是“卑鄙无耻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
马尔萨斯人口论试图以“人口过剩”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而恩格斯指出，贫困、失业、危机等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它是资本主义竞争所导致的。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为了让事实符合自己的理论，而运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用的方法，即对不符合自己理论的事实视而不见：“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16]；马尔萨斯人口论将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但“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由于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仅就其最终结果而言；而生活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17]；此外，马尔萨斯根本没有认识到或忽略了科学的作用，也是其人口论错误的原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18]
恩格斯指出，所谓人口过剩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利益对立造成的：“只要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一方面的人口过剩和另一方面的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关于一国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会消失，那种认为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消失。”[19]所谓人口过剩是制度性的、相对的，并非生活资料的绝对缺乏，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引起的利益对立，马尔萨斯人口论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检视私有制的合理性。
注 释
①“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概念。在1956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即被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17][18][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81，59，56，56，60，57，58，72，75，83，74，74，75，74，80，80，80，80.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