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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 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英国脱欧公投、所谓南海问题仲裁、在韩国部署“萨德”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变化，带来以下六个理论认识问题，值得加以探讨。
第一点：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两者不可分割
欧盟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欧盟内部久已积存利益与责任的矛盾，如机构体制和决策效率问题、有限的预算与利益分享不均问题。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鉴于各自利益的诉求以及在价值观、社会经济、法律法规乃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致使这些矛盾更趋凸显。
英国脱欧源于利益与责任两者之间的失调。英国自认为承担责任过重而获利不足，故而出现公投脱欧之举。酝酿公投历时三年多，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本意是想借助“脱欧公投”，博取党内“疑欧”派的支持，以赢得大选连任；同时以此作为与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迫使欧盟通过“改革”，为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获取更多权益。卡梅伦匆忙决定于6月23日举行公投，结果大为失算，事与愿违，被迫辞职。英国公投成为卡梅伦搞的一次自投罗网的政治赌博。其结果恰恰说明，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是否协调，决定着命运共同体的前途。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对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而言。面对大自然，人类无疑是命运共同体。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各国理应休戚与共、通力合作。但由于责任分担引起争议，总是磕磕碰碰，蹒跚而行。突出的是对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不同态度，以至于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寥寥到2015年的巴黎会议艰难取得进展，费尽六年的周折。
从社会层面来看命运共同体，更为复杂。例如反对恐怖主义，各国出于共同命运，本该义无反顾，同心协力加以应对。但由于责任分担问题，加之有人（尤其是美国）怀有自身特殊目的，三心二意，节外生枝，造成矛盾多多、困难重重。
看来，在提倡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同时，有必要强调两者与责任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的范畴。
第二点：不能将欧盟受挫与苏联解体等量齐观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有媒体将其比作苏联解体。这不符合事实。两者性质不同，前景也不会一样。
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内部涉及政治、经济、民族、理论、意识形态、文化、对外政策等诸多因素，执政党因素则是决定性的。用俄共中央现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话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外部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策动、颠覆和破坏。内因当然是主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概言之，导致苏联剧变的各种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执政党变质及其领导者的路线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苏联解体的内因，欧盟并不具备。欧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浪潮的推动下，从经济合作起始、渐进地最后由二十多个主权国家组合而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这与当年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就外因而论，美国对欧盟的态度与对苏联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不仅欧元对阵美元，尤其是提出防务一体化目标，客观上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但鉴于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奥巴马曾一再表示支持英国“留在一个强大的欧盟里”。面对欧盟几年来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有媒体对欧盟遭殃幸灾乐祸，声称是重蹈苏联之覆辙。这也许不难理解。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甚至把分化欧盟的历史倒退赞美为“具有划时代意义”。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非但没有恐慌，反而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态。他们立即召集会议，催促英国早点启动脱欧谈判。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上台后，7月20日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得以让启动谈判程序推迟到明年。
有人认为，英国脱欧之后或许更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理由是随后英国有可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此说让人存疑，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后TPP的命运尚存疑问。至于有人认为英国脱欧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终结”，未免言过其实，颇值得商榷。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个别国家如荷兰、捷克也流露出公投意向。但德、法、意、西、波等欧盟主要国家，大多数公民声称反对类似投票。英国脱欧几天后的民调显示，德国对欧盟会员资格的支持，上升19个百分点到81%。法国支持率增加10个百分点至67%。意大利支持率上升4个百分点至59%。西班牙参与问卷调查的民众中有81%的人表示留在欧盟是件好事。据路透社报道，如果举行一次公投，五国至少63%的人会投票支持留欧。
诚然，英国脱欧是欧盟继债务危机之后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但从战略高度看，这一举动抹杀不了65年来欧盟从煤钢共同体到今天经济—政治共同体，作为一体化典范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倡导“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中国，会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第三点：中美矛盾的本质在于彼此出发点的战略性差异
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裹足不前，究其根源在于彼此战略意图的差异。中国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在确认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所做的战略性选择，体现为常说的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中国提出与美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这并没有丝毫难度，但美国当局给人的印象总是在表面应付或巧妙回避。原因在于美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则是以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为前提，更多是策略性的选择。
美国对我国的战略性选择，不必讳言，那是处心积虑地要借助“颜色革命”之类的方式，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历史却是无情的，总是让它频频碰壁。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势头，美国“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于是不得不与中国开展广泛接触，同时又严加防范，不断施压，诸如在南海滋事、在韩国部署“萨德”等等，竭力保持其霸主地位和利益最大化。 中国基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崇高目的，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精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实现战略对接。唯独与美国难以做到战略对接，因为我们不能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接，不能与美国的双重标准对接。我们与美国甚至可以做到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应对气候化问题等）上合作，但那是属于局部性的内容，最多也就是具有某种战略层面的含义。
美国对华关系的策略性选择，必然具有“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和出尔反尔的权宜性，致使美中关系时好时差，起伏不定。中国满怀善意以各种方式推动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实质是促使其对华关系向战略性方向转变。
中美之间已形成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国非常重视，美国也不能忽视。如今需要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开拓前进。中美经济关系有着突破性进展，关键是如何真正做到政治互信或曰战略互信。
第四点：不应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混同起来批判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上有人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提并论，称之为都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是将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民族主义指的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把压迫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进步的民族主义同反动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进步的民族主义堪称爱国主义的同义语，成为抗拒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动力。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首，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文基因。而民族主义之极端化、偏激化，崇尚所谓民粹主义，则是狭隘的、负面的、排斥国际主义的。
有人在无端批判民族主义时，居然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深厚的民族情怀，统归之于所谓民粹主义横加批判。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当今中国青年需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又要具备对改革开放、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高度认知。年轻人有时难免产生偏激情绪，但其爱国主义热情十分可贵，必须加以保护。有人却热衷于撰文片面地批判“愤青”，缺乏对年轻人爱国主义情怀的珍惜。未来属于年青一代。对青年人应该满怀爱意，循循善诱，当然也要指出其不足，但不能一味地指责。
第五点：不应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时代
邓小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次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问题的论断。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 1984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 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 1988年12月21日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4]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巡讲话时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
邓小平一直将和平与发展称之为“两大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用“两大主题”，说：“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由此我们得出几点认识：其一，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问题或称主题，非常之重要，这是我们的党制定国内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认识基础。我们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过程中，首先要选择的是合作伙伴而不像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时代那样首先要考虑谁是敌人。基于这个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致力于与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当然，合作伙伴有全心全意与半心半意乃至虚情假意之分，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其二，党中央从来没有笼统地把现时代称作和平与发展时代。时代主要趋向与时代定义是有区别的。其三，当今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说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将我们的时代定义为和平与发展时代，那就难以解释天下并不太平的诸多复杂现象，反而会困扰自己。
第六点：不应用杜撰的美中两极论取代现实的世界多极化论
世界多极化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奠定其理论基础之后，已经30年了。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肯定世界多极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后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地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6]
30年来，每逢出现与美国地位变化相关的国际形势，围绕世界格局的争论就来了。例如美国猖獗时1999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国内外便刮起一阵美国“单极世界”论；美国倒霉时如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又掀起一股“无极世界”论。这叫作“唯美国马首是瞻”。自从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位之后，一度又扬起美中共管世界的“ G2”论。最近几年围绕世界多极化的非议有所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 G2”论又开始复燃。“世界格局两极化已经开始，并不存在多极化问题了”；“中美两极格局”2020年便可形成。针对我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对外方针，说在两极格局下，“结盟”是两个大国都不得不采取的战略，把结盟定义为“冷战思维”是教条主义。[7]
“ G2”论翻版的严重后果在于：其一，夸大中国的作用从而误导民众。其二，这无异于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佐料，为美国遏制中国提供“事出有因”的借口，甚至助长其气焰。其三，无视其他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在当今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作用。学术领域争鸣是正常的、必要的，但罔顾基本原则的杂音也应引起我们关注。
（责任编辑：魏银萍）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6] 在191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环球时报》记者2016年7月15日对阎学通的访谈。
英国脱欧公投、所谓南海问题仲裁、在韩国部署“萨德”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变化，带来以下六个理论认识问题，值得加以探讨。
第一点：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两者不可分割
欧盟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欧盟内部久已积存利益与责任的矛盾，如机构体制和决策效率问题、有限的预算与利益分享不均问题。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鉴于各自利益的诉求以及在价值观、社会经济、法律法规乃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致使这些矛盾更趋凸显。
英国脱欧源于利益与责任两者之间的失调。英国自认为承担责任过重而获利不足，故而出现公投脱欧之举。酝酿公投历时三年多，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本意是想借助“脱欧公投”，博取党内“疑欧”派的支持，以赢得大选连任；同时以此作为与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迫使欧盟通过“改革”，为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获取更多权益。卡梅伦匆忙决定于6月23日举行公投，结果大为失算，事与愿违，被迫辞职。英国公投成为卡梅伦搞的一次自投罗网的政治赌博。其结果恰恰说明，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是否协调，决定着命运共同体的前途。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对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而言。面对大自然，人类无疑是命运共同体。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各国理应休戚与共、通力合作。但由于责任分担引起争议，总是磕磕碰碰，蹒跚而行。突出的是对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不同态度，以至于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寥寥到2015年的巴黎会议艰难取得进展，费尽六年的周折。
从社会层面来看命运共同体，更为复杂。例如反对恐怖主义，各国出于共同命运，本该义无反顾，同心协力加以应对。但由于责任分担问题，加之有人（尤其是美国）怀有自身特殊目的，三心二意，节外生枝，造成矛盾多多、困难重重。
看来，在提倡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同时，有必要强调两者与责任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的范畴。
第二点：不能将欧盟受挫与苏联解体等量齐观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有媒体将其比作苏联解体。这不符合事实。两者性质不同，前景也不会一样。
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内部涉及政治、经济、民族、理论、意识形态、文化、对外政策等诸多因素，执政党因素则是决定性的。用俄共中央现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话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外部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策动、颠覆和破坏。内因当然是主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概言之，导致苏联剧变的各种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执政党变质及其领导者的路线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苏联解体的内因，欧盟并不具备。欧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浪潮的推动下，从经济合作起始、渐进地最后由二十多个主权国家组合而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这与当年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就外因而论，美国对欧盟的态度与对苏联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不仅欧元对阵美元，尤其是提出防务一体化目标，客观上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但鉴于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奥巴马曾一再表示支持英国“留在一个强大的欧盟里”。面对欧盟几年来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有媒体对欧盟遭殃幸灾乐祸，声称是重蹈苏联之覆辙。这也许不难理解。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甚至把分化欧盟的历史倒退赞美为“具有划时代意义”。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非但没有恐慌，反而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态。他们立即召集会议，催促英国早点启动脱欧谈判。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上台后，7月20日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得以让启动谈判程序推迟到明年。
有人认为，英国脱欧之后或许更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理由是随后英国有可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此说让人存疑，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后TPP的命运尚存疑问。至于有人认为英国脱欧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终结”，未免言过其实，颇值得商榷。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个别国家如荷兰、捷克也流露出公投意向。但德、法、意、西、波等欧盟主要国家，大多数公民声称反对类似投票。英国脱欧几天后的民调显示，德国对欧盟会员资格的支持，上升19个百分点到81%。法国支持率增加10个百分点至67%。意大利支持率上升4个百分点至59%。西班牙参与问卷调查的民众中有81%的人表示留在欧盟是件好事。据路透社报道，如果举行一次公投，五国至少63%的人会投票支持留欧。
诚然，英国脱欧是欧盟继债务危机之后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但从战略高度看，这一举动抹杀不了65年来欧盟从煤钢共同体到今天经济—政治共同体，作为一体化典范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倡导“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中国，会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第三点：中美矛盾的本质在于彼此出发点的战略性差异
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裹足不前，究其根源在于彼此战略意图的差异。中国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在确认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所做的战略性选择，体现为常说的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中国提出与美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这并没有丝毫难度，但美国当局给人的印象总是在表面应付或巧妙回避。原因在于美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则是以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为前提，更多是策略性的选择。
美国对我国的战略性选择，不必讳言，那是处心积虑地要借助“颜色革命”之类的方式，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历史却是无情的，总是让它频频碰壁。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势头，美国“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于是不得不与中国开展广泛接触，同时又严加防范，不断施压，诸如在南海滋事、在韩国部署“萨德”等等，竭力保持其霸主地位和利益最大化。 中国基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崇高目的，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精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实现战略对接。唯独与美国难以做到战略对接，因为我们不能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接，不能与美国的双重标准对接。我们与美国甚至可以做到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应对气候化问题等）上合作，但那是属于局部性的内容，最多也就是具有某种战略层面的含义。
美国对华关系的策略性选择，必然具有“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和出尔反尔的权宜性，致使美中关系时好时差，起伏不定。中国满怀善意以各种方式推动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实质是促使其对华关系向战略性方向转变。
中美之间已形成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国非常重视，美国也不能忽视。如今需要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开拓前进。中美经济关系有着突破性进展，关键是如何真正做到政治互信或曰战略互信。
第四点：不应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混同起来批判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上有人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提并论，称之为都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是将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民族主义指的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把压迫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进步的民族主义同反动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进步的民族主义堪称爱国主义的同义语，成为抗拒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动力。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首，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文基因。而民族主义之极端化、偏激化，崇尚所谓民粹主义，则是狭隘的、负面的、排斥国际主义的。
有人在无端批判民族主义时，居然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深厚的民族情怀，统归之于所谓民粹主义横加批判。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当今中国青年需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又要具备对改革开放、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高度认知。年轻人有时难免产生偏激情绪，但其爱国主义热情十分可贵，必须加以保护。有人却热衷于撰文片面地批判“愤青”，缺乏对年轻人爱国主义情怀的珍惜。未来属于年青一代。对青年人应该满怀爱意，循循善诱，当然也要指出其不足，但不能一味地指责。
第五点：不应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时代
邓小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次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问题的论断。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 1984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 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 1988年12月21日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4]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巡讲话时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
邓小平一直将和平与发展称之为“两大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用“两大主题”，说：“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由此我们得出几点认识：其一，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问题或称主题，非常之重要，这是我们的党制定国内和国际战略的重要认识基础。我们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过程中，首先要选择的是合作伙伴而不像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时代那样首先要考虑谁是敌人。基于这个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致力于与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当然，合作伙伴有全心全意与半心半意乃至虚情假意之分，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其二，党中央从来没有笼统地把现时代称作和平与发展时代。时代主要趋向与时代定义是有区别的。其三，当今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说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将我们的时代定义为和平与发展时代，那就难以解释天下并不太平的诸多复杂现象，反而会困扰自己。
第六点：不应用杜撰的美中两极论取代现实的世界多极化论
世界多极化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奠定其理论基础之后，已经30年了。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肯定世界多极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后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地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6]
30年来，每逢出现与美国地位变化相关的国际形势，围绕世界格局的争论就来了。例如美国猖獗时1999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国内外便刮起一阵美国“单极世界”论；美国倒霉时如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又掀起一股“无极世界”论。这叫作“唯美国马首是瞻”。自从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位之后，一度又扬起美中共管世界的“ G2”论。最近几年围绕世界多极化的非议有所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 G2”论又开始复燃。“世界格局两极化已经开始，并不存在多极化问题了”；“中美两极格局”2020年便可形成。针对我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对外方针，说在两极格局下，“结盟”是两个大国都不得不采取的战略，把结盟定义为“冷战思维”是教条主义。[7]
“ G2”论翻版的严重后果在于：其一，夸大中国的作用从而误导民众。其二，这无异于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佐料，为美国遏制中国提供“事出有因”的借口，甚至助长其气焰。其三，无视其他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在当今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作用。学术领域争鸣是正常的、必要的，但罔顾基本原则的杂音也应引起我们关注。
（责任编辑：魏银萍）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6] 在191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环球时报》记者2016年7月15日对阎学通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