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群体事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诉求的，另一种是无诉求的。工人讨要欠薪、要求增加工资；居民反对某项工程、抗议环境污染；失地农民要求补偿等等，都属于第一种类型，即有诉求的抗争。在这种类型中，行动者的群体身份比较清楚，通常会明确提出主张。他们还会采用各种传播手段来放大声音，希望将诉求传达给大范围的社会公众。
　　而无诉求的群体事件，大多是所谓“泄愤事件”。在此类事件的报道与网络传播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冲突与愤怒的“场面”（照片或视频），还可能看到转述者的各种评论，却唯独看不到当事者自己的诉求与主张。假如我们想仔细聆听诉求，那么泄愤事件是“静悄悄”的，即当事者不说话。因此，无诉求事件在传播层面上既呈现为一系列暴力性的行动场面，同时又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寂静”性质。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无诉求群体事件往往起因很小，场面很大，两者之间极不对称。许多所谓起因，只是生活中的小小纠纷，按理不至于有多大冲突，然而事实上却突然引发大规模冲突。这个特点，令所有的事件亲历者和观察者都无一例外地深感惊讶。
　　微小起因与爆炸性扩散并存，会使我们对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的常规分析失效，会使管理当局与警察力量陷入困境。
　　首先，微小纠纷无处不在，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对此永远绷紧神经。究竟对哪一个微小问题的处理不慎，会引致爆炸性后果？这涉及太多的偶然因素及其偶然汇聚，几乎无法预测。
　　其次，微小纠纷之所以可能越处理越变大，是因为其中的关键转折点难以捉摸。转折点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增强，反复震荡放大，直至不可收拾。它像旋涡或者螺旋通道，使各种因素相互纠结、错位变形、恶性循环。例如，警察的出现导致紧张，紧张带来混乱，混乱要求更多的警察，从而使场面更紧张。本来用于解决问题的手段，瞬间变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并惹出更多问题。可以说，一旦过了某个点，解决冲突的手段，就会诱发新冲突。已经发生的冲突，就会成为继续冲突的原因。于是层层升级，暴力扩散。
　　再次，也最重要的是，微小起因演化成巨大冲突，它的中间媒介是社会心理。常言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爱恨恩仇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凝聚很多东西，也折射很多东西。某种共同分享的不满和愤恨一旦被激活，就等于吹响集结号。它的传播速度与广泛获得应答的速度，快过快速部队。当各种不满或愤怒被调动出来时，原本不相关的因素变得相关，原本不在场的因素变得在场。而微小起因的当事者和最初在场者，反倒会被迅速晾在一边，变成退场者与旁观者。“缺场”与“在场”关系的这种神奇改变，就是社会心理的强大功能之一。由此也说明，“寂静”本身就是一种声音，而无诉求则表达了无穷的诉求。
　　没有哪个行政当局乐见此种局面，它确实令人头痛无比。难处在于，对于日常生活的微小纠纷进行调解时，政府力量的干预和介入总是显得成本太大。然而，对于社会心理层面上激起的冲突来说，由于涉及盘根错节的体制弊病，谁都无力解决，这又等于具体政府显得力量太小。这就是“太大太小困境”。它使政府进退失据，两头难做；它日复一日地伤害公民利益与心理。它说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中，有深深隐藏的病。
　　回到本文开头，在两种可比较的冲突类型中，不如索性承认，有诉求的冲突才是好的冲突。我们不如将单方面的“危机应对”，改造成为共同参与的“冲突学习”。“有困难找警察”，何妨改成“有诉求，要表达”。诉求的合理表达、聪明表达、有组织表达，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过程是“社会力”的自我教习。提出诉求意味着希望对话，希望谈判，这才有可能协商、让步或者共赢。
　　假如不肯发展诉求表达机制，那么，无诉求冲突就成为无法规避的风险。它根本不是什么“社会燃点太低”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公平感与个人挫折感反复叠加的社会过程。政府官员将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任何一个微小举动，会不会就是导致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