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吴老师您好，您三十多岁才拥有去上大学的机会，会觉得这是人生的遗憾吗？
　　A：当时考大学真的很难，十二届学生一起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几。但在大学四年中，系统的文、史、哲、外文的学习，还有扎实的新闻理论、新闻实践课程，为我以后的新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很感谢新闻系的老师们。
　　Q：您当初为何会选择新闻系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呢？
　　A：1978年参加高考时，我已经32岁了。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历史系的考古专业，最后被人大的新闻系录取了。知道录取结果后，我是很忐忑的，因为平时的我是内向而木讷的，并不善于言辞和交际。后来人大新闻系的氛围深深感染了我，大家在学习上积极奋进，在写作上笔耕不辍，在生活中互相帮助，让我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开心。
　　Q：在人大新闻系的四年，您觉得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什么呢？
　　A：我觉得是人大教会了我如何去做一个不忘历史，知恩感恩的新闻人。大多数的知识都可以通过学习去弥补，但在大学中获得的言传身教是弥补不了的。
　　Q：毕业之后，您曾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师生涯里，您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呢？
　　A：当时我是作为人大对杭大新闻专业创建的支援人员去杭州的。杭大新闻专业初创时，只有五名教师，后来又有两名教师离开，剩下我们三位老师苦苦支撑，终于在1988年重建了杭大新闻系。
　　Q：后来离开大学，您为何会选择《农业信息报》？以您的学历和资历，应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吧？
　　A：当初也有很多人质疑我的选择。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大学生，不太可能会安心地编农业报。
　　但其实，我对农村、农业、农民并不陌生。我插队的宁夏六盘山区几乎“贫瘠甲天下”，那里是老少边穷地区，老乡没钱买盐，只能吃淡饭、酸菜;没钱买油灯，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只能早早睡觉;他们甚至没钱买布，寒冬腊月里，光着屁股，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我不会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十年间，我与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六盘山区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当过农民，到《农业信息报》工作后，我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Q：《农业信息报》18年的从业经历，您有哪些经验可以与我们这些从事新闻行业的后辈分享的？
　　A：从事新闻，除了关注信息的真实性和事件的时效性，更需要立足自身定位，关注读者需求。18年中，我收到近千封读者来信，对每封来信，我都像朋友来信一样仔细阅读，认真处理。有些来信经改编后刊用，还有一些反映问题的来信，我也会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因为关注读者需求，我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了解农村的新变化和农民的新需求，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为报刊的版面增添了新内容。比如农村长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知识极其匮乏，我就在我负责的“生活之友”版中，介绍了诸如农药中毒、稻田皮炎等四五十种农村常见病的防治方法，很受读者喜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副产品价格全面放开，农民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我曾向省粮食厅、省物资局、省畜牧局等部门约稿，请他们及时提供相关农副产品的商品行情表。一张表少则几十条信息，多则几百条信息，密密麻麻排满了版面。得知有些农民产品滞销，我就在市场版开设了“市场信箱”栏目，为农民牵线搭桥，寻找销路。能在编辑岗位上，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读者排忧解难，这让我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
　　Q：在您看來，新闻学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专业学科，对于普通大众有什么价值呢？
　　A：在我看来，普及新闻学有利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我曾在《农业信息报》中开设了“新闻园地”栏目，普及新闻写作和新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力求让当时县以下的基层通讯员和广大新闻爱好者对新闻有更多的了解。正是因为这一栏目对新闻学知识的普及，让我们后来对来稿的修改工作量大大减少了，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