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2020年的春天，理性的李泽厚，在某个时刻，陷入了感性的情境。“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怅何如之。”这是他为一本选集的序言写下的一段文字。他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想到了故乡湖南。
　　博尔德已经有七十多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来说，比例太高。2月的时候，李泽厚在家做平衡运动，摔伤了腰椎。很快，疫情蔓延了整个美国。他年事已高，担心去医院治疗时感染病毒，“我这个年龄，要是感染了，肯定没命了。”
　　他一直待在家中，看着窗外，从冬天到春天，再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感觉并不好。他在几年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眼睛也越来越差，身体还有一些别的毛病，这多少会影响心情。他说话有些吃力。在越洋电话中，我们聊了多次，才完成了此次访谈。他的头脑惊人地清晰，但时间不长，就能听到电话那头逐渐急促的呼吸声。这时，我们会停下来，第二天再谈。我提出两次访谈之间能否间隔几天，好能够让他没有这么疲惫。他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拖得太久，会让他一直有心理压力。他是急性子的人。
　　北京时间临近中午，博尔德时间正是晚上。谈及的话题在千年间穿越，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好几次，在第二天访谈的时候，他会说，昨晚聊完之后，精神太兴奋，要吃双倍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一直靠安眠药生活，家里有十几种安眠药，视失眠程度而使用。有的安眠药药性很强，几乎可以说是麻醉药。他早上起得晚，有时一天吃两顿饭。晚餐时间大多在7点。晚上则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前段时间，因为腰伤，他整天躺在床上。现在，他行走仍不方便，努力让自己坐着，担心像许多老人那样，躺久了便再也起不来了。
　　他并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一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中西马

　　李泽厚在6月13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他收到了许多祝福。他从不大办生日，只是和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在家里吃一顿饭，喝几杯上好洋酒。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即使见面，李泽厚也并不喜欢闲聊，他总是在思考问题。我在2011年初拜访过他在美国的家。他带着我在每一层楼都转了转，到客厅一坐下，马上进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历史与哲学，是打开他精神世界的两扇门。而情与理，是门里的两条交叉路径。
　　劉悦笛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2003年他进研究所的时候，李泽厚已经退休多年。李泽厚50年代到研究所工作时，工作证是“哲字〇一号”。那时候哲学所没几个人。
　　这3年，身体不好，李泽厚没有回国。以往每年，他都会在国内住一段时间，会在饭桌上和哲学所的一些在职的和退休的同事们聊天。70后刘悦笛是其中的小辈。他们聊得投缘，有时候单独见面会把一整瓶酒给喝了。李泽厚酒量大。
　　“他是我遇到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刘悦笛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放马过来，你来批我啊。但是他非常固执，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定。”刘悦笛认为跟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
　　2013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刘悦笛到纽约大学访学一年。2014年元旦，他和朋友开车横穿好几个州，来到李泽厚位于博尔德的家。他记得李泽厚的夫人做的特别好吃的以色列风味饭菜，还有李泽厚家屋后的四棵松。“其实是三棵半松，有一棵松是断的。”刘悦笛说，“冯友兰有三松堂，我就说，你这应该叫三松半堂。”
　　那几天，他们都在聊天。哲学家是他们聊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被视作李泽厚对手的哲学家，比如牟宗三。“牟宗三是他一个主要的对手。再往前，他的很多观点是针对王阳明的。500年来，心性学说主导中国传统思想界。李泽厚一直反对这样的状况。当然，有人说李泽厚是当代王阳明，这个说法会让他高兴。”

　　在李泽厚看来，心性学说只是一部分儒者的追求，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智慧。他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上，他愿意面对更广阔的生活。刘悦笛认为李泽厚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的一个倾向。“儒学传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他这里都有体现。”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说法——打通中西马。
　　“有人觉得怎么能把中西马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吹破天下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李泽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刘悦笛说，“这是我对他的思想定位。”

读者

　　与许多人一样，刘悦笛是在高中读了《美的历程》。读大二的时候，老师推荐他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我的哲学入门书，也是理解李泽厚哲学的关键。”
　　李泽厚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早，读中学时，看了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大用图书公司，1948年版）。手册选取了英国人朋斯（（Emile Burns）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中的“马恩哲学精义”部分，命名为“新哲学”。他受影响最深刻的是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费尔巴哈章”，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此章晦涩难读，李泽厚说自己是硬着头皮啃下来（以后也多次研读过），并完全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至今没多少根本上的改变。他觉得比较起来，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较高。从一开始，自己的实践论与唯物史观便不可分割。直到现在，他仍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科技、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他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hard core），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50年代参与到美学论争中时，他的美学观点被称为“实践美学”。 　　李泽厚在思想上早熟。苏州一中的教师杨斌发给我几张李泽厚中学作文手稿复印件，大多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就。其中一篇是《反东坡晁错论》。16岁的李泽厚在作文中写道：“魏征有言：‘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其君。’鲁人不用孔子，孔子行;故大丈夫行事，宜再三择之而后可，非聪明睿智之主，则不能舒我才，而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何复倦倦于此哉？”这样的文字出自中学生之手，令人惊叹。李泽厚的母亲曾拿他的作文给别人看，别人以为这是大学生所写。
　　正在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的杨斌，很多年前只是李泽厚的一位读者。他在苏北灌南中学的阅览室里读到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时，被其文字所吸引，“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杨斌开始想方设法找李泽厚的书来看。后来，已调到苏州一中的他看到了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谈录《浮生论学》，里面谈及许多个人经历，让他对李泽厚越发感兴趣。他产生了和陈明联系、了解李泽厚的想法。陈明当时是《原道》杂志主编，杂志上有编辑部电话，杨斌照着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周末在办公室加班的陈明。陈明很忙，说，我把电话给你，你直接跟他讲吧。
　　杨斌不敢拨这个电话。“我跟他距离太远，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这么一个普通读者对话。”
　　电话在杨斌手上一放就是五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有段时间嗓子不好，没有上课，比较无聊”，他鬼使神差地拿出那个放了五年的号码，拨了出去，那是他第一次打越洋电话。李泽厚在电话里问他，你是谁？杨斌说，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跟年龄不相称。“他一听这句话就很高兴，笑了。他说，你觉得我的声音很年轻吗？我说是，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放松，距离就拉近了，没有那种隔膜感。就像熟悉的人一样，聊起来了。”

　　李泽厚2009年回国的时候，杨斌正好去天津出差，办完公事，到北京见了李泽厚。李泽厚带杨斌进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他挑了一本《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他没有的书。那次始于下午3点的聊天，李泽厚原本打算聊一个小时，结果聊了3个小时。这让杨斌感到意外。
　　我几乎有同样的经历。第一次采访李泽厚也是在2009年某个下午，同样是3点开始，原本计划聊一个小时，结果一直聊到晚上8点半，大家都完全忘记了吃饭。李泽厚看重年轻人和学界以外的读者。
　　聊天的地点是社科院宿舍。在80年代，李泽厚工作的社科院哲学所有三百多人。“那是社科院最鼎盛的时候。”刘悦笛说。如今社科院哲学所一百多人，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还在那儿工作，已是学部委员。
　　李泽厚并不要求学生读自己的书，他们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李泽厚并不赞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导论中表达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的不同看法。这在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并不多见。这次采访李泽厚，他说，不必再采访他的学生，学生们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过去，未必知道他有哪些新想法。
　　广东江门的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多的人。李泽厚的字写得潦草，许多人认不出来，马群林是少数能辨清李泽厚笔迹的人。马群林说，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写作，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请家人帮的小忙，如用手机拍照，他也拒绝，都是一个人单干。
　　李泽厚的国内稿费由马群林保管。马群林曾帮助李泽厚编辑青岛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十几万的版税，李泽厚要赠予他，他坚决不要。近几年，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我年纪大了，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

　　1979年上大学的马群林说自己是“新三届”，李泽厚对他们那几批大学生影响太大。80年代，如何兆武所说，李泽厚“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
　　马群林近年编选了几部李泽厚论著，全程参与了李泽厚近年一些著作的出版，但他们从未谋面，只打过几次电话，平时主要是通过邮件、微信联系。
　　在马群林看来，李泽厚不拘小节，乐于助人，友善真诚。“你提的意见、建议只要好，他都会重视、采纳，不管你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但马群林又说，李泽厚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不会迁就和讨好谁，讨厌虚伪和不诚实，直道而行，极具个性（有人说是“特异”性格）。
　　李泽厚不愿谈自己的经歷，马群林偶尔问及，“他就用几个字回你，或者默不作声。”
　　杨斌在为李泽厚编撰年谱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序言由谁来写？杨斌根据平时和李泽厚的交谈和理解，认为请李泽厚的朋友和学生写都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只能说好话，而在编撰年谱时，李泽厚多次表示不要引用学生对他的评价，那样不合适。杨斌最后用了学者贾晋华的文章作为代序。贾晋华序言的部分文字来自于她的《